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新时代新的转型创新
    暨第8届复旦大学地产金融同学会年会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回到复旦参加我们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新时代新的转型创新暨第8届复旦大学地产金融同学会年会，我是杨燕青。我们今天的论坛由优酷独家视频直播。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云摄影团队实时拍摄上传高清照片。今天的论坛是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交时代。中国在十九大之后进入了新时代，全球对中国的新时代都予以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的核心是什么。有一个解读在十九大中看到，其中一个是创新力和竞争力，转型创新，创新就是创新力，转型可能就是竞争力，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主题。全球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时刻，首先我们知道，全球的金融危机10周年之后，全球的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一起联手走出了危机，包括带会有非常多的机构，刚刚发布了报告，对全球经济有一个研判，在这样看来比较乐观的背景下，全球的主要央行都退出以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今年美联储和中国央行也会迎来新的转变，所以全球的金融市场在今年会有非常多的新布局出现，所以今天的首届国际金融论坛针对全球会有非常多的尝试。科技现在也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把我们的商业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沟通的方式都代入了新的时代。我觉得经济金融包括科技，包括选择和社交的沟通，这个是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全球大背景，中国在这样大的全球背景下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和全球的互动也进入了新时代，所以今天有全球最重要的领袖和我们一起探讨全球和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怎么样的互动。当然我们重点讨论2018年，今天到场的嘉宾都是复旦全球和中国重要的领导。首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感谢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市金融办主任。郑杨，上海吃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先生。复旦大学党委负书记，许争女士。谢谢。我们同时还有来自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常军红女士。同时非常热烈祝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魏尚进先生。泛海现在在非常重要的上升时刻，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欢迎复旦大学地产金融同学会会长施德容先生。上海市杨浦区委常委、副区长，丁欢欢，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一华先生。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投行业务委员会总裁，朱健先生。世界银行中国、蒙古、韩国局局长，Bert  Hofman先生。复旦大学地产金融同学会执行会长，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EED副主任，李元红。复旦大校友俱乐部主席上海老街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卫家。复旦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首先进入致辞阶段。首先有请焦扬女士为我们致辞。    
   

     开幕致辞
    
    焦扬：尊敬的郑杨主任，Bert  Hofman先生等等，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相聚负担具有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围绕中国和世界经济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问题，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碰撞思想，交流智慧，首先我代表复旦大学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校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在座各位长期以来对复旦大学，对泛海金融学院以及复旦的各项事业发展给予支持关注的杨浦区。上海金融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来，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了社会前列，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重要的时点，我们迎来了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诚邀各位重量级嘉宾，围绕新形式，新时代下的转型创新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金融的问题与挑战，展望中国与世界经济金融的格局与未来，这次论坛的举办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各位嘉宾，各位校友。作为一所党和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作为一所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有深厚底蕴和扎实基础的高校，复旦大学理应融入新时代，服务新时代，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去年6月在各方通力协作下。复旦大学与杨浦区政府，泛海集团合作共建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式开办，这也是首家由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创办的国际化的金融学院，希望通过5—8年的时间，立足战略高度，理论深度，实现广度和宽度，把泛海金融学院建设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人才培养阵地和智库重地，同时我们办好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争取打造成为学校和学院的旗舰品牌，力争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影响，在服务决策资询，培养一流人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办好论坛首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大力推进理论创新，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注着中国独特的实践和创新，传统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已经没有办法解释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实践当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的思想，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果，是主导新时代我国科技发展的新理论，我们要依托上海国际金融平台这一平台，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凝练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进一步实现新概念，新规律，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和金融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光是上海自己的事情，我们理解，这也是一项国家战略。
    当前上海处在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党的十九大强调，未来三年，我们要着重打好三个攻坚战，也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坚决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打好防范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护金融风险，上海是金融改革先行区，上海在防范金融改革方面的积极探索具有示范效应。对于打好三大攻坚战中的第一大战略具有重要的样板意义。复旦上海金融学院集聚了国内外优秀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我们要让我们的学者与市金融办，与杨浦区保持密切互动，鼓励学者把学术研究与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乐的生动实践相结合，与杨浦区建成科技金融功能区深度实践相结合，与防范金融风险的深度实践结合，更好发挥滋政辅政作用，我们期盼出席论坛的嘉宾和专家通过这一平台，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理论深入探讨，积极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集智聚力。让我们的论坛成为服务政府经济和金融决策的思想智囊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新时代发展的人才。
    当前复旦大学围绕党中央的布局，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建设一流经济学和金融学科，培养一流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人才，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获得了A+等级评估评价，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彰显了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科的深厚底蕴和不懈努力。我们将以双赢的建设为契机，以立得树人为任务，着力培养具有人文情怀，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金融领袖人才，为国家和上海改革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我们希望发挥上海国际金融论坛这一平台的作用，邀请更多政界，业界，学界专家围绕金融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分享交流智慧，让更多的复旦学子享受思想和学术的盛宴。投身新时代发展的使命担当。我们也希望依托这个平台凝聚更多的校友力量，加强沟通交流，共同为国家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各位嘉宾，各位校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相信，在上海市政府，在市金融办，杨浦区的关心指导下，在世界各界的关注下。在广大校友的支持下，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一定会越办越好。成为沟通经济金融学界业界的纽带，研讨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的思想前沿，服务国家上海的重要品牌，为服务中国，上海，经济金融书写浓抹重彩的一笔。最后祝大家在复旦渡过美好的时光。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焦扬书记给我们今天的论坛框定的从全球到中国到上海，包括经济学科、金融学科建设，给我们框定了非常好的研讨基础，同时给我们提出了非常高的期许。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国际金融论坛。我们今天的论坛一定不辜负焦扬书记的期许，我们一定半它办成最好的国际性论坛。刚才焦书记讲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它和中国的经济崛起的地位在未来会相衬，上海讲营商环境，上海是经济的中心，航运的中心，贸易的中心，金融的中心，又是金融创新前沿，所以上海是金融重镇但是也会有金融风险。先面有请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市进金融办主任，郑杨先生。有请。
   
    郑杨：尊敬的焦扬书记，谢坚钢区长、林毅夫院长，Bert  Hofman先生，魏尚进主席等，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新年伊始，万象更新，非常高兴受邀来到这里参加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2017年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同时我们还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本次论坛此次召开，以新时代下的转型创新为主题，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展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未来，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促进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具有积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金融核心的地位，初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目前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金融中心个城市之一，2017年上海的金融市场交易总额约1430万亿元，拥有持牌金融机构1537家，成为中外金融机构的重要集聚地，上海的GDP比重达到了17%左右，2017年9月，英国GYED集团，发布了全球金融指数，排名当中上海跃升到全球第六位，体现了投资者对上海金融建设的肯定和信心。
    各位嘉宾，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决胜期，也是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刺阶段，我们将紧紧咬住2020年基本建成，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这个大目标，进一步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加强自贸试验区与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发展，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整合协调，争取更多的重大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在上海先行先试，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的改革，以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拓展自由贸易的功能和服务范围，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战略的可兑换，打造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人民币的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和全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健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把服务实体经济作用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增强金融市场金融配置能力，加强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支持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为全国提供金融服务。三是扩大金融开放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提高金融开放，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推动金融服务业最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外资机构，扩大开放，推动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互联互通，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全球金融网络体系和支撑体系。四是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加快形成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推动建成上海金融司法体系建设，着力提升金融信息化的水平，健全和完善社会金融体系，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一行三会的支持下，积极强化综合监管，功能监管，把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重要的位置，
    各位嘉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复旦大学是社会知名的高等学府，人才济济，卧虎藏龙，希望各位复旦的精英未来能继续关注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多多献策，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主持人：非常感谢郑杨主任。郑主任讲到了好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目前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时间表上，我们和国家2020年之前的攻坚战这个时间表完全是吻合的。和国家步伐要走在一起，怎么走呢，郑主任从几个角度给我们指出了方向，非常高兴听到郑主任讲到上海的几个国际金融机构，有NDB，还有一个CCP12，这个是中央全球金融交易对手方，我期待2020年我们会走的更远，上海未来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国际金融机构中心。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的新时代就是针对我们2035年这样一个非常远大的前景，甚至是2050年，回到现在，上海非常多的，我们要发力的角度，科创中心也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同时我们知道，杨浦区在科创角度是最重要的区。下面有请谢坚钢先生为我们致辞。有请。
   
    谢坚钢：郑主任，刘院长，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复旦大学感谢这次论坛的主办方，我对各位嘉宾来到复旦，来到杨浦表示热烈欢迎，对长期以来对我们杨浦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论坛是以新时代下的转型创新为主题，让我感触很深，杨浦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就是体现了转型和创新这样的关键词，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就是依托区域的科教资源的优势，坚持了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理念，成功的走出了一条，从工业杨浦到知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的转型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杨浦先后被命名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以及全国双创基地，去年9月份第三届全国双创主会场在杨浦举行。应该说是非常圆满，李克强总理发来了贺信，委派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参加了开幕式，时任市委书记韩正先生，参加了非常隆重和圆满的活动周，所以杨浦创新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金融是创新助推器，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多元化的科技金融体系，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科技金融区，引领杨浦实现更高质量的创新转型发展。也希望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杨浦和复旦，以及和其他高校之间的联动，更好的依托复旦大学以及我们复旦的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负担地产金融学会等优势，不断在课题的研究，人才的培养，产品的创新，项目的对接等方面。建设合作，为我们杨浦区科技金融功能区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新时代，新气象要有新作为，在美好的时代。我们希望与各方携手，加快杨浦双创的文化，打造科技金融功能区的品牌。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贡献力量，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也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您带来了杨浦区朝气蓬勃的精神，这个精神和百年复旦的积淀，推动国家方方面面的重任，同时杨浦区给了我们新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复旦得到了新的融合。我们今天的主办方除了泛海之外还有复旦大学金融地产同学会，要请出同学会会长，施德容先生为我们致辞。有请
   
    施德容：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复旦大学地产金融同学会都在这里相聚来举行新年的论坛，聆听著名的专家学者为我们带来新一年的国际国内政府经济的发展预测和研判，今年我们这个论坛和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共同举办，让我们刚才到非常荣幸。复旦泛海是应运而生的。面向世界金融发展的全球视野，我们复旦大学地产金融同学会，聚集了当今房地产业的精英和成功人士，我们的年会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因为我们执行会长受邀加盟了泛海学院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因此我们第八届今年的年会是和泛海学院一起举办了。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同学们新一年的发展和进步带来启迪和指引，欢迎全国乃至全球，出席本届年会的校友们，母校情，同学情，我们每年不远万里来相聚，一起来关心和帮助母校，我们表示感谢，对杨浦区领导表示感谢，同时向筹备此次同学会的同事们，以及泛海学院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年会和泛海一起合作更精彩，而我们的同学会新的一年也会抓住机会，迎接挑战，希望我们的同学会发展的更好。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施会长，他感谢了所有人我们要感谢他。最后一位致辞人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辅打大学泛海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魏尚进先生。掌声有请。
   
    魏尚进：尊敬的焦扬书记，郑杨主任，谢区长，施会长，各位嘉宾，各位复旦校友，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有机会和400位嘉宾相遇，和大家一起回顾中国40年的成就与经验，展望2018年的世界金融形式，期待中国和世界下一个40年的奇迹，上海国金学团队和我都感觉非常荣幸。40年前中国GDP按照人均是全世界倒数第三，现在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里较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按照GDP总量市场对比来看是世界第二。十几年前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增长的第一贡献者。超过美国，40年以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变，其中教育科研事业也为各行各业输出了人才，步入新的时代，金融业得到飞速发展，给国家发展带来全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对我们从事金融教育和科研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复旦大学金融学院营运而生，借着今天的机会。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这样一个全新形态的金融学院。
    学院目标是在科研，人才培养，数据建设和社会影响力。学术科研方面学院是以一流师资，80人左右的团队。复旦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了16位教授，学院有6位教授的8篇学术论文，在教学方面。学院也会陆续推出高层管理教育，精英金融硕士，金融MBA，金融EMBA等逐步推出。其中精英金融硕士项目会在今年9月迎来首批学员，会陆续推出中国企业国际化课程，未来企业家课程。明天学院将全新启用外滩校区，并举办首场房地产金融论坛。学院今后不仅会源源不断的将顶级人才输送到上海，全国金融机构。为中国的发展输送中坚力量，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学院也将演进的学术研究，力争有自己的作为，创新。上个月开始已经有一位欧洲的博士后开展研究。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负担上海学院的首创是卓越的创新，卓越就是指在科研。在人才培养，在制度建设三个方面迈向世界一流。创新指我们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不拘一格，勇于创新，希望我们共同迎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下一个40年的光辉时代，为这个目标不断奋斗。我代表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预祝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成功，希望有更多的实践嘉宾共同参与到这个平台上。为中国金融的发展，为世界实体经济为老百姓更好的服务。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我们泛海在这么短时间内发表了这么多论文，我们泛海的愿景，在科研、人才，智库三个领域成为一流，我们在40年前我们人均GDP是全球倒数第三位，到今天我们对全球的贡献，我们是第一大经济体。我们泛海是连接全球金融和全球经济。致辞就告一段落。下面有一个合影的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重要的研讨议程，首先还是要请出万众期待。我们主旨银奖环境。我们要请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前首席经济学家。他的主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学科的传信与发展”有请。
   
    林毅夫：各位领导，复旦大学的老师，同学，在座的企业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我首先要祝贺去年6月，复旦大学成立泛海国际金融学院，今天举办首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论坛上面谈谈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对我们经济学的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刚才魏尚进教授所谈，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在全世界的排名当中是倒数第三，世界银行统计指标，1978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当时撒哈拉沙漠，非洲国家的1/3都达不到。但是从1978年到2017年，连续39年的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5%。可以讲，人类经济学上，还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有这么高度的经济增长。而且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并且我国也是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发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我们现在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变成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从世界银行和各个国际机构的研究，认为到2025年左右，我国可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什么过去这40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简单来讲因为改革开放，可是过去40年当中，也有很多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像苏联东欧，同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他们的改革开放却遭遇到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不是像我国那么稳定和快速发展。我想，在40年前，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认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根据当时主流的方式，应该把私有化，市场化，宏观经济和自由化同时进行，认为这是最好的转型方式，但是现在来看，遵循当时认为最好转型方式的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我们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面，国际上还有一个共识，认为像中国那样以渐进的方式来转型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我们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所以我想和各位探讨一下，为什么根据当时经济学界主流的，认为最好方式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却是崩溃的危机不断的，根据当时学界认为最糟糕方式的中国，却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我想谈谈我们中国经济学科应该怎么发展比较好。
    40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造成了各种扭曲，这些干预，这些扭曲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也会造成各种腐败行为，发展当然不会好，但是它并不是凭空存在的。那些扭曲存在有它存在的原因，就是转型中国家在转型之前普遍的存在大量的资本密集。规模非常巨大。技术相对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这种大型国有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当时我们是一个资金短缺的落后国家。产业当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身能力的。在那种情况下，根据当时主流的认识，如果当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就导致了大量的，把这些保护补贴取消掉，大量的大型的国企崩溃，这些崩溃会造成经济的下滑。失业的增加。这是政治的不稳定。而且当时那些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当中，有不少是根据国家的国防安全有关的。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崩溃。这些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不管在国有或者是私有，在私有的时候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的时候多，因为国有的时候那些大型企业，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因此会跟国家要补贴，要了保护补贴之后它可能多吃一点，很难避免，但是不能直接放在厂长的口袋里，放在口袋里就会贪污。可是私有化以后同样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这些厂长也会跟国家要补贴，要的越多，放在口袋越多，天经地义，因此实际上这些在转型期，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现在对那些大型企业，保护补贴更多。而且整个聚焦点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认为转型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失误，可是转型之后，新的产业要出现，除了企业家之外还有很多问题，解决如果政府不帮忙的话，其余的行业就会有风险，在转型中国家，开始的时候，基础设施都是非常差的。我想各位30年前20年前都有这个体会，导致的情形是在经济转型以后，这些转型中国家基础设施的落后，没有办法形成竞争优势，转型效果非常差。
    我们从1978年底的转型，是一种务实的转型方式，对转型之前存在的这些大批的。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本补贴，维持我们经济的稳定，同时推行新政新发，对于一些符合我们的优势，劳动型密集的产业我们巩固，而且积极招商引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基础设施差。政府可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集中优势经济，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把基础设施集中搞好。第二个让符合优势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迅速变成我们经济当中的竞争优势。经济就可以取得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也让我们快速的积累了资本。原来资本很密集的这些大型产业逐渐的变成符合优势，这个时候的保护补贴就是锦上添花，可以逐步的把原来的保护补贴取消掉，把这种渐进的体制逐渐的变成市场单轨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现在回想起来。不仅是在转型上面。按照国际上主流的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经济崩溃，问题不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上独立，开始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国富民强，当时的模式是说，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低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低，如果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生活水平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劳动生产的水平就应该和发达国家一样高，怎么样能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那就要有一样的现代化产业，国强就是要一个坚强的国防工业，而当时的坚强国防工业，飞机、大炮，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制造出来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成立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快速发展成现代化大国，思路上跟原来是一样的。当时看到市场经济当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市场实力，发展现代化的产业，用政府主导的方式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产业，这种思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当中。被成为结构主义。推行结构主义的国家，固然在国家层面可以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但是建立起来以后效率比较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他们并没有发展现代化产业，他们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的产业开始他们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当时这种办法被认为是错误的。认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现代化的产业，生产的水平比较高，你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那种传统的，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反思过来，真正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确实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被认为是错误的发展策略，所以现在反思起来，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在这个理论体系看发展中国家的体系是不是能看的非常清楚，但是你按照这个理论来做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是错误的。
    现代经济学理论当中，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发达国家是先进的，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是落后的，发达国家完善了现在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体系当中非常的落后，但是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具有优势的产业肯定是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具有优势的产业肯定是资源相对密集或者劳动密集的产业。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没有看到结构的差异性。
    有些制度安排也是这样，从现代的经济学来说，他不会讲说你要发展现代化的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发展现代化。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实际上是跟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密集，它的技术上必须自己发明，风险比较大，而且它的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大，因为对他来讲合适的金融安排，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融合，发展中国家，70%—80%以上的生产活动是小农户或者微型的，小型的，中型的，制造服务业。其实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有先进的现代金融体制，但是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需要资本相对效，风险相对小的实体经济的需要。现在的经济学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金融体系安排。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体制机制，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是扭曲的，你在发达国家当中，资金的价格被压低，这当然是一种扭曲，为什么存在，因为转型过程当中，有几个资本密集，规模非常大的产业，如果没有补贴它就活不了，而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这种企业，它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资金的成本。补贴最后的方式就是人为的拉低进价格，人为压低资金价格，从规模非常大的企业需要来讲，如果你忽视掉这种内升性，把利益放开，这些企业就活不了。另外我们的转型过程当中，或者是转型之前，有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从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效率是低的。但是从前面的分析来讲，这些大型的资本密集的这些产业方，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如果一定要保护补贴到底是私有产权的时候保护补贴最多。还是国有产权的时候保护补贴最多。不管是理论中心还是苏联国家来看的话，大型的资本密集的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补贴还这么多。
    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都来自乐于发达国家经验，因此在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当中，通常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而且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个经济学的理论不断的被数学模型化，追求更为严谨，模型化的过程当中，不仅以发达国家为唯一的结构，数据的简单化，因此在这个理论主题当中基本上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就没有动力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基本上现代经济学习，通常把发达国家全部影射到发达国家的平面上，觉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我们了解到，发达国家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扭曲也是内升的。简单的用经济学理论看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说的非常清楚，认识上面似乎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但是改变世界上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根据现在西方主流的理论做转型发展的国家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取得成绩的国家，他们的政策从主流来看是错误的。这就给我们经济学提供了机会，结构的差异性，引进现在主流理论的分析当中，这样的理论分析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改进问题的有效方式，实现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的统一。我希望我们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可以在经济学上面作出这方面的努力，我也希望我们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抓住主流经济学的契机推动理论的创新，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世界。也能更好的改造世界。谢谢。
    主持人：感谢林毅夫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过去40年，很多转型国家的历史的转型历程，包括中国的选择，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说清楚了。林毅夫老师主要讲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什么全球的其他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都失败了，这个也是转型经济学过去的几十年的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理论。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搞清楚，有很多战略产业需要被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需要补贴，民营的话会补贴的更多。第二个转型的激烈过程中，旧的产业已经死亡了，但是新的产业因为没有足够的环境和政府的支持，没法重生出来，所以所有的转型都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用了渐进的双轨的机制慢慢转到了市场的单轨机制，这个过程中还用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最后林老师分享了全球的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过去的基本思路，宏观经济学是达成共识，发展经济学是过去的主义，中国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结构思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我们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权安排，包括资金的扭曲都是结构内升的。这样一种内升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林老师把他过去十年心血积累的新结构经济学给我们做了一个过去40年的回述。我们知道最好的经济学，包括最好的物理学。都是非常简洁，非常朴素。但是有用，林老师新经济学的理论都能听懂，全球的政策者都听懂了。所以我们再次感谢林老师给中国和全球作出的贡献。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论坛实在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很多的同学本都在现场。但是座位不够了。所以有很多人席地而坐。所以今天的主办方也委托我向大家表示歉意，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最重要的中国金融话题，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主旨论坛继续进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Bert  Hofman先生。
   
    Bert  Hofman：焦扬女士，尊敬的各界领导，各界代表，各位贵宾，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来到复旦大学来参加第一届泛海金融学院的首届上海金融论坛，我诚惶诚恐，这边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林毅夫先生，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板，但是这是很多年以前。93年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还有陈教授也是新的学院负责人。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个金融学院，魏尚进先生是中国的专家，也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我是来自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机构，但是我在亚洲住了20多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国40年的改革，市行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并且中国内地也是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其中一方面就是我们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布了报告，当时在报告当中没有任何的政策建议，当时世行用了20页的篇幅做分析，但是在这样的报告当中没有任何的政策建议，当时对于中国不是特别了解。那是84年的时候发布的报告，当时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报告更好的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当时这样的一个报告，当时中方负责人是朱镕基。另外1981年我们也在跟复旦合作，当时很多人认为世行是贷款的援助机构，我们当时也给中国提供了贷款，为了发展大学，我有一个很好的感受，这个帮助中国建立基础，之前中国遭遇了文革，我想感谢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也要解放思想，并且要能团结一致。这个是1978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上发表的一段言论，这也是国开启改革的第一步。这是中国40年的改革。我只是把一些重点的结点放在了图片上。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当时邓小平讲的那段话。他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在也是很重要的原则。和40年前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能总结中国的改革和合作模式。中国在发展和改革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并且哪些是最关键性的改革。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活力的经济。中国发展了30多年了，发展速度是10%，现在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仍然很正常，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以前贫困率是80%，现在是3%，未来会降到0，当然有很多原因。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改革。1986年的这种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有争议的。但是在国内推广开了，并且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另外还有一个很天才的一个方面就是1984年的双轨制。当时他们希望能采纳一个商品经济的模式。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商品的市场经济。1986年才提出比较全面的经济方案。后来我们又重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我认为最重要的改革是基于共识的，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当时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采纳了这样的决定。这个也定了一个基础。很多的机构都是由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包括中国的央行，好的财政政策，以及国企改革，95年，96年的改革。包括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中国用加入WTO进一步推进改革。之后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基础，后来中国非常关注这种社会的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在改革当中，农民的利益是受损的。但是后来中国的政策非常聪明，包括减税，减少费用。这个是改革的一种共识。
    最重要的就是中期和长期的经济规划。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是各界非常先进和发达的。但是之前不是。当然我还有更多的细节，这是我对于中国改革的总结。还有一个更详细的清单，里面有150项。这是中国改革40年的成就，我就不再详细赘述了，现在我们看看中国的改革，我不是说这些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研究了25年中国的发展，这是我们对中国的理解，80年代的时候，这个改革就是摸索市场的改革。包括当时已经有人看到了中国的方向，当时在摸索市场，当时没有市场，在想象市场，摸索市场进行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很重要的结点，直接让中国进入了市场建设的阶段，建立了市场的机构、机制，推动市场建设改革。2003年2004年过后，我们就进入了市场增强的改革阶段，这个是来自于加州的一个学者的说法。他说工业政策的重新的崛起，我们知道，以前是有工业政策的。但是2003年过后，中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重新建立市场，扩大市场的改革。2003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思考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要避免收入陷井，我们要提高人民的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这是2003年开始的，我们2006年开始中长期的科技规划，这也很重要。后来带来了一些巨大的发展，后来出现了全球的事情，包括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个让我们去思考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这还是一个增强市场的改革。
    中国在刺激方面太过了，需要减少刺激，减少金融风险，但是经济刺激计划推出是有它的原因的，今年我们看到全球正在进行经济复苏。所以中国可以减缓经济刺激计划，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指数不可能永远向上发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会议。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中国是不是有长期发展的潜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证据证明，中国现在发展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很多的经济学家，我们看到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体系是不清楚的，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多思考一下，世界经济体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目前对于中国的模式是不适应的。我们可以看到世行这方面还好一点，一些世贸组织等等。现在对中国的状况不是非常的熟悉，现在在经济学当中有很多讨论，讲中国现在的贸易，货币没有完全放开，怎么能实现这样的贸易状况等等。未来还能维持它的发展吗？我们说到中国现在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它有一个不同的经济体系，现在证明也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系。和国际体系之间接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话题。世界其他的机构这个时候可能对中国的体系有更多的信心。像世行这样。十八大之后，明确了很多投资计划。一直到十九大，现在这方面也非常明确。首先我们要知道，像世行。现在需不需要把中国发展的模式推广在世界各国呢。习主席讲到，中国的模式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各个国家都希望加速发展，中国愿意和这些国家来分享自己的智慧，来解决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思路和以前韬光用晦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中国是首次向世界提出，我们有一个有效的经济模式，愿意和世界分享，现在说不一定叫经济模式。中国现在有一个转折点，认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的经济模式，愿意和世界各国分享，我的工作今后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好好总结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这个会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第一个活动，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快速的中国的结构性的转型，确实这个转型非常重要，对GDP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总是依靠非常高的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投资水平非常高，非常突出。这张幻灯片大家看到了投资占GDP的比重。另外私人投资非常强劲占GDP的比例，投资占GDP比例是45%，2/3来自私人投资，有更多的私营企业，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在日益的多元化。这方面可以再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多元化这个确实是现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有一个理论。还是讲华盛顿共识，只抓自己的比较优势，做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说在发达国家当中，你总是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经济也在多元化。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面临这个拐点，劳动成本在不断的上升。这个时候你又开始专业化。经济又出现新的形式，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自己经济的多元化，还没有开始它的专业化的过程。很多人这方面都需要多思考一下。我觉得中国确实在思考和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从经济模式来看，前面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也好，中国的机制也好，可能中国还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还需要继续探索。谢谢。
    主持人：谢谢Bert  Hofman先生非常好的演讲，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以及讲到了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生产的多元化，非常非常感谢Bert  Hofman对中国过去40年的分析，他的分析和林老师的分析相映成趣，从全球的视角做了西方化的有趣的解读，特别有意思，给我非常多的启发，他把中国的40年改革分成三个阶段。78年到92年是寻找市场的改革，92年到04年是创造市场建设市场。2003年到现在他解读为市场加强的阶段。他梳理过去40年的脉络非常有意思。他认为我们在2003—200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考虑中等收入陷井，这个考虑被金融危机打断了。当时出了一个刺激性的政策。之后我们进入了十八大和十九大，他认为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的两条腿，一条腿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另外一条腿说国有企业也特别重要，大家觉得这两个是非常矛盾的。中国如何让这个有矛盾的两条腿一起走，引入了十九大，继续延续了两条腿的战略。但是在国际上。国际对中国的十九大感到巨大的振动，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这点。为什么大家觉得非常振动。因为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今天习总书记说，中国给全世界一个新的选择，如果你想独立自主的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话，全世界都在震惊之中，全世界都在消化之中，全世界都在等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当然中国和全世界在共融。我们的主旨演讲特别人让兴奋。有国际的视角。有中国对全球的视角。下面继续进行主旨演讲，继续用国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下面一位演讲者来自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的常军红女士。Amro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财政部目前在AMRO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有请军红主任。
   
    “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中国的作用
    常军红：感谢泛海学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国内相关的纪念活动陆续拉开了帷幕，首次上海金融论坛就以改革开放40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主题，展现了泛海学院的远见，责任和担当，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都是在上海先行先试的，包括焦主任谈到的目前正在进行的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内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相关改革，这些试点必将对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开放进行进一步的影响，这一次交流对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和总结，我们主要是从区域的视角，林教授和Bert  Hofman都从全球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我们理论创新的总结，我来自于区域，来自十+三宏观经济办公室，我们这个办公室是由东盟十国加中日韩三国组成的区域组织。为东亚区域所有的2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提供技术支持，我今天主要从区域的视角，从区域新成立的国际机构的角度来谈谈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实力，在全球带来的变成。以及对我们的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和作用。中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我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第二部分谈谈当前我们提到的如何改革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从区域的视角谈谈区域的努力。第三部分谈谈中国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张图系统的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实力的变化。以及我们对全球的影响力。刚才Bert  Hofman也用了一张同样的图。他梳理的是中国过去40年GDP增长的变化，这张图体现了GDP的实力和贸易总量在全球的变化。林老师在他的讲话中都提到了1978年中国所处的状态。这张图蓝色的代表中国GDP，这张图GDP用PPP来衡量的，更能显示过去40年的变化。蓝色是总量，红色代表贸易总量。1978年PPP衡量的GDP总量，中国在全球的占比2%左右。2017年达到了18%，贸易方面，1978年不到1%，2017年中国贸易在全球贸易的总量已经将近11—12%左右的水平。这张图我们做了一个横向对比，过去40年，中国与全球主要的PLAYER我们GDP贡献方面的比较，黄色代表中国GDP过去40年的变化。它是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蓝色和白色，下面三个所覆盖的区域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过去40年经济总量的变化。右边是中国GDP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40年它是之线逐步上升的。特别是最近10年，它对GDP的增速加大。
    下面是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左图代表出口方面，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变化。从89年到2016年逐步增大的过程。右图再进口领域，进口代表中国全球需求的冬闲。更能体现中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贡献度。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了德国，全球第一。进口方面仅次于美国。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进出口国。中国GDP总量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首位。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空间非常巨大。目前具体部署国际机构的预测都有同样的结论。如果今后10—20年能继续保持5%左右，按市值计算，中国将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这个变化在2035年左右。人均角度。中国的GDP也是逐渐增长的过程。今后增长的空间非常大。这张图是现值的比较。右图是PPP的比较。以PPP计价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2035年我们人均GDP水平达到美国的35左右，2050年达到40%。我重点谈谈中国经济对东亚的影响。中国经济对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更多的体现在中亚区域。中国对东亚的影响在过去30年可以明显的看出，左图是GDP总量，右图是贸易份额，2016年中国东亚GDP总量达到60%。这张图是东亚四个主要成员，中日韩还有东盟。中国总量显著上升，日本总量显著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动能积极的溢出效益，201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年。东亚的经济政策，经济框架的调整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过去20年，中国因素，以及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是东亚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因素。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旅客来源地。投资领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处于逐步提升，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今后对东盟产生很大的作为。中国是一个受金融市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国家，但是2015年以后，我们AMRO分析显示，中国对东盟资产价格产生了影响。2015年8月份，中国股市的变化对东盟债券市场的影响。关联度显著上升。大家经常听到中国过去的20年或者40年里积极参与改善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这张图给大家显示一下现在经常谈到的国际治理体系。包括了体系，规则，机构，二战之后，它包括系统体系，贸易，货币和金融稳定，以及发展和发展融资，体系下面都有相应的机构。全球性机构，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开发机构。林老师曾经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老师也是亚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有幸在这两个银行都工作过。在世行代表的区域性的开发机构，包括ABB、AIB以及现在在上海新成立的金砖新开发银行，都属于发展体系的。中间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所做的AMRO，CMM属于区域性金融治理框架之一。
    当然除了三大核心体系和核心机构之外。二战之后在全球和区域又有一些新的组织，包括OECD。FFB，BIS，包括环境相关的一些议题，都构成了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我主要从货币金融稳定角度，谈谈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是全球金融安全网。它由四部分构成，一个是成员各自国家的储备，第二个就是双边货币互换，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主要的央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第三个就是区域融资安排。在我们东亚有清迈多边化CMM，和东亚安全网，这张图可以感到，全球金融安全网资源，过去20年逐步增加的过程。这里增加的最为显著的还是我们区域安全网。就是淡蓝色这部分内容，全球金融安全网来讲，原来只有国际金融货币基金唯一一家提供资金救援，政策建议，过去20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区域层面相继成立了新的安排，目前全球有7个系统性金融性的安排，清迈，CMM，AMRO，我们主要覆盖的就是东亚13个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区域安全网，是我们危机驱动了，特别是1997年之后，区域成员利用自己的储备减少对域外的依赖，同时也是改革现有的区域和全球治理的系统的努力。这张图显示了97年9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2014年扩大到2400亿的外汇储备，我们区域单独成立了独立的经济监测机构，区域安全网络建设可以体现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改革完善国际市场体系的理念。东亚金融安全网就是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补充。第二个理念，我们提供符合区域需求的经济检测，第三个就是增强防范和处理危机的能力。
    第三部分谈谈中国在整个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作用。2010年，中国由第六大股东改为第三大股东，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张图是我们在一些机构和新机构的一些变化。2016年正式成立AMRO，中国在两个新机构当中的投票权明显高于旧机构。中国在清迈倡议中，中国和日本并列大股东，我们出资32%，我们的股权达到28%，除了整个区域的安排，中国通过我们的外汇储备，通过双边货币互换渠道，为区域金融稳定提供支持。中国今后要成为带动整个东亚区域，追赶跨越发展重要作用。这张图体现了东亚14个成员，柬埔寨是最后一个进入中等国家行列的。但是处于低端，中国和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中高端，如果从中高端跃升到高收入国家，像林毅夫老师提到的，这将是我们长期的挑战，中国自身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自身要跨越这样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还会带来区域内的成员，实现这样的跨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重新塑造了重要经济本身，也通过增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推动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我们对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负有重要的责任也有重要的担当，今后也是中国继续发挥引导作用的关键时期。我先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军红主任，她把全球的金融治理给我们做了非常全面深入的解读，也给我们讲了AMRO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AMRO判断2027到2035年中国的GDP会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刚才林毅夫：老师也有一个判断，林老师判断2025年中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两个判断不是完全出自一个角度，但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2025到2035年之间，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对亚洲，东盟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的责任都会越来越强。大家看到从贸易出发，发展和金融出发，货币金融稳定角度出发，全球金融有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治理架构，但是军红分享的新增加的很多区域的新的机构。这个是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是新时代的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个体系还会不断的演变，这个体系中中国会发生更大的作用。同时AMRO的角色也很重要，它补充了金融安全网，体现了特点，同时增强了区域应对危机的能力。再一次感谢军红主任做这么好的介绍。我们茶歇10分钟。
   
    茶歇
   
    主持人：我们要请出张军教授分享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理解。他这个角度是土地与经济增长，理解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
   
    土地与经济增长，理解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
    张军：时间的关系我就非常简单的和各位做一点分享。改革30年的时候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30年，现在是40年，林老师在演讲的时候我坐在下面想，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穿着救生衣就回来了，游到了大陆，79年的时候我还在高中。不管怎么说都经历了4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亲眼目睹了系列的变化。前不久到美国去，因为遭遇了大雪，看到很多人发帖子，说以后这种落后的国家不要来了，大家是玩笑，反过来我们看到了，国内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确有了比较大的更新，发展。可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放在40年里面。我们看它的积累的过程，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遭遇了非常严峻的，各种各样的瓶颈，约束的条件非常多，40年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并不在于我们经济增长，而在于我们在基本上不可能具备这个增长的条件下，保持了这个高速的经济发展，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每一次的改革实际上都是缓冲或者说突破当时经济面临的巨大的约束的条件。如果这些约束的条件得不到克服，我想中国经济就很难有比较大的进展。好在这40年，特别是前30年，我们在每一次经济遇到障碍，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都找到了解决障碍和瓶颈的办法，让这个经济重新走上一个台阶，这一点我个人是深有感触，所以30年的时候我出版了一本书叫《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这本书当中我写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时间很短。我只是想从公共资本的积累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发展背后的很重要的机制。我觉得这个机制可能跟土地有关系。在座的大家可能是房地产金融同学会，很多人都是在做房地产。我相信很多人的business是跟土地有关系，或者说你经历了中国土地的要素，从完全不值钱，完全不能交易到最后变成融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我想你的体会要比我深刻，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很多人根据他们的回忆，既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去，官员会告诉你。他们最便宜的一个要素就是土地，土地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今天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改革有两个基本的阶段，或者说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那时候我还在复旦念书，但是我看很多文献，当时我们和东欧交流比较多，一个东欧的经济学家来中国，他说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改革，可能是87年88年，他说中国目前为止的改革都是微观层面的改革，宏观层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刚才Bert  Hofman给大家一张图，中国经济的增长，80年代是高频的波动，非常快，通货膨胀这块事情一直没有解决好。那个时候的改革是在微观层面。跟宏观没有关系，所以中国在处理宏观经验上缺乏经验，1985年，世界银行的帮助之下，我们在长江上的一条船，830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通过外国经济学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怎么管理宏观经济。因为中国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大家听到的很多宏观经济层面的概念依然很陌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其实就是在93年，解决了这个宏观经济的高频波动的问题，所以经济相对来说在宏观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办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的通货膨胀每次都是通过财政向银行透支，货币被迫超发，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财政的角度，94年1月1号实行分税制，刚才Bert  Hofman也提到朱镕基的改革，朱镕基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巨大的调整。地方政府不再向中央政府隐瞒他的收入，80年代，整个地方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一直有强烈的动机说谎，今天他们也说谎，主要是GDP的谎，那个时候财政上有多少钱不让中央政府知道，所以宏观的调控中央政府是没有能力的。地方上大家知道，投资冲动是非常厉害的，钱不够就向银行去挤，最后搞预算法，限制地方政府不可以去银行举债，这件事情和分税制，你收你的我收我的税，你再没有动机隐瞒你的收入，最重要的分享的税种，除了分开以外。你收你的我收我的，中间有一个共享税，75%中央拿走，25%留给地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25%给了地方。这个25%是增值税。按照我们的理解，它其实是地租，来自土地租子的收入流，这个分享以后就不得了，一方面解决了80年代困扰整个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问题。透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对地方政府的一种激励机制。他就愿意去进行公共资本的积累。以扩大或者增加它的通过实业投资获得的增值税。尽管只有25%，但是这是一个比例分成，所以这个25%也很重要，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就转向了要招商引资，招商引资要改善你的投资环境，公共资本的积累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要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能够跟其他的省市去，竞争，这种情况之下，90年代，中国进入经济超长生长的阶段，相对比较稳定。
    现在的问题，我在这里要分享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根本是没有钱的。你要进行公共资本的积累，其实你是没有钱的。我在30年的时候写那本书。到深圳收集大量的数据，最近网上转发深圳人物的小传，习总书记的父亲80年的时候跑到邓小平家里。跟邓小平讲，现在深圳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大了，我是80年代中期去了深圳，深圳剧院门口，那个地方下雨天几乎变成一个湖，所以非常差的就是设施，可是没有钱，所以到邓小平家里要钱，能不能贷款，能不能财政上给予支持，邓小平讲了一句话说没有钱，也不会给你们钱，你们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很严峻的约束条件，对深圳来讲，这个基础设施没有钱来做，那个时候他们就动脑筋，因为蛇口这块地相对是便宜的。香港很贵，他们就测算香港货柜的租金，一平方测算成人民币是很高的，他们就想只要香港地价的1/3租给港商也可以。有20亿的进账，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对深圳的基础设施的整个的改造来讲，把这个约束条件就突破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你能不能租给香港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1981年的时候，深圳就开始，所以深圳非常了不起。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障碍有多大，无论是思想的，制度各方面，把土地租出去，深圳就做了，做了以后很快就觉得这个不合法，后面必须要合法，拖到1987年，1987年的时候才说服了全国人大，把中国的国有土地有偿转让这件事情写到宪法当中。我们回过去看，土地批租这件事情，深圳第一个吃螃蟹，后面宪法里面写入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也不过30年，这个30年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关于土地的批租，土地作为抵押，土地作为杠杆撬动资源，已经遍地开花。中国的公共资本，改革开放以后，那么严峻的约束之下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实际上总是能找到突破口，突破了国有土地可以转让，听起来非常矛盾的说法。现在所有权既使在国家手上，但是使用权有偿的转让，在中国的改革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所以深圳早期的这样一个试验就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地方政府在公共资本的积累，在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层面上，开阔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从而加快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当然这件事情，尽管80年代深圳搞了以后，上海虹桥开发的时候也尝试了这个做法，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来用土地的有偿使用，有偿转让这件事情，能够加快对基础设施的投融资，跟中国的财政关系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分税制，如果没有25%的增值税归地方所有这件事情，我们还很难解释，为什么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整个资本积累会加快。这个当中很复杂，这里面的机制很复杂，涉及到官员的整个政治的激励。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说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没有土地就不能发展了。所以我们县不要了。变成城区，城区政府就可以分配控制这个土地，县和城区的区别就是县相对独立，财政相对独立，另外县相对来说是一个偏农业的产业布局，所以有更多的农业用地，90年代搞了分税制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不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了。很快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为什么长江三角洲90年代突然崛起，发展速度，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和批租子有关系。长三角的崛起和土地分税制有关系。25%归地方。相当于对土地的分成。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去配置他可控制的资源。用到最好的地方去。这件事情对于解决长三角经济的崛起就非常重要，回过去想想，昆山为什么会起来，江苏苏州下面的昆山是一个县级市，苏州有6个小老虎，苏州最厉害的时候。苏州下面的这些县上市公司加起来可以占到整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15%—20%。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控制权。在县手上。不在苏州市手上。所以县很容易盘活他们的土地。解决这个融资。做基础设施，做招商引资。苏州做不到。但是下面的县做得到。苏州的城区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大的发展。后期南京要把这些收回去，越过地级市。省管辖的模式。大部分是省管县的模式，财政上省都不灵。广州也不灵，广州下面的县都很牛。所以我们的确要很好的研究。由于土地的融资功能被发现以后，它对整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怎么突破我们的体制的约束。怎么突破政府面临的财政上面的比较紧的约束条件来找到中国的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要评估这套经济增长机制，特别是从土地的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要给予这种体制足够的评价，今天我们知道所谓土地财政已经受到了比较多的诟病，很多地方政府被认为过度的拍卖土地，征收土地，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也跟这个地价有关系。但是公共资本的积累对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早期金融不发达，这个前提下。它是一个对金融比较紧的约束的一个替代，我想中国应该是从深圳开始，做了一个很好的试验，突破了这样的一种约束，找到了公共资本积累的途径。公共资本积累快了以后，会有一个挤入的效应，它会引导和吸引更多的私人的生产性的资本来投资。我们今天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做公共资源的积累，改善投资环境，私人企业私人投资者也会望而却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互补的条件。你有功功资本的积累也可以通过挤入或者是引导生产性的私人资本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公共资本也面临本身的问题，这些资本形成的周期很长。回报率很低，很多不产生现金流，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这上面激励过度，会形成宏观的不稳定，金融的风险等等。大家诟病土地财政的时候经常从这个角度理解，公共财富的积累，回顾经济学家对它的研究，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没有它经济很难发展，找不到解决公共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但是过度利用它会带来宏观上的极度不稳定。带来金融的风险。
    最后做一个小结。个人认为其实中国经济的改革，特别是头30年，你会发现，不管我们说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什么。我想从深圳1979年的蛇口搞特区，到深圳，到沿海，到内地，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在寻找并突破当时面临的那些约束的条件。能够让中国经济获得改进，获得增长，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确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开始加快，开始宏观变得相对稳定，开始发现公共资本的积累，尤其是表现为我们的基础设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改善，这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进一步研究我们会发现，突破口的寻找实际上跟我们当时一系列的体制的改革是有关系的，我们允许了土地批租，让土地批租合法化，财政上，中央地方之间，我们做了一个改革，引入了增值税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总结的一些方面，当然我想中国整个政治的体制，官员的做法等等，也配合了土地作为公共资本积累的一个有效的杠杆的做法。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过度的利用土地，现在城市再土地的规划，土地的批租等等上面，也许拥有过渡的权利，怎么平衡这种权利，怎么让这种权利更适度的用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改革当中可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的10年，经济学家的研究大家都发现错配变成一个主要的问题，错配背后和土地过度使用，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都有关系，当然和我们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有关系。可能我们今天回顾改革40年的时候。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面有了突破，几乎不可能获得增长的环境当中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今天的增长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体制，我想那些条件已经变得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过去30年我们始终面临资本约束，没有钱，今天特别是跟土地有关，土地融资功能放大以后，我们的流动性足够大。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更好的使用这些钱，减少错配，未来还有健康的增长的可能。这是未来的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军老师。我在90年代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最喜欢上张军老师的课，他总能把特别复杂的事情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总是引人入胜，故事里面有无数的经济学理论，我当时就觉得张老师怎么能把这些故事连在一起。今天张老师又上了这样的一堂课，张老师对过去40年解读的角度也是非常独特，他认为80年代我们只有微观经济学，没有宏观经济学，世行给我们带来了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我们开始有了宏观经济学，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从资本积累开始的。资本背后又是土地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带来了中国今天增长的一切的奇迹，但是也带来了中国的资源配置独特的模式。也带来了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全新的挑战。包括今天的金融风险问题。所以我想张老师的角度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解读。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进行讨论。下面进入下一节。上午的嘉宾都会跟我们一起探讨。掌声有请。
    魏尚进：大家好，现在圆桌会议这个环节，可以由两类互动，一个是刚才的主旨演讲嘉宾之间的互动，第二是演讲嘉宾和在座各位的互动。我向各位请教两类问题，第一个是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另外一个问题是前瞻。怎么识别机会与风险，抓住机会避免风险，首先是回顾过去，林毅夫老师提到，现有的经济学里面有很多漏洞，不足，中国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提供一些有利的经验，Bert  Hofman博士提出，首先这是中国政府重视的一个方面，同时Bert  Hofman博士也对中国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觉得有一些需要改革的方面，所以我想，先可以邀请Bert  Hofman博士，针对林毅夫老师讲的，两类问题，一个是说中国的40年里面，对其他国家最有用的是什么经验，今天别的国家的发展里面，还有没有中国值得学习，改革的时候可以参考的经验。
    Bert  Hofman：这些问题不好回答，首先是中国的过去，我非常赞赏这次的会议。确实，我们在探讨中国发展的一些经验，首先我们能够从中国的这种尝试当中了解一些相关的价值，中国在进行很多政策尝试，这个听起来好象不值一提，但是你能做到是很难的。要了解这点很重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有了这些我也非常赞赏关于土地方面的见解，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其中一个就是土地。中国的成功有哪些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说中国在大量的投资，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了投资，当时中苏之间有矛盾，当时中国希望能建立第三阵线，每一个城市都必须要自立自强，依靠自己，但是当时投资的效率是不够的。然后中国改革开放了，并且鼓励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突然之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供应方相互竞争。并且这个是跟苏联的经验很不一样。它的一个优势就像土地改革的优势一样，确实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改革的成功，我们了解这些成功因素特别重要。可能中国未必赞同，但是中国还是愿意倾听各方面的想法，学习、请教国外的经验，我们绝对不能够封闭，我们也研究一些小的国家，从经济的发展来说他们这些国民保护主义比中国严重的多，当前来看，一个大的争论就是，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报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哪些，增长推动力有哪些，过去十年当中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产业政策，但是我们要了解，未来有哪些关键性的因素，这方面中国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基本上就是要建立机制，包括法制，包括要有及时的应对，关于治理的应对，以前可能是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的成功其中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方面也有一些弊端，我们要推动下一个改革，我们需要让所有的机构进行创新，发挥创造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把握经济的发展方向，提高生产力，我觉得布朗曾经说过，他说法制是很难建立的，特别是前5个世纪，很难建立，所以说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很难通过很短的时间建立机制，这也是中国下一阶段要学习的经验。谢谢。
    林毅夫：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到底有什么好借鉴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任何理论，任何经验实际上是刻舟求剑，刻舟求剑的理论到底有没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如果水不流或者船不动的话，这些刻舟求剑的理论或者是经验是有参考借鉴价值的。但是要是说船走了，或者是水流了，刻舟求剑的理论就是经验，当然了不可能。这种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到底有没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觉得总的来讲，中国的经验或者是理论跟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应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它的条件，它的前提，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前提更有参考借鉴价值。可是也不见得一定有，包括中国，像刚才张军讲的，如果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土地国有化是一种扭曲，但是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它推进了中国的增长，推进了中国的增长还是有前提条件的。因为改革开放了。中国要发展符合中国的，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必须解决基础设施短缺的情形，这种情况下土地国有，有利于动用土地的资金，让资金在政府的推动下解决基础设施的短缺。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租金就很难被政府掌握，要改善基础设施，国有的土地在当时是一个合适的安排，既使是当时主流来看是一种扭曲，但是中国本身也是在进步的，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像刚才张军所讲的，它可能是资源配置错误带来的扭曲，怎么来看来自于中国的理论或者经验，就像怎么看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我在经济学强调的。我们必须有一种长远的心态来看来自于任何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包括来自于中国本身的理论和经验，只有这种心态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要把中国的经验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运用，同样是必须接访思想，实事求是，了解当地实际的状况，有些限制条件是相似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理论经验就会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现在土地是有的。你不能讲因为中国土地国有，推动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就让其他国家土地私有化变成国有化再推进，但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地方政府来解决一些问题。谢谢。
    魏尚进：展望明天，刚才四位发言，至少两位提到，中国在今后的10年之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特别是金融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经济超过美国，在做这个判断里面重要的一个讲法是不能出现大的经济动荡，我想请教一下常主任，张院长，你们看来，今天中国经济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因素是比较大的。特别需要重视的因素。比如说常主任去年对中国分析里面，针对中国的负债率做了分析。您对中国经济中的负债率，到今天是不是还是一个重大的风险因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法，除此之外，张院长提到的。土地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有一些问题。到今天房价及土地，这边有很多企业家。相关的风险是不是也是比较大的。除了房地产价格和负债率之外，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关注的。
    常军红：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我们AMRO也从去年4月份，2017年从6.5提升到我们的预期2017年是8%。风险因素来看。去年谈论的风险是中国持久的债务增加的问题。AMRO也做了专门的研究，中国主要是公司债的比例比较高。这个和中国2009年之后采取的刺激政策有关，传统的西方发达成员，内需缩小，经济衰退，经济恢复的过程都采取了加杠杆的措施，中国表现为非金融企业公司债的急剧上升，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表现的是家庭债务的上升，这是经济结构，经济体系不同而产生的，所以新兴经济普遍通过加杠杆来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中国企业债务的攀升，我们AMRO也进行了分析，2015年，中国债务总体的债务比例达到155%左右，债务从宏观和部门的角度，对企业债务的结构作出了分析，整体的判断来讲，这么高的企业债务并不构成系统性的风险，只是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构成了风险，债务比较高的主要是在几个行业，一个是公共基础设施，一个是交通，第三个是大家知道的房地产。第四个就是制造的国有企业方面。它的债务和价值的增加值比例里面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益的。起积极作用，主要的风险在房地产还有矿产，这些部门的高杠杆对应的是比较低的利润率，以及偿债率比较低的问题，这个是风险因素，这个风险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因此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中国的债务问题，有针对性的采取降杠杆措施，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因此AMRO和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略有不同，我们提出针对某些部门和行业采取去杠杆措施，整体不构成系统性重大风险，展望2018年及之后的时期，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健康快速的成长，应对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的潜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期待中国通过改革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才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
    魏尚进：张院长回答之后接下来邀请听众向嘉宾提问。
    张军：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风险是增长的风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五年都有人从政府到我们学界，6点几就很好了，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还再说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的增长，反过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这样的一种看法，前面我们还是坚持认为8%，不是说自行车理论吗，太慢了自行车就不能平衡，这次的十九大报告还是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面还是要回到基本的问题上，还是要有足够的发展，常主任的PPT里面其实也显示了国际组织测算的中国现在的人均水平，GDP，人均资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还是要有足够的增长的动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逐步的失去动力，比如说地方政府，杨浦区区长坐在这，我不知道有多少官员在里面，第二个民营部门，私人部门的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整体上没有太大的起色，基本上掉到一位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比较活跃的部分无非就是新科技部门，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需要大量的融资在里面，但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这个当中能出来几个企业，能出来多少，能够让经济在未来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健的增长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现在我们真的要关心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增长速度低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增长低了不见得解决问题，甚至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增长质量这个概念提出来，但是现在也没搞清楚这个增长质量是什么。如果增长低了你怎么说服我增长质量高了。如果民营对增长没有兴致，欲望不足，增长的含量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说的很清楚，所以我想我还是相信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前景。我属于谨慎乐观派，但是现在的这个状况其实是让我们有些担心的，因为我们很多看法改变，其实我并不知道它改变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增长低了质量就能高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决策部门当中，我不知道他们想明白了没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一个共识，没有真正的看到中国经济在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的话，这个肯定是将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魏尚进：关于增长的质量到底是什么。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复旦泛海的公众号。接下来可以邀请观众提两三个问题。
    提问：我想问Bert  Hofman一个问题，世界对于中国的反应，特别是十九大之后对于中国的反应，因为刚才提到，世界对十九大都是镇静，全球都因为中国的政策，中国要给世界一个选择，世界被震动了，您觉得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将会如何应对中国。并且去调整自己对于中国的战略，您认为他们会调整对于中国的接触或者遏制吗。这些对于全球的平衡有什么影响。
    提问：今天听了这么多大咖的演讲，受益匪浅，我也是搞房地产多年的。2013年，2014年那几年，当时都说房子过剩，我们的投资力度也减少了，有的转入股权投资，结果遇到了2015年的股灾，本来想赚钱的亏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下一步对房地产是投呢还是转入股权投资，房地产洗手不干了。请给予指点。哪一位专家都可以。
    魏尚进：问题问的非常直接和具体。再收集一个问题。
    提问：我12年前给林博士写过信想读他的研究生，后来没读，我也做一些国际方面的投资，我对尼泊尔这个国家特别有情感去了很多次，我跟尼泊尔前总理讲，我目睹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我跟他讲如果听我的意见，尼泊尔这个国家在5年以后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他笑了笑，中国经验，能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缺德成功。
    魏尚进：我让4位嘉宾从张院长在林院长的顺序。您可以针对刚才的几个问题挑一两个回答。
    张军：好象都回答不了。房地产这个要说YES OR NO很困难，因为房子现在只能住不能炒，但是中国在2008年以后我们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的调整。所以去库存这些问题还没有真正的做完，中国的房地产我始终觉得不是一个总量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一线城市，大城市永远是供不应求。当然跟土地制度有关系。跟整个城市化的进程有关系，中国经济已经在过去十年转向大城市来引导，像我前面讲90年代最出色的都是县，因为县有土地，现在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是这些县，而是大城市，空间上可以容纳更多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所以城市化跟我们的工业化，跟整个经济发展慢慢会同步，早期城市化一直很落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在县做工业化，进不了大城市，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大城市引导的增长阶段。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房地产是结构性，我们要把握我们城市化的新的模式，尽管官方没有把城镇化这个词改成大城市化，但是经济层面上这是一个大潮。前不久大家看到网上大家在讨论大数据看下来的结果很有趣。过去十年，中国的城市，600多个城市当中有将近1/3的城市已经收缩了，产业不行。人都流出了。包括东北。我想这是一个趋势，不可阻挡，现在很多地方，上海，北京，城市规划还在限制人口的流入。常住人口35年2500万，这是匪夷所思的数字。经济的动能已经转到大城市去，所以这种情况下。资源的刘翔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我想房地产这个问题，笼统的来谈已经没有意义了，关键要看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谢谢。
    常军红：我也无法回答房地产的问题。我谈谈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外部风险，今后的10—15年是中国经济总量变化的时期，按照预期，总量在10—15年的时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个期间将是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最激烈的最后的时期，从AMRO的研究来讲，去年年初中美贸易摩擦争端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商品增加7%的关税，对中国对美贸易会影响到10%左右。对中国GDP的影响0.2%左右。美国对华贸易，中国在美国贸易占50%左右。贸易增长值比，只在16%左右，大部分代表了东亚，我们中国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贸易体系和价值链的过程，妥善处理好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方面，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东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的今后，10—20年的发展，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外部的风险，如何处理好将是一个比较艰巨和长期的问题。
    魏尚进：燕青这个问题是特别向您问的。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Bert  Hofman：我也不想猜测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不敢乱说，我也读过了十九大的报告，大家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世界各地对中国也有一些反应，因为中国很成功，并且中国的政策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未必和国际的经济秩序是相符合的。更不要说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所以有人是比较紧张的，目前来看，可能我有点夸张，现在大家在观望中国会不会遵守一些规则。有两点，我们知道中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不同的制度，也致力于向国际接轨，这个方面中国很有决心，并且中国也希望能进一步建设国际体系。第二个就是很明显的，系统与系统之间政策与政策之间是有不同的。比如说WTO的产业政策。当然我不希望影响你们的观点。中国很成功。很多国家推动的政策，这个未必适用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我们知道有些区域是灰色地带，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考虑，怎么做呢。这是一个问题。首先WTO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很难推进，因为还有G20这样的平台，以前还有G2。导致了巴黎的期货协定，最后美国和中国一起讨论，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共识空间的。我现在从西方的角度讲讲，让我们进行对话，我们需要对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可能会很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很看好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话的。
    林毅夫：对于房地产这个产业，我有一部分可以说的很清楚，另外一部分我说不清楚。我可以说的很清楚的是房地产业还是我们国民经济当中的支柱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只占总人口的58%。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一般城市化会超过80%，所以我们还有22%的空间妖去填补。人口进城总是要有住房，住房就要靠地产来发展，并且我们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向高收入国家去进展，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住房的面积要扩大，房子的质量要提升，这个需要靠房地产产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房地产还会是我们国民经济当中的支柱产业，这里面发展的空间就很大，机会很多。但是也有我说不清楚的。到底明年房地产的价格会不会上涨。会上涨多少。或者是明年房地产的价格会不会下跌或者下跌多少，我只有当它涨了以后我才知道它会涨，只有它跌了之后我才知道它会跌，如果我事先能知道它会涨，涨多少，会跌，跌多少，那我可以比比尔盖茨和巴非特更有钱。对于第二个问题，尼泊尔怎么样发展，有没有可能像中国发展的这么好。这个倒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主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我也写了不少书，比如说2012年从世界银行回来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去年我出了一本书。这些书要讲的是什么，我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条件像中国那样，取得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有一个条件，一个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优势，创造条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并且充分利用优势，如果它能这样的话，经济一定可以高速增长。当然那样的话首先必须有有效的市场，给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激励，并且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必然会出现很多企业家的外部性能等，包括软硬设施，怎么像张军教授讲的，靠政府来帮忙解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有有效的市场跟有为的政府这两只手同时作用，而不是像过去的经济学。经常是一只手的经济学。有时候过度强调政府，忽略了市场，有时候过度强调市场，忽略了政府的作用。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的国家一只手引导之下，经济发展特别差，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以及东亚的经济体。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经验来看，我们是要有两只手的经济学，这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有效的市场加有为的政府的经济学。如果能这样。我相信尼泊尔能发展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发展好。
    魏尚进：房地产行业还要不要投，如果不投向什么行业转，怎么转，如果要投今后十年投房地产和过去的十年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变化，怎么用现代的金融工具把房地产的投资做的更好。这些内容会在复旦泛海学院的很多培训班会有仔细的讨论。各位朋友，今天的4位主旨嘉宾有思想的高度。有国际的视野可以分享的内容题目有很多，时间关系。上午的圆桌会议到此结束。
    主持人：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