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论坛
自贸区新一轮扩区之际,这个云集了全球自贸区研究权威经济学家,以及自贸区实务政策专家的研讨会,颇为引人瞩目。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加快中国自贸区建设,乃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全文]
论坛速记

  2015年5月15日中国自由贸易区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自贸区与中国开放经济新阶段高峰论坛。本届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自由贸易区协同创新中心、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
  
  今天出席我们论坛的嘉宾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逸夫、王新奎、樊丽明、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叶国标先生、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姚林真(谐音)、社科院世界经济阈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教授等。
  
  接下来有请本次主持人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先生为我们主持今天上午。
  
  【鞠建东】:首先请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致辞。
  
  【樊丽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我谨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进入以开放促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而自贸区正是国家在新常态下实施新一轮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海内外专家学者对国家这一重大举措给予了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实验,已经形成了学界、政界、企业界共同的研究和实践。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优秀的成果。本次论坛以中国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为主题,正是对这一重大命题的积极相应。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中国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此次论坛,旨在搭建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我们感到非常及时也很有意义。
  
  借此机会,融我简单介绍一下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中国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不少朋友对上海财大很熟悉,但我也知道有很多远道而来的新朋友,我想讲几句话。
  
  第一个上海财大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商科大学,到今年它有98岁了。经过了98年的发展,上海财大一直坚守着精英教育的理念,近十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一直坚守着遵循着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内涵发展这样的宗旨来办学,在学科建设上追求卓越的。经过98年的发展,上海财大的学科,比如说经济学,是大陆第一的,亚洲第六,全球第六十一位。按照对工商管理学科的评价,在中国列第三位,在全球列一百一十多位。按照英国大学学科的排名,上财的会计和金融学科在全球列一百二十多位。
  
  多年以来,上财大力的推进国际化,在师资、学科标准、科研的国际化方面有了明显的长进,这是我对上财的一个简要的介绍。
  
  那么上财的国际工商管理学科,作为我们学校最早设立的院系之一,应该说在30年代、50年代两次辉煌当中,云集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和学者,甚至到了八九十年代,我们老一辈子的学者仍然在学界、教育界有较大的影响,迄今他们的学子仍然在学界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以创造和传播一流的管理知识,培养掌握先进管理知识,具有全球化视野,创造精神和团队合作的一流管理人才和学术精英为使命,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各专业领域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博士,学院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气象。
  
  中国自贸区的建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举措,这样一项改革实践,需要大家共同探讨,正是为了回应这样一种积极的探索,上财在2013年牵头兄弟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的政府和企业单位,协同组建了中国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我们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总体要求,以成为推动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智库和服务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高级思想库、人才库和信息库。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我们这个自贸区应该说参与了多项的工作,比如说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我们参与的团队成为第三方的代表单位,提供了第三方评估报告。再比如说我们每个年份的负面清单当中也有一批学者的贡献等等。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学界、政界、企业界的代表,最后我要祝愿大家畅所欲言,深入研讨,使本次论坛成为交流思想、分享智慧的大会,成为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大会,也成为我们大家增进互信,加强沟通的大会,成为立足前沿,引领发展的会议。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不断引领自贸试验区与中国开放走向新的发展高度,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于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鞠建东】:下面有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叶国标致辞,大家欢迎。
  
  【叶国标】:尊敬的林教授、王主席、樊校长、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各位光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出席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中国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这里是主会场,因为我们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在这里非常有号召力,今天来了七八百人,这里只能容纳五百人,我们临时开了分会场,很多嘉宾站着听,我很高兴,当然也有压力。
  
  我们所在这个地区是陆家嘴,是我们自贸区扩容到这边来了,而且我们所在的浦东刚刚迎来了25周年的开发开放的纪念日。过去25年,这里是一片农田,破旧的厂房和棚户区,但现在这里高楼林立,金融机构汇集,要素市场集聚,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最集聚的地方。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也是应运而生,我们在2008年市政府和新华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要打造中国的路透蓬勃,我们的立足于服务长三角,接轨世界,要服务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特别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大局,同时要服务于新华社转型和经济事业的大局。我们这个有形的建筑已经矗立在黄浦江畔了,称它为东方蓝宝石,在晚上特别漂亮。现在我们正在打造无形的大厦,把中国自己的金融咨询产业做起来,也希望各位在座的嘉宾、领导给予我们关心和指导。因为今天的时间很珍贵,我就简单的说这两句。
  
  谢谢大家。
  
  【鞠建东】:谢谢叶总。我们正式进入论坛的阶段,论坛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主旨演讲,有四位重量级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在主旨演讲之后是茶歇,茶歇之后是圆桌讨论。
  
  第一位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逸夫教授,大家欢迎。
  
  【林逸夫】:尊敬的樊校长、学界的朋友们,业界的朋友们,还有很多年轻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这儿召开中国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的高峰论坛。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谈谈我对自贸区、“一带一路”这两个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
  
  中国从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过去这36年当中,这么一个过渡转型,中国取得了成绩,是在人类经济上的一个奇迹。36年间,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平均每年9.7%,对外贸易的增长是46.4%(确认),中国确实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就是进口加出口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并且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对于同一个时期的东欧国家也在转型,但他们遭遇到的问题经济崩溃,危机不断。为什么同样的转型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主要是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采取转型的策略,主要采取了渐进的双轨方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很多国有企业,在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没有能力的,一方面给这样的产业给予必要的补贴,第二个方面给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采取开放性的态度。这样一个双轨制的改革,让中国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这种双轨制的方式,对外开放也是这样子的,对那些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资本很密集的,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产业领域,我们继续给它必要的保护,但对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采取开放的方式招商引资,效果也非常的好。并且当时中国是一个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国内金融体系也是很不健全的转型经济,所以,我们在资本帐户还是采取管理控制的方式,然后在经常帐户上面采取开放的方式。这样一个渐进的双轨转型方式,让中国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就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转型过程中,并不是把原来的制度全部消除掉,所以保留在金融市场、在要素市场的扭曲和流动,就创造了寻租的行为,就是贪污腐败。
  
  那么政策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有一些资本密集的产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原来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已经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一些装备业和汽车产业。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给他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让我们的经济稳定,在稳定上才能发展。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继续给他保护补贴的话,是锦上添花,对这些企业当然是好的,但带来的后果这些保护补贴都会创造寻租行为,会造成社会风气的不良。
  
  所以我们对内的改革,必须要向十八届“十三五”那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决定作用,让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必须全面深化我们经济的改革。那么在对外开放上面也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我们的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对很多投资领域是限制的,资金是不能自由流动的。现在要继续深化改革,不仅是对内的深化,而且对外开放也必须深化,我想自贸区的提出,也就是在探索怎么样在投资领域上面,过去我们有很多限制,现在能够把那些限制取消掉,除了少数几个确实关系到国防安全的,我们必须有所控制,其它的都应该开放。并且在资金也是一样的,过去在资本帐户是有管制的,现在要更好地让我们的资金,能够利用国内跟国际的资金,应该在资本帐户去探索一个开放的方式。
  
  当然这些改革呢,我们采取务实的态度,就是先到某个地区试验看看,效果怎么样,可能有哪些不利的影响,那些不利的影响怎么样克服,优良的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率先提出,现在自贸区也扩展到天津、广东。这是我们自贸区提出的历史背景。
  
  那么“一带一路”的战略,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我们现在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是希望能够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经验来讲,应该更充分利用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国内的资源和国际的资源。第二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同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这样应该是符合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可是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规则的设计是由当时的发达国家设计的。现在整个国际的板块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要中国承担更大的义务,应该给中国更大的发言权。这个在国际上有很多讨论,基本上是共识,并且在2009年的时候,胡主席跟奥巴马已经达成协议,一方面比如在世界银行中国的投票要增加,在国际货币组织中国的投票权要增加,但在美国的国会上并没有通过。并且美国为了维持它自己在亚洲太平洋的利益,大家知道它提出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并且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应该参加国际各种贸易规则的谈判,深化各种的国际贸易体系。可是在跨太平洋国际伙伴关系,在太平洋成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却没有受邀请参加这些谈判。明显的这是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是想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以及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安全利益。拿一个战国时代的例子来做比喻的话,美国采取的政策是合作,来制约中国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且在印尼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一个新的亚太地区亚洲、欧洲地区合作框架,目标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同,建立所有这些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个倡议的提出,我们是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抓手,所以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
  
  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在亚太地区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合作,美国也是了解的,在他提出“重返亚太”的时候,美国提出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并且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连接阿富汗和中亚的国家。但相对于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既使在美国很有保留的状况下,有57个国家参加,当中包括德国、英国,现在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四个参加。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目前可以说无声无息。
  
  中国在提出这个创意的时候,有三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不管是从产业还是建设能力上面有优势。同时,中国现在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展望未来,中国每年的外汇储备还是会增加。所以中国用这些外汇储备来支持这些基础建设的能力不管从资金来看还是建设能力来讲,都是非常优越的。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制约它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帮他解决基础设施,大家都是受欢迎的。不仅在基础设施和资金上中国有优势。第三个优势,我们有发展阶段的优势,我们前期一端时期的发展,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变成最大的出口国,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但现在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上升,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上边中国主要失掉比较优势。像其它经济发展比较好的赶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开始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其它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反过来讲,我们可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真正取得持续发展的,是真正抓住劳动力密集型比较优势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出去的阶段,而且要转移出去的规模非常巨大。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970万人,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条小龙像韩国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230万人,我们台湾是150万人,香港不到100万,新加坡50万。中国的整个制造业,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是1.25亿人。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最主要这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发展机遇,这是一个合作共赢。
  
  总的来说,自贸区的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新的战略,都是在这个阶段,按照我们与时俱进的需要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这个战略的落实,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可以给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对外环境,并且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梦想。
  
  谢谢。
  
  【鞠建东】:谢谢林老师,下面有请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教授做主旨发言,大家欢迎。
  
  【王新奎】:20分钟时间要把主要的观点给大家讲明白,这是很困难的,但我尽量会做到。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有一些观点,逸夫已经讲得很透彻。这次全国人大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实际上对我们如何构建经济全球化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一个详细的描述,大家可以去细读一下。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构建新体制的问题呢?因为这二十多年以来,由于我们中国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其实全球的价值链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现在基本上在过去三十年基本定型了。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大概是四大板块,一大板块依然是传统的北美和欧洲,他们经过三十多年的产业转型以后,他们现在主要的价值链形态是服务价值链。第二大板块是东亚,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三十年当中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制造价值链。其它的,像一些新兴国家,像巴西、俄罗斯,这三十年当中,他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是下降的,倒退到成为一个能源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国。有一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甚至包括像印度,它们被边缘化了,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是边缘的国家。这么四大板块,之间的贸易关系,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现在经过三十年发展,全球价值链根本问题什么呢?就是一个平衡问题。这个平衡总的线条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最近十多年来参与的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自贸区、多边的双边的谈判等,我们发现主要是两个问题:主要是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平衡问题,具体来讲,就中国和美国的平衡问题。它有两条主线,因为北美和欧洲,特别是美国,它的服务价值链希望延伸到东亚来。不要看具体谈判当中什么农产品、牛肉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政治需要,其实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在全球价值链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北美美国就是希望把它的服务价值链延伸到东亚来。当然,它现在的价值链已经延伸到欧洲去了。现在东亚的要求是什么呢?特别是中国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投资要让我进去。所以这就成为全球价值链平衡的两个问题。
  
  大家看最近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谈判的内容无非是这两条。最近全球规则体系重构的体系很清楚,美国就是利用NAFTA,应该说全球有400多个FTA,真正在运作有效的除了欧盟以外就是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它们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在某些领域都是90%以上,现在美国要把NAFTA的一套东西再加上若干个21世纪新议题推向欧洲和东亚。而且很明显,如果说它这个意图能够成功,将来全球的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就按照它这一套办,而且这个步伐看来比我们当初预计的要快。
  
  现在我们面临哪些新问题呢?比如说过去重点讲贸易争夺,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加入WTO已经14年了,我们学了很多了。现在讲投资准入,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现在谈判进入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又是我们非常敏感的领域。又比如过去我们谈判的都是边境措施,主要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现在谈判是境内壁垒,监管措施。过去我们大部分谈的是以经济指标为标准的自由贸易,现在是以价值标准为标准的公平贸易。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呢?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让全球的贸易规则按照美国和欧盟主导,那就是我们克强总理讲的,到时候就面临第二次加入WTO,所以我们必须得积极应对。这次在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怎么样描述的,他说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型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怎么办呢?一条思路,就是以开放倒逼开放。我们看看,这些所谓21世纪新议题,在右边的基本上都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加紧改革的方面,为什么我们不用开放倒逼改革呢。中央的思路很清楚的,因为你不改革,就无法应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变化。我们总书记也讲了,说“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不单单用遏制论、阴谋论来解释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改革来应对这样一个局面的变化。
  
  我们现在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呢?怎么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一个我们是积极地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实际上我们和韩国、日本在谈,接下来我们还要和东盟谈,因为我们这个10+1要发展。现在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都是拿的TPP的规则,所谓“高标准”。中澳谈判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在积极地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
  
  那我们怎么办呢?总书记在19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讲的“我们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从周边开始到“一带一路”再到周边。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练兵,是通过参与这种多边和双边的谈判,包括我们积极地参与信息技术产品ITA的谈判,又比如说我们积极参与WTO的环境谈判,我们也积极加入服务协定谈判,我们通过加入这些谈判来“练兵”,通过“练兵”来倒逼我们国内的改革,使得我们适应这种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新趋势,然后一区化,以开放的主动来赢得发展的主动。
  
  第二个,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尽是适应你,我们要从由追随者变成主导者,那要很长时间,第二件事情是构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以开放了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觉得整个战略的勾画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也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但问题是,在实际干的时候,有哪些条件要具备的,不是靠我们在这里拼命的开各种各样的论坛能够解决的。“实际干”当中,我觉得现在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强烈的开放意愿?第二个,你有没有创制规则的实力或者能力?因为你要把你的规则推广到全世界去,它有两个条件,一个你这个规则已经在你国内长期实施,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是先进的;第二个要人家能够接受,不能你主张的规则你自己做不到的,就是管你的不是管我自己的,而且这个规则要非常具体。习总书记出去只讲理念,把这个理念化为规则,化为条文,化为非常深奥的法律术语,有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是要人家听得懂的,里面大讲“有关部门”、“相关部门”“另行制定办法”这个人家听不懂的。第三个,你有没有调控冲击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规则谈好了,你自己先垮掉,那不行的。
  
  这些问题,但是要通过艰巨的改革来解决的,通过对我们国内机制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的,中央领导看得很清楚。
  
  对我们学术界、理论界来讲,特别是像财大、协同创新中心来讲,大批的研究人员、学者参与到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实施我们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过程中,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问题是学术界、理论界有责任解决的,哪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谁都承认,以开放促进改革,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主张改革的人讲改革,主张开放的人讲开放。你要弄清楚开放和改革是什么关系?通过什么机制来倒逼?这个要研究清楚,不是喊口号。实践过程中,往往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背道而驰的,这需要我们学术界来解决。这里面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主动倒逼还是被动倒逼,我们大部分是被动倒逼。最近大家看到了,银联打破垄断地位,背后是我们一个官司打输了,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关于电信打输了,输掉了我们就改,这也符合我们国内改革的方向,我就要打破你这个垄断的地位。但老是这样被动地去倒逼,那怎么起引领和指导作用?所以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之间,有一个机制和传递条件,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从被动倒逼转为主动、自觉倒逼,这需要我们理论界去解决的。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改革,基本达成共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口号上,怎么完成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两条路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争取赢得发展的主动与确保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讲安全的,都是安全。我们有一个同志曾经做了研究,现在涉及到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有二十几个,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健康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等等。每个地方都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系的,你要赢得发展的主动,你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你不去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说这个规则谈判行不行,说“不行,这牵涉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有进出口第一,你安全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一个小孩的安全和一个成年人的安全和一个老人的安全,大概这三条安全线是不一样的,怎么准确把握这个度?不然的话,一讲安全,都没话讲了,理论界要有数据来说明,哪些安全底线不能碰的,哪些不是属于国家安全领域的,这样的话,才能解决赢得发展的主动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第三个,争取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与融入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我们讲“一带一路”,“走出去”第一步就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说你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第一步这条带不在全球价值链上面的,那你走出去怎么弄?它那边没有价值链啊,城市与城市之间没有贸易,要弄清楚啊。第二,你往东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首先跨出的地方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我们这里如果一放的话,加工业都迁到那边去了,它是低端。那么如何来贯彻“一带一路”的战略,牵涉到中国是不是有自己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而这个跨国公司能够根据你的投资和生产布局来形成一个合理的,由中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而且基于跨国公司内部供应链基础上的价值链,那才是“一带一路”的基础。如果你这个基础搞得再好,结果没有自己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那等于是买了炮仗给人家放,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学术界去研究,因为这个战略不是一年两年的,是几十年的战略,可能是伴随着整个中国崛起的过程。我们要静下心来研究,企业界做企业界的事,政府决策部门做政府部门的事情,学界做学界的事情,一起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谢谢各位。
  
  【鞠建东】:谢谢王教授,我们借此机会特别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上海陆家嘴管委会,感谢张涌主任对这个会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面有请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做主旨发言,大家欢迎。
  
  【佟家栋】: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樊校长、王老师、林老师以及各位同行,同学们,早上好!
  
  特别感谢论坛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对中国自由贸易实验区的理解。我这个发言的题目“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试验和战略构想”,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有这样一些我们在四大自贸区或者3+1自贸区扩容和有了总体方案之后,有一些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国自贸区,为什么要加“试验”这个字,它试验什么?第二,从建立自贸区的试验来讲,这个自贸区试验的重点在不同的地区,它的差异和它可能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以及由此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如何?第三,我们怎么样看待自贸区,将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第四,我们还想思考一下,它这个改革开放的高低和政策的洼地是什么关系?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自贸区试验什么?其实这个“试验”呢,要我理解,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实验一个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如何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变,因此如何建立国际化和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是试验当中的国家战略。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如何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我们深化自己的改革,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它要在一个区域当中单纯是市场经济,那还不完全,它还是一个东西,就是开放,试验自由贸易开放的环境下,如何建立高效便利服务便利的高标准,以便为自由贸易做好准备。从这个意义来讲,试验这样几个东西,是在我们各个方案当中讲得比较清楚的,试验对外投资企业如何准入实行国民待遇,试验一个开放的金融制度下如何实行内外经济的融合并做到风险可控,还要试验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机制,还要试验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下,如何面对国际竞争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也就是说贸易的试验、投资的试验、金融的试验、科技创新和创新国家的试验乃至于产业转型的试验。这六大试验加在一起,就是整个自贸区想试验的主要内容。
  
  实际上这个试验呢,我看它是渐进的,2013年的9月28日上海成立了第一家自贸区,面积是27.78。在建设的一年多时间中,显然有许多进一步需要尝试的地方,比如说试验区的地理面积和实验任务匹配的问题,显然27.78平方公里要承担这么多内容,是承担不起的,第二个负面清单的完善与不断调整的局限,特别是是政府职能转变与处理好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关系,各个试验功能区的设立及其需要的政策配套等等,都是先设立一家。显然这种渐进性体现在第二批挂牌的试验区,有广东、天津、福建的自贸区。第二批提出来,而且给了总体方案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认真地阅读和学习,我们发现这个自贸区的总体方案比原来上海自贸区在建设的时候,中央政府所考虑的问题比过去要周全得多,要更具体得多,更具可操作性的多。
  
  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在自贸区的地域范围上,都划定了比原有的上海自贸区大得多的区域,它的试验任务有这么多,那么它的地理范围应该大一些。第二每一个自贸区都根据试验的内容分别划定了不同的区块,按功能区划,分工明确,试验的内容比较集中,比如说这个区块,上海是七块,其他各个地方是三块。再有就是区分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和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以便根据试验的内容给定不同的政策环境。第四个,每家自贸区按照他们各自所在的地域特征,明确了各自的平台分工,达到试验的目标,积累希望能够得到推广的内容。第五个确定了各自试验的基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建设典型的自由贸易区等等。
  
  第四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这个自由贸易区试验的功能区分和政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从总体上讲市场经济原则,就是在所有的海关监管区,内外都一样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或者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改革、创新和建设,在所有的自贸区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第二自由贸易区应该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律环境完善,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国际一流的自贸区,当然这是对上海、天津的说法,对广东和福建是另外一个说法。
  
  在总体之外,又划定了一个东西,叫自贸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探索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在这个海关监管区里面,它主要是三大项内容,不管怎么细化,一个贸易自由,一个是投资自由,一个是金融自由。这三大自由呢,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政策环境探讨和法律法规的建设。第二非海关监管区,重点是投资制度改革等,尽管它没有包括全部,但至少它把我们现在的自贸区任何一家的自贸区都分成了两类区域,一个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围网的或者不围网的。这样一个划分呢,实际上就把我们现在自贸区实验区的很多东西在大的框架下给进一步地细化了。这个细化干什么呢?中央政府的想法很清楚,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且这个市场经济环境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高标准的。从这个来讲,政府搭台的目标应该是明确的,它的划分是清晰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这个自贸区不能只有搭台的,你这个台搭得再好,必须有人唱戏,谁来唱戏?谁来到你这个自贸区很自由地展现他自己的运行、经营以及一系列扩展性的活动。如果这个自贸区是有吸引力的,它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一定有人感兴趣。
  
  外国企业的兴趣是什么样的呢?便利的贸易商品和服务贸易环境,第二便利的投资设厂和运营的环境,第三便利和自由的雇佣熟练且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的环境,第四良好的融资环境,没有歧视和差别对待,第五预期的获利潜力。最感兴趣的还在于他获力的潜力如何,那么预期的获利潜力在哪儿呢?按照现在的自贸区的设立方案,叫改革的高地。改革的高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之后,使得企业能够高效便捷地在那里进行经营活动,比如说在那里从事他自己感兴趣的,能够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便捷的经营环境,这是他想要的,也是我们现在在设计自贸区的时候,所能给予的。
  
  另外一个它有没有政策优惠。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考虑外国企业的兴趣来自于什么?外国的企业在进入中国自贸区的时候,他希望中国的市场是怎么样的?他觉得中国是一个13亿乃至更多人口的大国,它广阔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现有需求的潜力是第一个目标。第二,我们处在转型期,我们处在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过剩的阵痛期,中国现在吸引外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走出去”的资金大于流入的资金,尽管我们流入资金的绝对量还是比较多的。因此就这来一个问题,我们的吸引力在哪儿?第二,我们除了外资企业之外,我们对内资企业的吸引力如何?第一便利的贸易环境,以自贸区作为平台,更多的出口,简化我们的出口手续,减少我们交易的成本,建立更多的电商的业务关系和跨境电商的业务关系。便利的投资环境,缓解国内企业贷款的压力,缓解需求不足的压力。第三便利和高效率的服务系统,缓解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现在的懒政的问题。第四便捷的国际金融市场,走出去的平台,我们借用国外资金的平台。第五科技创新的环境,风投基金的建立,整个创新推出机制的建立。第六先进制造业形成和发展的环境,比如金融租赁的环境。第七,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总体上讲,内资企业对这个自贸区的希望是较少的交易成本,较高的工作效率,从而能够“走出去”引进投资,然后能够很好地扩展他自己的生产,脱离内地经济调整的压力,寻求恢复和增长的动力,这是短期的。借助一些开放的政策,缓解内部的压力,这也是短期,不管怎么样,这种短期的吸引力,短期的追求,可能就成为我们现在内地企业不断地进入自贸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力。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近期中国的企业都希望尽快享受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希望尽快进入自贸区获得改革的红利。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三资或者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在眼下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在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在绝大多数国家是市场经济环境。他们在中国获得的相对比较完善的和我们自己国内比,和我们过去比相对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讲是正常的环境。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可能中国要搞这个自贸区,要靠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来带动经济的过程,在外资企业那里要等一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感觉内资企业对这种改革高地的追求和兴趣,大于外资企业对改革高地的兴趣,这是我们看到的。因此,如果外资企业兴趣更大,首先中国经济要恢复要发展,要展示它自己增长潜力很大,而且可持续增长,而不是还处在调整期。第二个方面,中国经济现在的振兴和调整乃至发展,要靠我们对外开放来带动来引导来推动。因此这里面现在的情况,我们希望推动中国近期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外国企业在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经济增长经济恢复和长远的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因此这样一个循环,在现在我们还没有打破它的外部力量。
  
  可供选择的出路,我们是否需要政策洼地?如果现在进来,外资企业也好,中资企业也好,他们有一定的经营风险,那怎么办?比如中国经济还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比如中国自贸区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这些方面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经济特别是自贸区的经营和自贸区的引力方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他想来或者我们又希望他来,怎么办?
  
  第二中国周边有太多的自贸区,不是我们一家,日本有六个国家战略特区,韩国有八个经济自由区,新加坡有五个自由贸易园区,当你的周边有这么多的自贸区存在的话,当你的周边不仅仅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条件,还有很多优惠的时候,你怎么办?吸引外国企业和国际业务,需要改革高地的同时,是不是也要有政策的洼地?一谈这个我们会吓一跳,为什么?中国的自贸区在试验的初期讲得很明确,认为要着眼中国的长期改革,着眼于可复制可推广,因此这里面不能有政策的洼地,会导致政策洼地的竞争。可是现在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破?什么时候才能引进一个新的动力,使得我们自贸区在这个特定的时候,在这个特定的全球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环境下,让它启动起来?因此吸引国内企业暂时采取只提高改革高地的市场经济便利,对所有进入自贸区的企业,比如在海关管辖区内实行改革高地和政策洼地,对进入所有非海关管辖区实行改革高地,有多种选择,但这些选择怎么样呢?我们没有给结论。
  
  谢谢大家。
  
  【鞠建东】:谢谢佟校长。下面有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做主旨发言,大家欢迎。
  
  【张军】:林桂军教授、王新奎教授、樊丽明校长,今天很高兴出席今天论坛的有很多过去的朋友,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关于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其实我并不做这方面的很多研究,但是从做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研究过程中,深感金融开放的迫切性。所以今天借这个论坛谈谈自贸区在这个上面为什么会把金融的开放作为试验的最重要的内容。我大概要讲三个:
  
  第一个,中国现在是很需要金融的开放;第二个,我们都知道,金融的开放,其实有巨大的风险;第三,自贸区的试验责任是重大的。
  
  关于为什么要金融开放?早期我做了很多研究,关于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经济学文献里面还是从大量的经验观察,我们都发现金融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是有不可分的关系。金融需要不断地深化来支持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就提出更高的关于金融深化金融开放的要求。可是在中国的36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面,金融开放是相对滞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我们不需要跟境外的金融市场有太多的联系。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是在过去的十年逐步形成。因为中国经济在2002年以后进入了一个平均10%的增长阶段,这十年,到差不多2012年经济减速,降到7%左右,但2002年到2012年10%的增长的特点是金融财富的增长特别快,很大程度上跟土地有关系。土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使得我们的家庭、企业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金融成分的占比很高,家庭的金融资产里面估计拥有的房产占了70%。金融资产快速的积累,实际上提出了金融开放的巨大要求。大家抱怨我没有投资机会,这个潜台词是说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开放。
  
  差不多在几年前,我印象中美国的《外交》杂志上面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争论,组织了一批人有一个讨论,这个辩论里面有两个人,一位是ArvindSubramanian他前两年回到印度做了莫迪总理的信息经济顾问,另外一位是DerekScissoss。全球的经济版图里面,中国无论是GDP还是贸易都是到了超过美国的成果。但第三个变量选择的是外部金融强势或者外部金融的实力,这个就有争论了,中国现在有外汇金融的实力吗?ArvindSubramanian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外汇实力。我后来写邮件给ArvindSubramanian,他说外国人要谨慎地告诉中国,你们什么东西做对了,什么东西没有做对。金融的开放呢,我想ArvindSubramanian的意思是说,外汇储备或者中国债权国的地位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增长很快,所以我们不能告诉中国他们做得不对。但2008年以后,我相信中国在外汇金融实力上面进入了转折,从单纯的一个债权国的地位开始逐步走向海外资本的输出,人民币开始有大量的离岸中心,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在加快,这些都是金融在开放阶段上面的重要表现。当年这场争论,在今天回过去想的话,引导了人们去关注中国金融开放这样一个重要事件的方向。
  
  金融开放固然是很重要,我们国内从增长跟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来讲,显然也到了金融深度开放的阶段。但是我们都知道,金融开放其实是有巨大的风险。国际经济研究所有一本书专门讨论2008年以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的自由化和全球金融融合的后果。他们可能会提醒说很多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因为跟全球的金融有巨大的融合,所以实际上就有危机的巨大风险。我就想到卡门,还有哈佛大学的KennethRogoff说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均等的,三十年代的美国、九十年代的日本还有2008年以后的金融危机,恐怕跟金融全球融合的趋势有很大的关系,每一次试图去加快金融的全球融合的步伐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方面的文献讨论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很有必要去看看2008年以后这些智库做的研究报告,在那些金融自由化比较快的新兴市场经济关系,比如说金砖国家里面,除了中国以外,很多国家经受了2008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巨大的拖累,因为有巨大的风险,所以很难排除在金融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全球金融融合之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为什么在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开放的程度金融方面是最低的,这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做法,未必有不对之处。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自贸区的话题。刚才佟校长说我们自贸区是一个试验区,我就住在自贸区边上,但后来自贸区扩容以后,我就被圈到自贸区里面了,因为我住在浦东金桥,我现在也不知道作为自贸区的居民,我有什么可以投资的机会。我每天都看到自贸区的那个牌子,有一个括号叫试验区。可是在刚刚宣布自贸区的时候,我当时不是很理解,我那时候表达的看法是说,自贸区为什么去做金融的试验?金融的试验可以在自贸区里面做吗?那时候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后来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龙永图批评上海自贸区,说自贸区是搞贸易的,为什么去搞金融的试验?上海有一些学者甚至提出金融开放放在自贸区里面,会拖累金融开放的步伐。那时候很多学者对金融不断开放的想法装在自贸区里面有质疑。全球自贸区协会的主席说,中国的自贸区是一个创新。意思是中国自贸区做的事情,跟我们大多数自贸区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只能理解为一个创新。上海自贸区是一个非典型性的自贸区,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以金融的试验为主的。
  
  我想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阶段上面,金融的开放势在必行,另一方面金融的开放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中国的金融开放这样一个战略,可能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可控的平台来推进。我想这个不知道是一个巧合还是一个顶层的设计,但看起来,如果这样来思考自贸区的试验价值,我相信大家会满怀信心的。
  
  在几年前,我也是看到上海财经大学一个校友,就是央行的一位司长宋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中国的金融开放可能要遵循顺势,他提到的第一个顺势,应该是要加快方便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的中国金融开放里面,最明显的一件事情,中国在加快海外的直接投资。然后他说第二个阶段,可能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自贸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现在大量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资本需要回流,中国的企业可以在海外用人民币来融资,当然也可以用外币来融资,这些问题在自贸区政策层面上我相信已经解决了。第三个,所谓经常资本帐户的可兑换,这件事情宋先生并没有给出时间表,他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有无限的推迟,什么时候能做得到,取决于很多条件。所以我现在觉得自贸区的试验,目前一个基本的架构,遵循的谨慎原则,同时遵循的是金融开放的原则。我看现在ODI将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开放在这样的框架里面变得可控。
  
  当然因为金融的试验成为自贸区目前主要的使命,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在这种情况下,它到底是太快了还是太慢了。我记得去年什么时候,我记得一个外国的记者采访我对自贸区怎么看?我说太小,太慢。现在太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扩容了,太慢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是持续。它其实是整个金融的开放方面,包括社会监管的政策方面,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到现在大家都抱怨,进到自贸区里面的金融机构能做什么,现在还在讨论,我觉得不能光停留在讨论的层面,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在谨慎原则和金融开放秩序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要加快步伐,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想法。
  
  谢谢。
  
  【鞠建东】: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采演讲,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他们。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之后再请四位嘉宾一起圆桌讨论。
  
  【鞠建东】:我们下面的圆桌讨论开始了。我继续刚才的问题,首先对四位嘉宾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林老师的,林老师刚才的观点,我的理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钱,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有钱”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发展呢,中国有没有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井。
  
  我对王老师的问题是,王老师一直大力推动由自贸区的开放推动改革,我的问题是用自贸区来推动改革,尤其是用自贸区来推动金融改革,有没有风险?应该怎么做?
  
  对于佟校长,我的问题是在我们现有的自贸区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的类似于计划的方法,有没有可能培育出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的完善的自贸区市场氛围?现在的自贸区和以前的开发区有什么不同?
  
  第四个问题提给张教授,尤其对我们陆家嘴金融的居民们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后面金融的发展、金融自贸区里面,怎么回答所谓中国金融持续并不是强项,如何通过自贸区的开放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我的四个问题。
  
  【林逸夫】:中国“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受到很多国家的响应,我刚才提到中国有外汇储备是一个原因,但我没有说这是主要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讲有钱的话,美国肯定比我们有钱,因为它可以自己印钞票买东西,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的。为什么美国的倡议没有得到同样积极的响应?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基础设施现在是最明显的瓶颈限制,不管是到拉丁美洲,到南亚还是非洲,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发展,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回报,必须要有产业来利用,如果没有这个产业的话,那个投资也不会有回报。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时候,是很好的把中国的比较优势跟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前面谈到,我们在工程援建上面的力量现在可以说国际上最强的,而且提升得非常快。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际工程承包是100亿美元,但2014年的时候,是增加到1400亿美元,增加了14倍。同时,我们不仅有工程援建的能力,我们现在在建材行业,国内有一些富余产能,而且这些产能实际上是很先进的,都是这些年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产能。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我们是能够作出这个承诺的,一方面我们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是拿得出这个钱,而且这个项目只要设计了,我们是有能力去造。如果美国的话,它可以印钞票,它也可以给钱,但它没有能力去做这些施工,中国有能力做这些施工。
  
  同时,我们来看看二次大战以后,真正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实际上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然后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日本60年代的时候,二次大战以后到60年代日本经济行星向荣,实际上向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到了60年代的时候,它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转到亚洲四条小龙来,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80年代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时候,抓住了这个机遇期,劳动力密集型转移到中国来,因此我们取得了过去三十多年快速的发展。我们现在的阶段相当于日本60年代阶段,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要往外转移,谁要是能够抓住中国劳动密集型转移的战略机遇期,谁就可以快速发展。其实我到世界银行去工作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和认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共同的愿望,都希望给他国家带来繁荣。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既可以解决瓶颈,又可以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是1.25亿人,现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国家,整个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没有超过1000万的,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往外转移,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迎来像中国那样的快速发展。而且中国这个对外的转移,实际上是足够让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还有亚投行提出来以后,更重要的是提升能力,提供发展的机会,更有利于一个国际和平环境,创造和平共融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也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王新奎】:刚才提的问题,当初在做上海自贸区第一个总体方案的时候,已经有很明确的战略设想。在总体方案当中,写进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利益汇率市场率(谐音)。在细化的过程中,实际上这18个月是取得很大进展的。
  
  第一个,建立了FT帐户,等于一幢房子,最基本的装修完成了,煤电水、通讯、光缆全部接通了,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准备搬到房间里面的平台都建好了。第三合格的投资者也已经在准备当中。现在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管理体制决定的,它这个“一行三会”是四个机构,看法不一样,各自的目标诉求也不一样,人民银行又统不了三会,这是一个问题,但最近突破了,最近中央已经定下来要做一个统一的方案,由人民银行牵头,“一行三会”做一个统一的方案。第二个问题就是风险,平心而论,现在并不是一个金融国际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最好时期,第一什么叫风险,大家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这不是风险,有的认为这就是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国际环境当中的风险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什么叫风险可控?我们讲这是有风险的,但这个风险要可控,什么叫可控?可控到100%,还是可控到80%?第三,如果说一旦发生风险了,怎么办?怎么预警?怎么到时候紧急地补救?这些问题大家都没有底。中央现在很明确,自贸区金融开放的改革仅限于上海,其他地方不复制不推广,这是一个控制风险的办法。第二个,现在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就人民币的循环机制要建立起来,人民币要能够出去,出去以后要能够回来,有价值的金融产品,要让人家来买。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我认为是技术问题,最关键的是基本条件——资本项目。如果资本项目没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化,相当于这个水进不来出不出,等于这个房间水管铺好了,自来水只能在房子里面循环,不能和外面管子循环,一天到晚断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现在资本项目开放这个问题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政府的监管能力。在上海应该说,央行上海总部的监管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但是,这样的监管能力到底是不是能适应金融开放的要求?这还得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比如说FT帐户银行和银行的电脑系统连起来,这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第二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治理结构,如果说你管的企业,我们讲合格的投资者都是借了钱从来不准备还的,都是圈了钱都往外面跑,跑了不回来的,各种信息都是假的,怎么监管法?现在非常害怕的是一放信息都是假的,明明是人民币出去,实际上是为了到离岸中心换成美元走路,明明出去应该是投资项目,结果钱到了外面以后就变成其它东西了,这种情况很普遍。包括我们这次取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以后,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制度设计都完成了,接下去就一步一步地放,不要急,有风险,肯定会有风险的,只要可控就可以。然后要和国内的利率、汇率市场化保持同步,不然国内的价格都是扭曲的,你说怎么会没有风险,有了风险也无法分摊,谁承担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就像当初设计总体方案一样的,上海自贸区最有亮点的,就是金融这一块。今后成还是不成,最大的标志就是金融。我认为现在的总体环境是相当好的,今后“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开以后,会赋予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大量的金融过来(确认)。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无非就是看外部条件是不是具备。我倒是个人主张,第一步应该让外资都来参与,解决我企业所谓治理结构和文化的问题。
  
  我就讲这些。
  
  【佟家栋】: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自贸试验区能不能在政府的主导下很好的建立起来。第二个开发区和自贸区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问题首先涉及到中国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理念和它发展的思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张军最有发言权,他就是搞中国经济的,我是研究外贸的。外贸是这样的,我们在1987年的时候,在研究外贸体制改革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不要指望计划处一个市场经济来”。因为计划处一个市场经济来,会有很多政府想不到的事情,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套的、系统的、完善的运行规则和运行制度?可能面上我们能想得清楚,但真正运行起来,可能缺一个环节,两个环节,这就是我们讲的,基本上不能计划出一个市场经济的原因。
  
  第二个在自贸区建设上,确实面临着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自贸区涉及到政府该干什么?我们现在讲所谓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很大程度上指政府哪些事情该干,哪些事情不该干。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划定界限,比如它的区域类型,比如功能区的划分,这都是政府需要想到的事情,而它之间有什么关系?各个企业怎么利用这些机会进行投资的驱动?这都是市场的事情。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政府应该在自贸区里面,既然要搞市场经济,是管的越少越好。它只建立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基本的法律法规、基本运行的游戏规则、跟行政事中和事后监管有关的配套体系,我觉得够了,而多数交给市场,这是一个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应该说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地方发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给中国的市场经济打分,打的这个分,应该说没有代表性。为什么没有代表性呢?不同的地区不一样,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去广东,就会发现它这个市场经济的成分还是挺大的,就是给他一个自贸区的名分,他会想尽办法找到机会,想尽办法去钻政府没有想到的空子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它自己在发展当中有它自己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力和各种各样的积极性。假设你到中国的北方或者到内陆地区,它还等着政府给你什么。所以这样一来,不同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有差别的。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政府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要摆正我自己的位置,尽可能地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目前改革的方面。
  
  但是为什么大家总看到政府的存在呢?其实我们在搞自贸区的同时,时刻在提醒自己的风险可控问题。这里面我觉得是相互试水的过程,相互试错的过程,企业的试错和政府的试错在博弈当中才能做这个事情。因此先让企业进来,先去探讨这些事情,如果现在企业不进来,或者比较多的企业在那里观望,我觉得这不是长远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我理解的是,你还要主张什么给点政策洼地,那你跟过去的开发区有什么差异?开发区是1984年大批建立了国家级的开发区以后慢慢增加到100多个。这些开发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而且有实实在在的廉价劳动力,有各种各样投资的机会。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工业或者是制造业的空白地很多,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当你成了制造业大国,当你成了贸易大国的时候,你如果去找机会,哪些机会你能给予他呢?这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这时候呢,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但是同时,这个政策的洼地的内容也提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讲自贸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建自贸区干什么?第一个我们市场经济改革,长远的、战略的、总体的构想。其实无论你建什么体制,最重要的问题,一个近期的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远期就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环境下的正常增长。从这个来讲,我们还要围绕着增长做文章,还要围绕着有实效做文章。我们的自贸区不是摆在让人看的,也不是展览馆,我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的机制,而且预期这个机制,如果小的区片范围内能够成功的话,可以复制到全国去。我们经济学讲究比较实用,讲究它有效果,不能讲的还是理念,整天讲哲学,我不讲哲学,我讲它的经济效果。
  
  完了,谢谢大家。
  
  【张军】:我觉得有一个变化,我们得去关注,就是说外汇储备,现在3.7万亿的储备是过去增长的存留。那么未来会怎么样?我个人看法,未来五年十年更长时间,中国贸易储备增长的速度当然是越来越慢的。这个过程呢,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对央行意味着什么?将来人民币发行的矛是什么?我的看法会转向中国版的QE,你要有很好的债券市场。就回到下一阶段或者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金融开放。我今天谈这个话题呢,其实可能要往前看。
  
  我觉得中国版QE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货币发行的矛会逐步发生变化。如果自贸区,特别是上海自贸区进行金融的开放,某种意义上要推进比如在人民币计价资产上面比较大的发展。我并不介意说自贸区内的居民会怎么样,但你说中国的家庭,既使在金融投资有很大的需求是到海外投资。现在国内的股市好了以后,沪港通之后,香港的股市也很好。接下来要推出深港通,我觉得要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
  
  现在看我们的企业和政府,现在负债率这么高,我觉得很重要金融开放的含义是要帮助他们来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那么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慢慢的他们要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像过去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
  
  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化解过程中,我觉得从朝前看的角度,你现在化解它的存量固然有很多的变化,但将来怎么样防止重新出现这么巨额的债务,很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市场融资的机会要摆在前面。再加上企业现在的融资成本这么高,两位数的融资成本,一位数的ROE,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有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比如说同样的人民币在离岸中心,你在香港或者新加坡融资,要比中国大陆融资便宜得多,利率要低得多,这些都需要金融开放逐步来降低中国实体经济融资的成本。
  
  我的看法,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上海自贸区,我们企业可以到海外很容易进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发行,比如说债券发行,外面的人民币有这样的机会来投资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同样,我们的企业可以在海外进行人民币的融资,可以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
  
  当然风险这个问题,今天讨论了很多了,有一点,自贸区里面重要的目的是要使风险可控,因为范围比较小,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仅仅局限在自贸区,是有很大的问题。现在我的理解,风险集中在自贸区里面进行管控,但金融开放的渠道是要通过自贸区向区外渗透。这样一个用心良苦的方式,还是要想办法做到金融开放的风险可控,最终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对企业来讲能够降低融资的成本,对地方政府来讲,能够改变他过去的银行贷款主导的融资方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它的资产负债表,也降低它的融资成本,我想对家庭来讲,有更多的参与金融投资的渠道。
  
  谢谢。
  
  【鞠建东】:我们下面提问题。
  
  【提问】:我想提四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林教授的,世界银行您做过副行长,我知道世行在搞中国对外自贸区投资,特别是非洲,中国在外国建自贸区,您怎么看?第二个王新奎先生说得特别好,从跨国自贸区来反推中国对外开放改革,我的问题是跨国自贸区和中国的自贸区什么关系?金融很关键,离岸金融能不能搞?怎么搞?
  
  【鞠建东】:我们就请林老师回答第一个问题。
  
  【林毅夫】:世界银行是国际发展机构,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从二次世界大战成立以后,目前非洲大陆是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所以怎么样来帮助非洲大陆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当然是世界银行的一个主要工作。
  
  世界银行过去做了很多工作,成效不显著,中国本来是世界上最落后贫穷的地区,现在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中国有很多经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借鉴的,在这种状况下,世界银行这些年也非常强调所谓“南南合作”,南方的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合作,南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其它的南方国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世界银行也非常支持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包括怎么样来建立工业园区,怎么样来招商引资等等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在非洲国家,其实对中国的这些经验也是非常向往的,所以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之下,实际上现在在非洲国家也学习我们的经验,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方。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也还是继续在参与这方面的合作,我希望将来非洲国家也可以像中国那样取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来解决他们贫困的问题,实现他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其实这个梦想每个国家都有,希望我们的经验也能够帮助其他落后国家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实现他们的民族复兴的梦想。
  
  【提问】:我想提问复旦大学的张教授,我们在财大学习过程中听到过很多关于开放的知识,但很少听到金融开放,具体的离岸金融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我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
  
  【林毅夫】:我可以推荐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杂志,我刚刚发表了希望篇文章,为什么我不支持资本帐户完全开放,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查这篇文章,我想这篇文章有你需要的答案。
  
  【张军】:这个问题我不做回答。
  
  【提问】:我是上海财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很高兴听到四位专家的高见,我先就外汇的问题提一点。我们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3.7万亿,但黄金储备很少。我想问一下林教授,您认为中国是不是需要大幅度的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另外就这个外汇储备这一点来讲,我们现在把1万多亿美元借给美国人使用,美国政府又把军舰派到中国南海,是不是要抛掉美国的国债?还有就刚才王教授也讲到,有少年儿童的安全问题,有成年人的,有老年人的安全问题,您认为假如今天晚上中国政府宣布资本完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林毅夫】:我想呢,国际关系我们当然是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和平的环境,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板块在重新构建的过程中,要有理有据,占据至高点,但同时也评估任何行动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太极拳,最好的是把他的力量转移到旁边去,表面上看起来我没有回击,实际上我保留了主动权。我们现在有3.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债虽然多少,没有实际的公布,但一般的估计是不到1万亿美元,你这样抛的方式能够抛几次,我不见得说两国关系的处理方式可以像两个小孩打架的方式应对,必须考虑得更全面一点。
  
  至于人民币资本帐户开放,完全的可兑换是好的。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最基础的。资本帐户的完全开户,照理说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的,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资本来投资于实体经济,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资本帐户开放,在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话,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开放了,对我们国家有利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是什么?是短期的资本流动。我们知道短期的资本流动,流进来一般不会到实体经济,通常是带有投机性质的,可能造成股票市场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如果大量流进来的话,又会把你人民币的汇率往上升,让你的出口竞争力减少,对你实体经济影响不好。所以通常来看,一般资本帐户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会出现危机,而且资本帐户开放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才提出来的?其实在70年代以前,所有的国家的资本帐户都是管制的,是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才提出的,因为在70年代以前,如果美元作为资金流出去的话,美国内部会有货币的供给减少,有通货紧缩的压力,当时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也是管制资本帐户的,但是1973年以后美元和黄金脱钩,造成美元流动出去的话,对国内不会有通缩压力,可以多印钞票。实际上得到好处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可以拿这些资金全世界到处流动。1973年以后,美国推动资本帐户开放以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比率比以前大得多。基于这个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帐户进行必要的管制,是需要的。所以不见得每样东西越开放越好,为什么我不支持资本帐户完全开放。
  
  【鞠建东】:谢谢林老师。
  
  【提问】:我提一个问题,我是中国化工集团的,我们林教授原来在世行当副行长,世行不是我们中国主导的,张院长提到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实际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是用美元结算,最后又冒出欧元区,同时联手抵御人民币跨境结算。因此,在习李上台以后,提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化解这个矛盾。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如何化解人文、政治经济,包括现在“一带一路”的中心放到新疆,这是国家一个大战略,可是在外汇结算上搁浅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林教授,我们当前的工作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化解它?这关系到中国成千上万的制造商和企业,谢谢。
  
  【鞠建东】:我理解的是结算问题,主要是在“一带一路”里面用哪个货币结算。
  
  【林毅夫】:我前面讲的“一带一路”提倡五通,其中有一项是货币流通,到底以什么货币?因为我们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建立这些基础设施,援建能力我们最强,而且这些建材我们也是生产能力最强。在这种状况下,最好的结算货币当然是人民币了。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会越来越多用人民币结算,但目前来讲,还是以美元为主,因为美元还是国际的储备货币,国际的贸易结算货币。但“一带一路”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以后,全世界马上会进入这样一个新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倡议,这个倡议也是一个中长期的倡议。所以,总的来讲,越来越多的会以人民币结算。
  
  【提问】:大家好,我想问林老师,现在中国也有好几个自贸区了,几个自贸区之间有没有什么竞合关系?
  
  【林毅夫】:这里有这么多位研究自贸区的专家,负责上海自贸区的设计,应该是问他们两位。
  
  【鞠建东】:好,请王老师和佟老师。
  
  【林毅夫】: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想讲。我来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仔细研究了今天会议讲什么自贸区。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国际商学院开的论坛,我想大概是FTA,所以我今天发言讲的是FTA,和FTT没关系。结果来一看不对了,樊校长坐在那里,肯定讲的是试验区。我每次都讲千万不要漏掉“试验”两个字。当初起草总体方案的时候,最初是上海综合保税区一个升级版叫做“自由贸易园区”,那年就把国际自贸区协会的主席请来了,后来中国生产力协会给温家宝总理打了一个报告说搞一个升级版,温家宝总理一直到他卸任前也没有最后批下来。那么到了克强总理2013年2月19日到外高桥保税区来了以后提出搞试验区。前前后后都是讲自由贸易试验区,就定下来叫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麻烦到现在还在。全国成立了很多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研究所,“试验”都没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是自由贸易区,政策洼地,特殊监管去,那么就提出第二个问题,你们四个区之间怎么竞争?现在是竞争关系啊,我跑到前海看一个规划馆,领导始终给我介绍前海有什么优惠政策,比如说所得税15%,超出15%的部分前海贴的。我问他中央刚刚下过文件说不能搞,他也没有回答我。这几天呢,又有消息传来了,说这个文件现在收回了,继续可以搞。这样搞要乱掉的,现在吸引资本投资已经不是15%解决的问题了。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你现在给一个特殊政策给外资,外资回去把这个特殊政策拿回去给他法务部一评估,说你是违法的,然后不要享受,拒绝享受。因为他们也吃苦头,今天拿了这个优惠政策,哪一天反垄断,是另外一个部门反的。所以现在跨国公司非常谨慎,所有地方出的搞的优惠政策,非常谨慎的。这是好事情,全面建设法治社会。
  
  所以我认为现在四个自贸区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如果按照竞争关系理解,最后就搞成政策洼地。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稿的方案里面有一句话,全国所有的特殊监管区有的优惠政策,上海都要,除此之外还有ECD。所以这个观念要转过来是相当难的,我估计还得要很多年,可能林教授的“一带一路”建成了,我们还没有转过来。
  
  谢谢。
  
  【佟家栋】:中国的自贸区不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自贸区,它是一个试验意义上的自贸区。而这个试验上的自贸区,又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况和改革开放走到现在这一步需要做的战略性的事情,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此它这个试验的内容,多于一个典型的自贸区。典型的自贸区,贸易、投资、金融,我们还加上其它的,比如说产业升级,比如科技创新,比如市场经济环境的完善和建设,这些都不是典型自贸区所有的政策和法规的内容,但我们这儿有。
  
  第二个,我们这个自贸区,大家仔细地看四个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它是有分工的。有什么样的分工呢?第一个首先是地理分工,它在不同的地域,布局了四个自贸区,第一沿海,第二最南方和相对的北方以及中间,有一个设计。从它的功能区的角度来讲,上海有7个功能区,天津有3个功能区,福建有3个功能区,广州有3个功能区,而这几个功能区又是分工的情况。而这个分工,每一个功能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比如福建的自贸区,是海峡两岸的问题;天津的自贸区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广东自贸区探讨粤港澳;上海是金融、人民币自由化等等。四家自贸区地域是分开的,内容是分工的,但同时还叠加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和非特殊监管区,又包含了一个试验的内容,按正常的情况下,一个自贸区围网或者电子围网,你就是搞贸易、搞投资、搞金融,你只要进了二线就要缴税,要各种各样的防范的机制,这是典型的。我们还不是的,把以及自贸区里面分两部分,让你探讨这两部分怎么分工,然后还要相互渗透,这个就要大胆的改革创新了。这是目前中国的自贸区和其他自贸区所不同的地方,所以它叫试验区。有没有竞争?有,这个竞争在哪儿呢?就目前来讲,大家竞争效率,看在政府提供的服务方面更便捷更高效,现在这个竞争正处在白热化的程度,所以互相探听他给了什么,我给什么,各个自贸区都在向对方打探。现在刚建立的这个阶段的竞争,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一段是争企业,企业争。如果这个竞争局面形成了,我觉得四家自贸区比一家好。
  
  谢谢。
  
  【王新奎】: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下,竞争的是制度创新,按照老的思路,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没有太大兴趣,最希望有一个特殊政策,因为这个好处来得快。
  
  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可复制可推广,你辛辛苦苦创新了,刚创新好,马上就复制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要分清楚我干的是其他地方复制不了的,其他地方创新的,马上就复制给我,变成这样一种竞争。那么这样的竞争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它的制度创新就给推进了。
  
  其实打听来打听去,结果发现都没有拿到什么特殊政策。其实很多措施没有落地,现在要你想办法,现在前海能落地,但今天落地发现是可以落地的,明天就复制。天津照样有了,台商也希望复制,因为台商不在你前海,台商在天津。所以制度创新的问题,关注自贸区的学者和理论界要重点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才是关键。
  
  【鞠建东】:我们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论坛信息

时间:2015年5月15日-5月16日

地点: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3楼)

主办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

协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指导单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支持媒体:新华社 CCTV2 第一财经 腾讯财经 陆家嘴 金融网

论坛现场
樊丽明 樊丽明 会场全景 会场全景 林毅夫 林毅夫 沈建光 沈建光 盛斌 盛斌 佟家栋 佟家栋 王新奎 王新奎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 张军 张军
论坛日程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 自贸区高峰论坛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3楼上海厅
8:30-8:50 注册  
8:50-9:20 

欢迎致辞

樊丽明,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叶国标,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

朱民,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陆家嘴管委会主任

 
9:20-9:40

主旨演讲

主持人: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原世界银行副行长

 
9:40-10:00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王新奎,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教授,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0:00-10:20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与战略构想

佟家栋,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

 
10:20-10:40

中国金融开放与自贸区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10:40-11:00 茶歇  
11:00-12:20

圆桌讨论:自贸试验区与中国开放

林毅夫

王新奎

佟家栋

张  军

 
13:30-13:50

主旨演讲

主持人:丘东晓,香港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拉丁美洲的国际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Mauricio Mesquita Moreira, 美洲开发银行国际贸易与合作处首席经济学家

 
13:50-14:10

国际贸易规则变化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4:10-14:30

全球贸易结构变化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政策评价处副处长

 
14:30-14:50 

一带一路:成因、内容与挑战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14:50-15:10 

非线性资本流动税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5:10-15:30

中国企业走出去:现状、机遇与挑战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15:30-15:50 

我国第四轮对外资开放路线图和改革事项

孙元欣,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15:50-16:05 茶歇  
16:05-17:30

圆桌讨论:自贸试验区与资本市场开放

何帆

林桂军

鞠建东

余淼杰

孙元欣

 
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 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3楼上海厅
9:00-9:20 

主旨演讲

主持人:黄建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

从特惠到普惠,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

 
9:20-9:40 

人民币迈向国际储备货币之路

沈建光,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9:40-10:00

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突破口推进新一轮改革

张智威,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10:00-10:20

贸易协定与贸易争端

丘东晓,香港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0:20-10:40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框架与重点

盛斌,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10:40-11:00 茶歇  
11:00-12:20

圆桌会议:新常态与中国改革开放

白重恩

沈建光

张智威

丘东晓

盛  斌

 
13:30-14:00 

论文宣讲

平行论坛1

陈智琦,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14:00-14:30 杨玲, 上海大学副教授  
14:30-15:00 薛莹,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生  
15:00-15:20 茶歇  
15:20-15:50  姚顺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  
13:30-14:00

平行论坛2

上海自贸区政策仿真

韩冬梅, 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14:00-14:30

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基础及模式选择

孟广文,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14:30-15:00

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出口的微观结构

付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00-15:20  茶歇  
15:20-15:50

CAFTA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赵金龙, 上海大学副教授

 
15:50-16:20

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

杨永聪,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生

 
13:30-14:00

平行论坛3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

赵龙跃, 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14:00-14:30

天津自贸区情况简介

冯雷鸣, 天津外国语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教授

 
14:30-15:00

美国与乌拉圭、卢旺达BIT中的不符措施及其与早期BIT负面清单的沿承关系

陆建明,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教授

 
15:00-15:20 茶歇  
15:20-15:50

浅析天津自贸区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王维薇, 天津财经大学讲师

 
3:50-4:20

自由贸易区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实现

王旭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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