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上海国际投资论坛
本次论坛聚焦目前备受关注的跨境投资,融合专家与企业智慧,深入剖析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当下,投资者如何抓住投资良机、管理跨境风险。从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到各国自由贸易区所蕴藏的机遇,全面解读跨境投资趋势,分享实用投资策略。...[全文]
论坛全程实录
时间:2015.5.8
地点:金茂君悦2楼嘉宾厅
主题:上海国际投资论坛
    周林:我今天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尤其是欢迎我们的合作伙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非常欢迎达顿商学院的院长到这里。非常荣幸和达顿商学院一起合作,共同主办这次论坛,在中国包括在全球来说,举办这样的论坛恰逢其时,因为中国目前的整体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都在发生一些转变,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尤其在最近中国的股市,过去的三天暴跌,大概跌了8%到10%,整个市值蒸发了8%到10%,但是整体的资本市场还是非常强劲,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包括国际的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我们也听到了巴菲特或者说其他的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未来非常看好。到底如何抓住这些机会,并且自己能够挣些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是不断上涨,尤其是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不断创出历史的新高,不单单是标普五百还是纳斯达克,曾经大家觉得根本不可能达到五千点,但是又奇迹般的恢复了,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的机会,不单单说新兴市场,美国也是充满了机会,对于很多中国的投资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资本的流出,去年第一次超过了资本的流入,现在中国流出的资金大于流入的资金,海外到底有什么机会,也是中国投资者很想了解的。今天我们共同探讨跨境投资这个话题,相信对于美国的嘉宾和中国的投资者来说都是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大家今天会分享各自的想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双方顶尖的学者来自达顿和安泰,以及行业的领导者,分别来自于美国和中国,今天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参与今天的论坛,再次欢迎大家。
    下面我邀请Robert F.Bruner院长给大家做一个开场白。
   
    Robert F.Bruner: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里,非常感谢周院长刚刚的致辞,非常高兴能够共同和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主办这次论坛。非常荣幸能够和中国顶尖的商学院一起合作,首先我想代表达顿商学院还有资产管理中心感谢交大的热情款待。这是我们第三次共同主办这样的论坛,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繁荣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和各界人士合作,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校来说,我们应该与商业的环境不断的进行合作互动,上海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今天我们有来自达顿商学院的领导层,我们的教授员工共同努力举办这样的论坛,非常感谢各位的努力,以及所有的安泰管理学院的合作伙伴,尤其感谢我的一些同事。帮助达顿商学院在亚洲地区有更多的互动。还有一些演讲嘉宾会讲一下全球的商业环境,尤其是投资环境。我们特意挑选了跨境投资这个主题,作为本次论坛的讨论焦点,其实对于商界来说,不单单是金融行业,还包括整体的企业界都是非常关注这个话题,谈到了很多货币政策的差异,以及估值还有整个市场的上升,对于中国上海来说,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整个市值已经达到了四万亿,而且今年是全球表现最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GDP的增长是六年的最低,全球的投资者都表示了一定的担忧,欧洲现在表现并不好,日本也陷入了困境。全球都在考虑估值问题,然后低利率现在在很多的国家都看到这样的央行政策,美国市场也有1250天的股市下挫。随着时间推移,每年大概10%的股市调整,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嘉宾也会提到股市调整的问题。整体的市场弹性还是非常不错,全球的投资现在更加具有跨境的特征,我们看到更多的跨境投资希望有更高的回报,在监管在经济发展以及在政策决策,在人口以及消费者行为中间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跨境投资的问题,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专家的意见,考虑各个国家的投资差异,非常期待专家和我们谈跨境投资的差异,我们会听到来自上海证交所的专家,还会听到来自美国生物投资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在经济政策整体估值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些讨论。另外,今天的听众当中,有一些价值投资者,有一些量化投资者,还有价值增长投资者,以及学生和教授,我们希望给大家分享最前沿的资讯,我们的议程当中有很多能够互动交流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利用起这些机会,我们有安泰和达顿的专家教授,希望能够不断的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大概六个月之前,十一月份的时候,达顿商学院举办了弗吉尼亚大学第七次投资大会,明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又会举办这样的论坛,希望全球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我们也会邀请大家,主要是健康医疗行业。今天我们也会谈到这个话题,现在整个市场的世界都是联结在一起,包括货币政策。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体的价值组合配置,几年之前资产市场的泡沫出现了破裂,泡沫形成最终可能会破灭,这样的过程中投资者怎么做,怎么评估全球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永久的话题,但是也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尤其在全球的投资环境下,这个也涉及到跨境投资的主题。最近我们也看了这样的论坛,让全球的意见领袖探讨这些话题,达顿商学院给学生提供很多的商界经验,让大家仔细的从战略的角度分析问题,这次的参与者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思考一下,到底如何去提问,如何关注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我非常荣幸介绍第一位演讲嘉宾,胡汝银博士,胡博士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在他这个领域顶尖的研究者,他对于新制度的经济学非常有造诣,在1997年的时候,胡博士被任命为上海证交所研究所主任,另外他也是中国银行协会的主席,他也是上海市政府主要的决策咨询顾问,并且也是获取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胡博士也担任过很多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成员,他领导了非常多的研究项目,主要用于战略决策,作为在这个行业以及在公司治理方面非常著名的研究人员。他亲自参与了很多书籍的编写,包括重新思考各种各样集权的管理方式,我们非常欢迎胡博士今天能到这里。
   
    胡汝银:非常感谢,今天我用中文来进行演讲。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国的整个股市非常的火而且波动非常大。如何理解整个市场的运行机制,根据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流派,我觉得最终靠制度来决定投资者的行为,投资者的行为最终决定市场的表现,以及整体的投资业绩表现。资本市场有很多功能,定价、融资、投资、风险管理,让公司做强做大,满足整个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资产配置的需要,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定价必须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就像交通灯一样,如果价格信号错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不可能的,如果形成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呢?这是多少年来金融也好,还是其他领域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要了解中国,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后的国家,资本也是这样,变化很快。再往后三十年,那个时候的资本市场和中国现在的资本市场完全不一样,中国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相同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经济规模很大,所以按照经济学的角度讲,可以形成足够的规模经济,而且有比较好的产业组织。第二,这两个国家的人,一般的老百姓都是非常勤奋的,全世界加班最多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和中国,相对而言,美国的经济比较发达,中国的经济不怎么发达。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人这么勤奋,再过三十年,中国的很多行业很多上市公司会发展的更为强大,在三十年之前,我们没有听说华为,没有听说腾讯,没有听说淘宝,甚至十年之前我们对这些公司在世界上还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全球令人瞩目的新星,不管中国怎么变化,只要努力,这里面必然有很多企业脱颖而出,因为是一个非常动态的经济体和国家,因此这里面有很多企业会被并购,甚至破产倒闭,所以在中国机会很多,另外风险也比较高。三十年前有一些企业家当时很有名,今天他们已经不在企业家的舞台上,甚至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成为阶下囚。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有很多企业家脱颖而出,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投资界和美国相比和瑞士相比,平均的年龄更年轻,未来包括中国的BAT,这三个公司的董事长年纪都不大,有很多比我年龄要小的多。可以预期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回过头说,所有这些变化都和中国整个制度架构联系在一起,这个制度架构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度安排,法律法规,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条例,市场的交易规则,还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文化,是一个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还是一个“有钱就任性”,任性就比较随意,因此中国市场从投资领域讲,我们有稳固基础理论,也有空中楼阁理论,就是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在货币和就业通论里面提到的空中楼阁里面,我们称之为大傻瓜理论,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的市场目前都有市场。还有第三个方面,中国的很多基金公司,很多高端的个人投资者以及国内称之为私募基金,不是公募的基金,他们运用最现代的金融工程的方法进行投资,中国的市场在快速的发展,最高端的金融工程的技术在这里面运用,市场规模开户者人数超过了一亿,因此可以说是“全民炒股”,这个市场有不同的投资者,而且最近国内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有股指期货有期权等等,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融资交易,还有就是大家不知道的,除了场内的融资之外,交易所的会员在柜台上正规的融资之外,还有场外的融资共军,叫“伞形信托”,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融资工具,这个市场的创新特别多,工具特别多,风险当然也很大。我们看到有很多股票一天之内涨了很多,但是过了几天,市场依赖于前一天的收盘价,第二天股价的涨跌只能在4%的限制之内,为什么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因为大家担心投资者不成熟,风险太大了,所以最后有了这么一个限制。美国有纽交所,有断路器这样的制度安排,香港交易所没有任何的价格限制,美国是在中国香港之间有一个断路器,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制度安排,还有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刚才讲证券市场有一系列的功能,但是我们讲证券市场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市场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应,政治家希望这个市场的运作是有利于他的选票,政治家希望次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选票,高频交易者做什么东西呢?很显然他们要赚钱,还有的想套空公司,一般的投资者想赚钱,我一直研究公司治理,一方面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投资者追求的是赚快钱,所以希望公司的决策公司的投资是有利于短期的股价上涨,尽管这样一种投资安排会削弱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在中国有这样的投资者,到股东大会上去,比如说最近中国的并购市场非常火热,并购市场也是鱼龙混杂的,有些并购是为了提升公司的长期价值,有的是为了造成交易公司的股价上涨,短期股价上去了,但是长期可能削弱公司的竞争力,但是短期很火,所以投资者对这个东西很欢迎。市场一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滥用市场机制的危险。经济学里面,我们讲完全竞争市场,亚当史密斯讲追求自利者最终达到了利他的目的,因为市场不完善,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效市场,也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我们现在经济学研究这没有研究到位,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股价会上涨,对市场有足够影响力的投资者,他们很清楚,这个市场有没有投资价值,没有投资价值有扬尘效应,知道这些东西,利用其他人的愚蠢去理性的赚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里面有不同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的市场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早期市场里面证券市场的估值,即内在价值、帐面价值和市场价值,这种估值受影响太多了,这种估值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样的估值,昨天的股价这么多,明天的股价又不一样了,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必须把其他的因素考虑到,我们通常讲要有价值投资,估值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有影响估值的因素非常多,如何去把握,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为什么市场出现变动,就是因为估值太难了,方法太多了,像巴菲特,有人说巴菲特做价值投资很明智,有人说因为巴菲特的影响力太大了,他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他在高盛那可以拿到非常廉价的优先股,其他人拿不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拷贝巴菲特,还有一些人做投资的,可能关注在医药行业,关注高科技行业,关注互联网行业。他们背后的VC投资者是中国的公司,中国的人人网在华尔街上市,在美国做了很多公司的投资,他们都是关注某一个领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其实依赖于正确的内在价值的度量,以及正确的定价。但是要做到这两点,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们在很大情况之下,不知道公司情况究竟如何,有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你的信息不是完全的,尽管我们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完整正确,但是其实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你来讲是不足够的,而且SEC要求上市公司不要预估未来的业绩,因为有可能会误导,就这点而言,财务信息都是向后看的不是向前的,未来发展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大情况下,投资是盲目的,你的定价是可误的,会出现错误。而且关于未来的信息越少,我们投资者决策的质量就越差。经济学家对人有时候很乐观,但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觉得很悲观,人贪婪是件好事情,但是很多情况之下,就是因为贪婪把很多人毁掉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坐牢,就是因为太贪婪,行为不能做到自律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任性的一面、感性的一面,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如果任性的这一面站到主要地位,那这个市场就一定是一个任性的市场。在整个市场发展过程当中有两种因素起作用,积极的一面是让市场变得更加有序,变得更加有效率,定价更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另外一种消极的东西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消极方面的约束,可以分个人的道德约束、个人的专业能力约束。第二个约束比如说行业自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有行业标准,还有公司的企业标准,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州的首席检查官监督非常有效,香港法院的判决非常有效,这种法律约束,还有中国的CSRC形成的专业监管机构的约束,还有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等等,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政府的决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手段。我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国家这样一些制度的形成,实际上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早期你几个方面的能力组合不一样,会显示出不同的制度演进方向。在中国早期阶段,因为自我约束、市场竞争力约束、行业自律不到位,但是市场风险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个驾轻就熟的手段,就是求助于行政的管制,在资本市场表现为大量的行政审批,大量的行政审批取代了自己决策,比如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我们没有像纳斯达克那样,像中国的新三板市场那样,如果我们的交易所的会员公司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最近中国股票市场交易量创了全球历史的新高,上海证券交易所,最高的时候一天超过了一万亿人民币,这对于纽交所的交易系统来讲是一个天量,在很多交易所可能就当机了,我们没事。为什么过去上市要通过行政的审批,不是像美国,发行人像证监会申报文件,证监会根据文件申报的契闭性(音)做形式上的审查,中国不能这样做,可能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公司业绩不行,投资者上来盲目的买卖,过去政府越俎代庖搞了很多市场,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三个阶段,早期中国资本市场向工商企业改革一样,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非常自由化的,全国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也没有统一的证券法,和美国早期是一样的,美国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公司法。在中国早期阶段也是这样的,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都是由国立的发展改革办公室来审批,当时的国有银行在国内都有分行,但是这个分行和现在人民银行的各地分行不一样,现在分行和总行是一体化的,以前是独立的。所以是一个行政分割的,全国有多少个交易所,有三十多家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这些证券交易中心很活跃,有很多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最后朱镕基从上海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当时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企业发债,发债了以后,到政权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了,兑付不了投资者就到市政府省政府示威,有人甚至自杀,后来朱镕基采用了一个方式,快刀斩乱麻,所有政府都由中央政府来审批,这就是金融管制出现的一个背景。当时的证券市场波动很大风险很高,政府经常对它进行干预,你不要以为政府是强势政府,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干预往往是政府和广大的投资者互动的结果。中国最早朱镕基三大救市措施怎么出来的呢,有关当时上海股票市场股价猛跌,跌到了三百多点,中国很多人把养老的钱投到股市里面来,亏的裤衩都没有了,最后政府呼吁要救市,我们称之为政府的“父爱主义”,后来政府不断的救市,包括今天如果股市暴跌的话我们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救市要控制风险等等,早期基本上是一个自由化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没有非常专业化的运作,没有很好的市场竞争机制,后来政府介入了,政府介入之后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政府审批的效率非常之差,另外官员审查的时候,即使财务报表没问题,我们知道投资公司是投资未来,过去业绩好不代表未来业绩一定好,所以即使你审查很到位,也不能保证上市了以后就是一家盈利前景很好的公司。对政府这样一种做法,就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政府的压力很大。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和第一阶段有点相似,第三阶段我们有了统一的法律规则有了监管机构,但是很多方面开始实现自由化,这样一种自由化会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会引发两个大爆炸,第一个大爆炸是创新的大爆炸,产品多元化的大爆炸,未来在中国市场,上市公司运作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会非常之多。第二个大爆炸就是市场规模的大爆炸,有人说中国的市场质量不怎么好,但是未来可能早上一醒来打开电视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上海证券市场前一天行情如何,而不是华尔街的行情如何,会不会这样?不一定如此,但是可以与其上海证券市场对未来全球市场的影响,关注度都会不断上升。中国作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体,投资资金池会越来越大。因此中国资金在全球配置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广度会不断扩展,深度也会不断扩展,而且中国的投资者的专业水准会不断的提升,因此未来中国国内的财富增加的溢出效应会对全球的经济版图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中国自身的实体经济和产品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归纳起来,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是非常之快,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另外一方面,尽管有各种波折,但是会不断的演化,这个演化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找到背后的原因,另外就是通过把握演化的方向、演化的规律,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自如,像我们游泳一样,只有熟悉了水性,才能驾驭市场,驾驭大海。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投资需要遇势,因势而变。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法律,了解中国管用的投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不断演变的。要认识中国市场的特点,认识中国实体经济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的公司并购还有很多未来中国的并购市场会发展的非常之快,还有中国的固定收益市场,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也会发展的很快,这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市场,同时市场里面有无数的风险和机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Q:新三板相对管理比较放松,您认为它有没有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的可能。
    胡汝银: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就是现在在争论要不要有转板机制,因为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没有硬性的转板机制,企业自己愿意转到纽交所也可以,如果有转板机制,好公司不断输送到交易所市场就不可能像纳斯达克那样,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前十大公司是全球最有价值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公司。所以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严格讲是不折不扣的交易所市场,新三板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三个交易所。
    第二点就是中国是一个和美国一样的大陆经济体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转型在加快,因此中国有无数的企业无数的好企业也有无数的未来会消失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有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求,所以新三板的上市资源,挂牌公司的资源没问题。从这点角度讲,新三板的发展空间非常之大,就目前而言,不像纳斯达克有完善的交易机制,以及完善的投资结构。最近为了控制风险,对投资者设定了五百万以上的证券资产的要求,你的帐户里面要在新三板市场挂牌,你在证券公司里面开的帐户,你的股票加现金的总额必须不低于人民币五百万,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们搞沪港通,香港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投资者资产必须超过五十万,99%的投资者排除在外,五百万的话就更少了,市场如果人数太少没有流动性。面临这样的挑战,未来会不会引进对冲系统,是不是定价风险有点高,未来新三板的发展主要还是怎么样让市场有更加好的流动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不管是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那么混乱,还是第二阶段政府管的很死,都不可能实现新三板最优的发展,这个问题比较解决,这也是面临的最大挑战。
   
    Q:对于没有在中国生活,对于金融市场特别了解的人来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的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现象,从大面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进出口比较疲软,房地产也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劳动力市场成本不断升高,大体的经济环境看并不是特别乐观,但是金融市场的价值定价却不断攀高,在大陆在香港都是这样,对于在美国做新兴市场投资人来讲,怎么看这种现象,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市场大盘涨起来了,在今后一段时期,同样的因素会不会有影响,想听听您的理解。
   
    胡汝银:我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给你一个回答,第一点。股市最近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很火爆,都在朝上走,刚才讲到了,美国在唱新高,美国、欧洲、日本,股市最近的火爆和中国并没有相似之处,欧洲的经济并没有走出低谷,希腊的债务危机目前还在发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有点背离了,美国的股市如此之牛,尽管里面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过去普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格林斯潘是最最政治家的央行,可以给市场放很多水,放很多水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有业绩泡沫,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华裔朋友做了一些分析,业绩泡沫和股市有一个相互强化的关系。第二,中国次贷危机之后,尽管现在中国在讨论是不是也搞一个QE,但是在这之前中国的四万亿加9.7万亿就是非常大的QE,这个QE比美国的QE还要大,大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房地产的价格上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房价不断走低,中国次贷危机之后,结果上海地区、北京地区、广州地区,全国的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了一倍以上。因此当时有很多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有很多房地产投资,不是自住的。因此房地产市场火了,还有当时有这么强的刺激,全国有很多行业企业贷款增加了、投资增加了,所以很多行业投资膨胀、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最后导致这些行业的ROE在下降,到了今天,为什么中国股市会突然暴涨呢,因为再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回报非常低了,在上海在陆家嘴地区,你要买一个高层的房子,比如130平方米左右,大概八万一平米,如果租的话,按照5%的回报来看,每个月的租金三万以上,你的租金回报率很低,为什么以前也低大家还买房子,因为预期房价会上涨,现在房价不上涨了,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工具没有吸引力了,没有吸引力做实业投资,很多实业过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行新兴产业投资,必须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对于很多人来讲,投资进入门槛太高了,有钱但是不能保证可以成功的进入这个行业。有很多资金都吸引到市场来,吸引到这个市场之后有阳春效应,当然进入市场不完全是坏事,我们从全球来讲,全球每一个国家个人财富量持有量最大的那些人,都不是巴菲特那样做投资出身的,都是做企业出身的,可能有一些新兴的行业资金可能更加多了,最近并购非常火,80%的企业扩张不是通过内生来实现的,通过外部并购来实现的,从目前来讲产生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里面从某种角度讲,有些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可能对某些实体经济基金进入形成了一个挤出的效应,但是市场没有永远的牛市,所以会有翻转的时候,做企业就像马拉松赛跑,只有受到专业训练,有足够的体力很好的控制风险,你才能成为马拉松长跑的冠军,如果你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可能没有到达终点你已经倒下了。通过这样的市场火爆会激发更多的人创业,可以促进市场并购,所以不完全是坏事。从投资的市盈率来讲,我们可以算一下,大概我们现在的市值是47万亿左右,去年上市公司的盈利是2.43万亿左右,你平均一下目前的平均市盈率是40倍以下,而商业银行的市盈率是多少,商业银行的盈利是1.14,实质应该是九万多亿,他们的市盈率7%。有些公司的市盈率非常之高,有的公司市盈率不是那么悬乎。商业银行未来究竟如何,你要有一个判断,如果降息对它有什么影响,如果是利率市场化,现在中国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最后的临门一脚就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贷款的利率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会有影响,盈利结构也会出现变化,未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净利润要增长的话,必须像国外的商业银行一样,要多发展中间业务,像资产管理业务等等其他业务,不能像现在主要依赖现代的增长和利差收入,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结构会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促进更多的直接融资工具得到运用,包括资产证券化、包括债券市场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未来应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这里面因为投资者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这个市场有很多的风险也有很多机会,谢谢。
   
    Q:昨天国务院发文,支持境内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在境内上市。我是做VC行业的,今年VC里面最火的字是“拆”,很多在境外准备上市去美国纳斯达克或者去纽交所上市的企业纷纷回笼,响应政府的号召,最近新三板上面有一家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叫耀明康德(音)把子公司成功的让上海全尚药业(音)在上海新三板上面挂牌,新三板的估值超过了母公司的估值,未来的两三年从我们VC行业里面有大批的中概股、红筹股回流,深交所蠢蠢欲动,最近搞了座谈会,上交所离我们这里几条街之隔,新兴产业板块说了一两年了,似乎好像是光打雷不下雨,今天借这个会让胡主任做一个天气预报,什么时候下雨,听说上海股交中心张总搞了一个“新四板”,这些都是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最前进的一些信息,我希望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胡汝银:中国目前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我一直推动中国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市场化去行政化。目前我们的公司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把上市条件规定在里面,要求要有三年的盈利。最后我们很多互联网企业在没有盈利的时候就急需上市,而且业务前景很好,最终都没有在国内上市。去年中国在全球上市的企业,融资的金额超过国内IPO企业融资的金额,有人说这不是很成功吗?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失败的表现。像你养的小孩一样,最后让人家养,你应该提供的金融服务没有提供,你要好好检讨,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进行法律的修改,现在在走法律修改的程序,在完善这个程序之前,很难真正推出来。法律什么时候修改呢?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完成。现在关于证券法的修改争议非常多,但是我们知道永远都会有争议,关键问题还是要为了市场的发展及时发改,不可能有一致同意的,所以是这样一种结果。
    中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也是鱼龙混杂的,做企业就是一个马拉松赛跑,无论是在国内上市还是在国外上市,我们都需要把企业做好,把企业做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首先是为客户创造最好的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让员工能够有非常好的职业成就。最后让股东得到好的回报,不是所谓的掏空公司不是圈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利他了以后,最后你是最大的受益者。像任正非的华为,他现在没有上市,他的企业做的如此之好,在这个领域里面,他在全球是No.1,他就是坚持了这样的理念。我们的腾讯、阿里巴巴,也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本身也是需要不断的改善,无论在哪上市,我们都要强基固本,中国未来我们会强化市场的监管,另外中国的投资者,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可能在所有时间内忽悠所有人。中国的投资者怎么样变得非常成熟呢?国际上都是要经过几次大的危机,亏了自己的钱才会知道规避风险,而不是盲目投资,投资者也在净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中国欢迎更多的有志于把自己企业做好的公司回来上市,而且我们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在上市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球交易所里面最好的,我们也会做好监管,包括信息披露。我一直主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必须是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殊问题进行监管,其实做投资分析也是这样。我们期待着中国资本市场有更多的充满活力的公司上市,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有吸引力的长期回报,改善我们市场的结构、改善市场的供给结构,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胡博士,再次欢迎所有的与会嘉宾,刚刚认真听了胡博士的演讲,交易所对于跨境投资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打造这样一个环境,大家原来是投机,现在转向做投资,非常感谢胡博士提到了美国的交易所,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发展到现在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的演讲嘉宾是Robert J.Hugin,他是达顿商学院的校友,现在他是新基金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的公司专门负责美国的医药领域,我们非常荣幸欢迎Robert J.Hugin。
   
    Robert J.Hugin:我没有做幻灯片,非常感谢周院长以及Robert F.Bruner院长。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互学习,对我来说我非常期待这次论坛,因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一开始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的时候,我感动非常的激动可以来到这里。第一个原因,我们要支持这样的项目,像安泰经管学院和达顿商学院,我们都是顶尖的商学院,必须要有全球的视野关注全球的问题,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同时要把握机遇。我们教授和学生不断思考这些问题,尤其考虑到我们打造未来的商界领袖,必须要让未来的领导者讨论现阶段的挑战,我们的领导者必须有全球的视野,同样教授必须和全球的环境有很多互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亲自来这里支持这样的论坛。另外达顿的EMBA学生,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在课堂里面进行讨论,同时也可以在论坛上进行讨论,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因为达顿商学院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对于我解决问题的框架来说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我毕业三十年了,达顿商学院教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帮到了我。如果说一个商学院不能讨论全球的核心问题,没有办法教授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问题。另外我知道,整个论坛是一个合作的方式,是达顿商学院和安泰经管学院之间的合作,如果要有全球性的视野必须要进行合作,要与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人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可以达到非常有创造力的讨论,以及思维的碰撞。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样的会议。另外我非常高兴,在这里要感谢Robert F.Bruner院长,他作为达顿商学院的院长,过去十年来做的非常成功,他致力于将整个学院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并且成为全球性的商学院,他之前在全球出差,过去十年作为院长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作为校友非常感谢Robert F.Bruner院长。
    几周之前,我发现院长在社交媒体上面非常的活跃,他有自己的博客,学校专门做了一个小册子,里面专门记录了院长在过去几年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一些经典的话语,比如说有关于勇气、谦卑,这些让我印象深刻,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有一条我一直反复阅读,有的时候往后退一步思考作为一个领导者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往后退一步进行认真的思考,最最高效的领导者,往往是终身学习的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整个人生都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期待学到更多的内容,不断的阅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思考一下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有各种各样的书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我非常感谢院长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怎样能够帮忙你成为领导者,里面一条就是广泛的阅读,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在座的听众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而且比我更懂跨境投资这样一个话题,我给大家致辞非常紧张,我能够说些什么呢?是不是谈谈美国,如果说谈中国的话更困难,因为中国的改变非常多,我做致辞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到底应该说些什么,我希望能够和大家说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也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涉及到中国的经济或者对中国经济进行投资我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荣幸成为美国健康医疗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其实与中国有很多的合作,有关于生命科学,我的公司在五年之前在中国进行投资,我觉得接着胡博士的演讲,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在研究方面非常有造诣的研究人员,我也可以谈一下个人的观点。
    当我去思考在中国五年投资的经验,我们作为一个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五年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成功,我们的增长非常好,我们的员工数量也翻倍了,我们年化投资增长超过了30%。是时候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战略和决策,我们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说景观方面的问题,还有计算机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挑战,是时候反思一下过去五年我们到底做的怎么样。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我退后一步思考当时所做的决策,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公司,非常活跃的公司。其实有几点要进行考虑,首先要自知,必须坦率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资产,不要低估的能力,但是也不要高估。必须要清楚的理解到底公司能力怎么样,必须要有一些伟大的目标,有活力的公司希望可以做出改变。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很好的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三年之后的市场怎么样,环境怎么样,我们思考我们的目标和资产的时候,到底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怎样。我们对于环境来说,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尤其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下,当我们阅读一些书籍,或者看一些资讯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就在中国进行投资吧,马上投资可以有更高的回报,我们有的时候谈中国经济现在增长是7.5%,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是渴望做到高增长,又说到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规模,中国人口又有13亿,这么庞大的人口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非常的迅速,另外胡博士也说到了大陆新经济体这个概念,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可以看作是全球的经济,中国整个国家来说,有非常大的多样性,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中国本身就像一个小小的世界,你要和中国的经济进行互动进行投资,这个概念必须要搞清楚,另外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有关于中国股市的情况,过去一年增长了超过百分之百,但是仍然要比2007年的顶峰低30%以上,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还是非常有兴趣,在过去几周,大概每周有410万新帐户,我们再想到中产阶层,考虑一下中产阶层他们的经济实力,未来十年在中国大概会有五六亿变成中产阶层。我相信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尤其对很多行业来说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通过为这些中产阶层服务带来大量的机会。
    再想一下货币,人民币成为一个储备货币的话,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投资。中国一年生产49000名博士,过去几年里面,新创立了22个生物技术医疗中心,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欧洲日本的经济已经停滞不前了,美国的经济在复苏,投资到哪里去,世界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的挑战,而且整个的情况非常复杂。会给这些积极的因素带来很多阴影,比如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老龄化的速度未来十年比美国还要快,25%的中国人口会超过65岁,考虑到经济还有整个社会问题的话,还有原来的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可能也不存在了。由于高度的工业化,过去二十五年来实现的成就未来很难复制。还有劳动力的迁移问题,当我1985年从达顿商学院毕业,大概20%的人住在城市,现在已经超过了55%了,2030年大概70%的中国公民居住在城市当中,就是十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当中,这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同时我们还听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讨论,主要就是现在在市场当中,我们的资本市场是怎么发展的,比如说市场的监管、政府的控制等等,以及我们的依法治国的发展,这肯定会影响到经济的一些领域,以及我们的投资。当我们想到经济的时候,经济必须要得到长期的增长,我们要做经济的创新,其实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行。一般来说有三个模式,现在的中国在大部分的行业当中,包括在我的生命科学行业当中,中国去年首次专利申请量最多,但是有多少比例是来自于设计专利,或者是实用性的专利,而不是发明的专利,前两者占大量,但是发明性的专利,就是所谓的创新性经济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是远远的少于其他的两种专利,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法律上治理了二十次,在他十年的执政过程当中,其中有十次和中国贸易摩擦相关的,每一次都是原告胜出的。还有TPP结果不是非常明确,这个问题肯定会带来对中国的影响,除此之外会影响到中国和美国有没有能力谈判BIT,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得到TPP成功的解决。还有一个优势,要增加对于海外的直接投资,去年资本的流出中国非常大,中国是主要的对外资本的来源国,还有改变AIIB亚投行的成立,显示了中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在各方面,无论是我们的互动和参与的战略,还是投资的战略,都要理解这些因素,健康医疗行业一样,我们有非常复杂的挑战,各方各面都参与进来。在美国、日本、欧洲,医疗健康由什么来主导的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场竞争人口老龄化带来越来越大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就是创新,有没有能力减少养老成本,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美国我们大家都理解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多少,如果我们不做创新不去解决这些挑战会带来多大的经济分担。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科学上什么都不进步,如果机制以及老年痴呆症的治疗大约可以达到八千亿美元的成本,如果我们现在不应对癌症和老年痴呆症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的理解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上的负担,新陈代谢上的疾病成本可能大概是老年痴呆症的成本的三分之二,在美国要有有序的金融市场,要关注好这些老年人,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必须是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才行。在日本政府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欧洲政府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全球医疗行业必须应对,在中国挑战非常类似,甚至有的时候更加严重,因为中国采取独生子女的政策,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对夫妻必须养四个老人,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后果就是疾病通常在老年人身上出现,这是巨大的麻烦,现在不知道我们的战略我们的中国的医疗体系是不是可以应对经济和社会的后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除此之外,其中的一些后果是我们到现在没有仔细想如何应对,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有什么潜在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医疗绝对是一个问题,有一些是和经济的自然发展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医疗行业越来越多的支持,现在中国的投资不到四千亿美元,每个人不到三百美金,就算现在增加两倍,变成一万亿,每个人增加到一千美元,这些金融资源不能应对这些挑战,除此之外政府表示,对医疗健康投资来说,最关键的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提供,在那多农村没有基础设施,我们现在需要让国家和政府保证农村的人口也能够获得最为基础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抗衡,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是个人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我们对于医疗投资的挑战到底有多大。
    上海有一个血液疾病的医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并不是最大的,但是最有名。我也是新泽西非盈利医院网络的成员之一,我们在挣扎,每天有五百人进入医院的急诊,这家医院当中,每天接诊的病人非常多,其中有90%没有预约,90%的人不知道是由于心血管疾病还是由于流感,急诊室每天接12000个病人,如何规划如何设立基础设施,打造我们的医疗体系,这个挑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的监管系统又怎样,这并不是批评,而是一个发展的阶段,现在的监管体系其实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中国的FDA大概有一百个省监察员,有12500个待批的药品,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更上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速度,还有对于创新的投资找到解决方案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机会,我们新基公司在中国的机会,我们觉得未来非常光明,因为一有机会,一旦影响到这些患者,这些患者的疾病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关注的是免疫疾病以及癌症,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面持续投资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挑战,我们现在有一个工作小组,公司很多人审视如何把工作做的更好,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以及和中国的私营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在今年年底前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要做接下来十年的规划,我们必须有非常良好的融资规划,需要有可持续的环境,我们要在中国的医疗体系当中进行可持续的发展了运营。我们做了一些观察,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说,如何在中国市场投资,当作为一个外部人,我考虑到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使用的机制使用的参与和投资的机制,必须是适应中国的机制,中国是一个最为多样性的国家,规模超大,经济的利益非常强大,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与其相抗衡,我们使用的机制必须是适应中国的才行,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在德国用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放到中国,这是不对的,也是无效的。大家想要使用我们的经验,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环境,病人设计出一个独特的机制做中国的投资,除此之外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议事日程,中国的经济发展议程真的非常强大,除此之外还拥有愿景,追求的是长期的结果,我们必须做长期的经济发展,当我们的投资或者我们的参与不符合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议事日程的话,有可能给人们的投资结果不会最好,你的投资和互动的议事日程必须和中国长期的发展相匹配才行。这些变化的时机,其实时机不是很明确,除此之外当我们想到中国经济发展日程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和国内的一些公司和企业进行合作,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战略了,因为国内的企业他们拥有战略性的优势,比跨国公司有战略性优势,在今后几年都是如此,随着中国经过不断增长,而且我们可以期待接下来有巨大的改变,比如说患者群的增长社会的变化,步伐也会决定经济发展日程的步伐。就我自己个人角度的来说,我觉得最为糟糕的事情就是和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议事日程背道而驰,非常感谢。
  
   
    Q:很抱歉,我想让你做一个预测,除了渐进性的改变,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以及监管过程当中,中国完全有能力做跨越式的监管和转型性的变化,这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发生,你所处的医疗健康行业,你觉得接下来下一轮的大的转型性的变化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呢?比如说是预约、临床实验、批准,你觉得你的预测是怎样的?
   
    Robert J.Hugin:我觉得有不少积极正面的发展。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听到辉瑞的CEO,一个月之前在中国见了卫生部长,我们要用使用者收费,就像在美国,我们的公司会给FDA使用者付费,FDA有更多的基金,我们会支付使用者费用做临床实验或者药品的实验,能够有更多的审查员在系统当中进行工作,只要钱是用在雇佣审查员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改革性的变化,现在在上海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政府也在说,我们不明确今后的走向怎样,以及发展的速度怎样,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紧张,对于医疗来说。同时在很多地方基础设施也是薄弱的,在中产阶级和城市的经济体当中,至少有很多讨论如何找到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做商业的医保,通过公司或者其他机构,作为一种补充或者替代政府的资金,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问题。除非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现在更加大,肯定有一些非常积极正面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得看今后的发展走向怎样,这些积极的事情是不是会最终成型。
   
    Q:你说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经济大的发展议程,我们具体怎么做,使用什么战略来做呢?
   
    Robert J.Hugin:通常讲的就是和专家和有知识的人合作,如果我在中国投资,我希望我接触的人对于经济有正确的理解,除此之外能够真正知道政府想要做什么事情,公司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中国的子公司,必须花大力气找到最优秀的人才,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受到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医生等等,所以我觉得发展的前景比较好,不过你要保证有足够的信心,你雇佣的人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知识,以及我们如何在风险的时候做出判断,其实我们的业务是高风险的业务,我们觉得对于每一个药品能够获批大概需要十五亿美元,有的时候要十五年的时间,我们可能产出是零,十个药品当中只有两个获批,但是可以把开发成本给收回来。我们如何博弈如何做赌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Q:前面你说了很多跟医疗健康行业相关的信息,我也是这个行业的顾问,为医疗行业做猎头工作。根据我自己个人的工作经验,有很多的医疗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医疗公司,正在削减对于中国的投资,特别是研发投入。你对这个现象的看法是什么呢?能不能做出自己个人对于未来的判断和预测,我指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Robert J.Hugin: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前面你说的这些问题实实在在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没有做严谨的分析找到能够获利的方法。有的人做了一些投资和投入,但是和自己的期待标地不匹配,这是不理智的。我们没有做好足够的研究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做投资判断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结果和后果是什么。我们公司当中,我们公司人员不到七千人,规模不是很大。我们在全球五十五个国家有业务,我们在招新员工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些人,是不是理解这个运营市场。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有些投资反转的现象,当我们做投资,没有做好作业,没有仔细研究背后的基本面怎么样,这个投资的确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希望未来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整个行业会继续发展。非常感谢大家。
  
    Q:有的时候在中国进行投资挺具有挑战的,尤其在某一些特地的行业,比如说金融服务行业,我们知道整个的效率可能比较低,所以当跨国公司来到这里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监管的问题,甚至还要和其他的银行或者说政府进行竞争。我想问一下在医疗行业,监管的考虑有哪些,有些东西是不是特别的敏感,或者说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整个医疗行业非常的宽泛,有些子行业或者说具体的子行业,跨国公司更有机会。
   
    Robert J.Hugin: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先说第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创新行业依赖于知识、依赖于知识产权,我们非常关注贸易条例,比如跨太平洋的贸易协议,就是约定了知识产权的一些问题,包括公司在这个国家受到什么对待,对于创新行业来说,贸易的规模非常重要。我们认为,跨国公司如果要在中国获得成功,首先国内的行业要做的非常成功,当中国的公司觉得也有必要保护自己的东西,必须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仿制药还有低成本的公司,还有跨国创新公司之间会达到一个平衡,你想一下美国大概超过50%的增长,过去五十年的增长都是和生物技术以及创新相关的,你要给市场带来创新的产品,包括日本的经济也是这样,创新给社会带来更高级别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说成本的上升,短期成本是上升了,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平衡,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是支持贸易的,贸易的增长可以带来更好的规则,必须在政策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必须做的更好,作为行业来说,我们支持中国本土的企业在创新上面成功,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医疗市场不断发展对我们是有利的,日本就是这样,二战之后即使日本曾经也是保护自己的本土产业,比如说在医疗行业也是如此,国外的公司不能轻易的进入日本市场,现在日本的制药行业发展非常快,可能是全球第二大的医疗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人民的预期寿命也是不断上升,而且创新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整个经济高度依赖于创新,所以关键一个问题就是时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悲观,或者过于现实,过于乐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看时机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现在休息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圆桌论坛,希望大家准时回来,谢谢。
   
   
   
    圆桌讨论1
    
    放眼全球:估值与投资环境
      
    主持人:这是今天第一个小组讨论,主题是放眼全球估值与投资环境,主持人是陈欣博士,他研究过很多领域,包括公司融资市场、公司融资、公司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等等。我们请陈博士上台主持讨论。
   
    陈欣: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想法,并且和今天三位嘉宾进行互动。允许我介绍一下台上的嘉宾。第一位是Roy C.Dahlquist先生,他是弗吉尼亚经济发展计划合作伙伴关系的亚洲区总经理,他关注亚洲很长时间,昨天在我和他交流的时候,他说他在很久之前就在上海做了投资,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中国投资经验。
    第二位嘉宾是Bradford Willmore先生,他是Sarus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他在投行资本管理领域有25年的从业经验,他在2007年以来就在越南工作,所以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第三位嘉宾是钱学锋先生,创立了汉理资本,同时在2007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十大年轻金融投入家的称号,2013年的时候获得各种奖项和称号,相信这几位嘉宾可以给我们分享如何在中国投资相关的经验。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估值和投资环境,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当中,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但是自2014年以来,我们看到市场的表现非常好,并且股指从2000点一路上升到了大约4500点,这是几天前的水平,过去几天也出现了调整,面对这样蓬勃发展的资本市场,我们非常感兴趣想要知道如何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同时有没有好的机会提供给中国的投资者,去参与全球的市场,并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得到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如何开拓和探索这些机会,今天的三位嘉宾将会和我们分享这些角度,他们的一些体验和想法。
   
    Roy C.Dahlquist: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就这个重要的话题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我们在看中国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鼓舞,现在中国采取了走出去的战略,这已经有多年的时间了,现在依然很多中国的公司现在非常积极的采取了走出去的战略,讲到走出去战略和到海外市场寻求机会,机会还是非常多的,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人比较知道和理解这些机会同时给我们带来了需求,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挑战,当公司考虑在机会来的时候,在美国投资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弗吉尼亚做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机会是很好,我们也知道现在来自于中国的投资者到美国的公司投资,不少制造业工作机会正在回到美国本土,同时带来了新的技术。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看到了很多例子,生产由新的技术新的机会新的点子,我们积极的迎接这样的一种新现象,除此之外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理解不同的经济模型的不同,中国和美国经济模型和经济模式的不一样,无论是弗吉尼亚州还是其他的州,比如说州政府、地方政府,一些城市的下属机构,清单非常的长。有很多的机构都是中国公司有必要了解,如何和他们打交道,我们得教他们我们的投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环保法和中国非常不同,而且更加的复杂,我们必须教中国的公司,我们面临着机会,要去保障比如说EPU和其他的一些机构来打交道,弗吉尼亚州我们有EPA就是环境质量的监管机构,我们的环保法律和条例,在弗吉尼亚州特别的严格,我们还要理解税务的机制,美国的税务制度和政策可以说非常的复杂,无论是联邦一级的州一级的还是地方一级的税收,如果一个公司想要走出去在海外进行投资,这些都是必须应对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本身也要学习,我们要聆听中国和全球商业合作伙伴的声音,才能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是怎样的,他们将会给美国给弗吉尼亚带来什么东西。我们要从他们那边获知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关系,今天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文化上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合作伙伴关系和互信的基础上,而不是交易型的机会型的关系,一些走出去的中国公司可能从加州搬到弗吉尼亚,我觉得有的时候只是一些机会型的交易型的行为,但是如果讲到全球的商业交流的话,应该是基于合作伙伴关系和互信,我们要知道公司的各种属性情况,公司是由谁拥有的,昨天在其他的论坛当中我们讲到了一些家庭所拥有的公司,公司是家庭拥有的吗?结构怎么样。我们还要帮助和学习投资金融的角度和方向,钱在哪里,钱从哪里来,如何进入到项目当中,如何为公司带来发展的机会,这是很复杂的,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在客户当中进行学习,帮助他们克服金融和财务上的复杂挑战。我们要建立的是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成功条件和机会。随着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良师益友。
   
    陈欣:非常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Bradford Willmore:非常感谢,非常同意Roy C.Dahlquist先生所说的,我们做跨境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当我们讲到跨境投资的时候有不同的资产类别,我们对他们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普遍的思维方式,如果要走出自己的国家,并且在海外进行投资,还是有一些普遍原则的,通常的反映就是抱怨,抱怨我们要投资的地方他们的规则法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做的,还有语言的障碍。我们在走出第一个大步的时候,其实要走向成功的投资,不能够有消极的反映,觉得那边的法律法规那边的环境不行,而是应该要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必须了解细节新的市场环境,这是你要进入的市场环境,他们的环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功的应对你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越南开始展开业务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投资机制、投资程序和其他的市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依然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并不一定要成为你的阻碍,并不一定成为你进入外国市场的阻碍。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律,必须很好的选择资产类别和地区。讲到地区的投资,我并不是说地理意义上的地区,包括地理意义,同时还有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发达国家当中,我们通常犯一个错误,觉得发达市场之外的市场都是新兴市场,事实上在所有的市场当中,巴西、马来西亚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并不是同样的市场,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投资组合,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不同的市场如何互动的,在技术层面上如何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本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越南市场,会和上海的市场没有相关性,如果看印尼和泰国的市场,相关性非常的低,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散投资的工具。我们同时看到,这到底是直接的投资还是说这是我们具体想投资的地方,还是说这是一个私募,或者说是一个公募。每个不同的投资级别都有自己的挑战,以及差异的特点。当我们去海外投资的时候,不管是从中国到美国,还是说到亚太地区,或者是到东南亚地区。我们必须要关注监管机制,以及我们的投资级别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有什么挑战。
   
    钱学锋: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论坛,我是交大的客聘教授,今天来客串一下,完成一下我的义务。我是做投资的,今天上午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观点。第一个关于中美经济的,第二个关于中国股市的。
    第一个观点,关于中美经济。我1989年去美国留学,1999年底回到国内。从1999年之前,中美经济关系最紧密的纽带是什么?是中国大量的工厂为美国代工,所谓的中国制造,在过去二十多年非常明显。到了199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纽带通过资本市场得到了加强。大家知道,中国第一家去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国内,放弃了我的律师生涯,跳到投资行业。当年一个朋友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做VC的,他说你是不是卖维他命C的。因为我是律师,我是基金公司的法务总监,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有一个附件是被投企业的收入报表,当时我很纳闷一家收入为零的公司,我们为什么投它两千万美金占三分之一的股权,没想到这笔投资现在看起来是中国互联网史上,乃至全球互联网史上最成功的投资,那家公司就是阿里巴巴。我非常有幸当时做的这笔投资。从2000年新浪去纳斯达克上市,2000年到2015年过去的十五年,中国有多少优秀的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加在一起近八十家。现在中国的BAT,最好的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三分之二在美国,其中B和A在美国,但是从今年还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局势在改变,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开始远离美国市场,我讲的是资本市场,虽然去年十一月份第一次有幸去了NYSE,我第一次在NYSE早上九点钟开市的钟我深切的感受到美国的纽交所。再过两个礼拜,又要到纳斯达克为我投资的另一家公司敲钟。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回流,保证已经注册了开卖了。大家知道一家网络视频公司暴风,在创业板上市今天是第31天,过去的31天天天涨停。到底好还是不好,下面还会讲。我觉得中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现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吸引力在降低,接下来怎么弄,中美经济的关系接下来的走势热点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可以探讨一下。
    第二个观点和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的股市,现在股市那么热,我是做一级市场的,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也是这个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实际是落后于改革开放的。还是一个市场化度非常低的市场,政府的干预太多。动不动政府的手在里面乱摸,现在怎么样让市场的手能够伸出来,所以从未来五年十年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是看好,因为市场的手会发生更大的作用。但是正因为市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座的很多投资人,这是你们的悲哀。为什么?你们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你们自己独立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少,你们不应该独立参与。你看美国的股市,比较成熟健康的市场,机构投资人数远远大于散户,中国的股市本身有涨有跌,你问我买不买,我告诉你巴菲特上个礼拜开公司会议的时候回答非常精彩,他说中国的股市上升很好,说明中国的经济也在持续发展,但是我不会买。为什么?一个好的投资人,永远是逆向思维。巴菲特的经典名言,当人们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当人们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对于股市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要长期的看好。对于我们从事一级市场,尤其是创业投资这方面的,我觉得春天刚刚开始,昨天李克强总理去了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他去了中国的一个创业咖啡,坐下来放在前面的是一杯咖啡,上面写着咖啡的名称叫“WWW”,这么一个照片,昨天在微信群里面得到了很多的解读,第一个解读,旁边有人问总理这个咖啡味道怎么样,总理说好像没喝到咖啡都是泡沫。我们高层领导觉得互联网有泡沫了。第二个解读是什么?“WWW”意味着股市还要往三万点跑,现在才四千多点,所以还差得远,谢谢大家。
   
    陈欣:我们的这位演讲嘉宾能够闻得到钱的味道,将来跟着他走也能够赚到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资本市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股市,尤其是中国的上市公司的行为。在中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首先这个市场并不是目前非常了解公司的信息,你去衡量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有一个同步性的指标。股票价格和大盘之间的关联度,在中国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如果你看到股指上去了,大部分的股票都会上去,股指下去的时候,大部分的股票也会跌。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石化的文章,当时的观点是股票价格太高了,应该抛。但是几天之后就有谣言说中石化会和中石油合并,一下子中石油的股价涨上去涨停10%。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港股的话,全球的油价下跌的时候,中石油的股价都会下跌,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解释,当人们预期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股价也应该下跌。但是你看A股的价格,走势是不一样的。A股和市场预期是反的。比如说2014年9月份开始,A股开始往上涨,所以中石油和大盘一块涨,股价上涨幅度大。同样一个公司在两个市场当中价格是背离的,在这样一种走势之下,A股的价格差不多是港股的两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股价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认为PE和VC将来有非常好的前途,因为股市的估值实在太高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的投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在A股当中叫做市值管理,很多时候VC和PE他们串通在一起,和上市公司串通在一起,和股东串通在一起,他们说要并购,用公布的财报影响股价,算好时间来抛股票。我觉得这是A股投资的时候必须考虑的问题,你要考虑到不同的行业估值的差异。
   
    Bradford Willmore:短期很多都是散户推动的,95%都是个人投资者散户推动的,这些散户他们在发现公司内在价值方面比较差,在越南你宣布了一个消息,在市场很长时间没有反映,这样的市场看势头看谣言,对于资产组合投资者来说,我们这样的波动性到底怎么样去对冲,我们也不想和别人一样,追同样的股票。不管市场的势头到底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只去成熟的金融市场,又有卖空,也有做多的市场。这种市场在发达国家才有,我们要寻找更简单的方式,比如说在越南,有四个股票市场可以去投资,当然这是非常年轻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是在2000年刚刚开放的,为什么有四个股票市场,你作为资产管理的基金来说,你就会看河内还有电子OTC的市场,还有纸质交易市场,现在还是可以用认股证,就是你拿认股证,他拿现金进行交易。在一个国家里面,这四个国家不是相互有关联的。大部分的国外投资者,有些是从伦敦从香港从纽约进行交易的话,追逐的都是相同的五到六个流动性较好的公司,然后再一级一级往下走。但是你不要过多追求势头最强的股票,你必须知道市场和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其实不大。
   
    钱学锋:我快速的做一些评论,所谓的市值管理,或者是价值管理。作为汉理,我们现在也在和新三板挂牌公司合作。那家新三板公司是做软件外包服务的,目前在市场上向软件外包这个行业,大概是在四十倍左右。他们现在和我们合作,组建一个风险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互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公司。大家知道在二级市场,如果通过这种合作成功的话,这家公司就会慢慢的逐渐通过资本渗透到这些高估值的领域。会拉动本身公司的估值,我觉得在国内我们的上市公司太傻。不会做市值管理,现在要学会做市值管理,市值管理不等于操纵股价,因为任何的投资都要进行公开信息披露,大家发现,中国目前二级市场里面做的市值管理比较好的有一类公司,有创投概念的上市公司。为什么?通过上市公司投资到基金,这些基金的被投企业一旦要上市股改等等这些重大的情况发生,这些上市公司都会发公告,告诉股民们可能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吹东风,这个东风不是假的是真的。在合理合法的进行市值管理,对于国内的上市公司是门艺术,要去学,要尽快的去学,而且要和专业机构合作来学,这样的话才会创造出一种共赢的局面,谢谢。
   
    陈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评论,我并不是说市值股价的管理不合法,或者被认定市场的操纵,市场操纵是违法的,但是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大部分的行为是符合规定符合规则的,监管是承认的,同时也是在合法的范围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市场组成的大部分是个人投资者,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些公司的内在价值,他们不能够捕获这些消息当中传达的信息,至少不能正确的抓住,当我们公司上市的时候,他们宣布收购小公司,这些都是热门行业,假设他们花了一亿收购了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到市场的价值可以增加五十亿。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现象。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很难从理性理解,因为这背后有潜在的原因,比如说控股股东的激励机制,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激励机制做所谓的市场估值管理呢?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是三年的定期之后,他们在三年之内可以卖自己的股份和股票,还有的人如果说是一个国企的话,管理层就可以拥有一些股权激励,因此他们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他们的市场估值管理行为都是在这个时间去做的,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股票价格,然后他们可以抛出股票,我并不是说这是违法的,这是很好的方法让我们理解公司的行为。除此之外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理解了整体的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够对信息做长期的正确反应的。
   
    钱学锋:我快速回应两句。我自己亲自经历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在1999年的下半年用积蓄买了雅虎的股票,现在的雅虎股票是多少?我估计大概很少有人关注雅虎的股票。四十美元,我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买的时候八百美元一股,当时贪小便宜,买了八百美元一股,第二个礼拜一拆二,变成了实际成本四百美元,那是1999年的九十月份,那个时候还买了美国其他另外几家公司,比如说当时做电子商务的公司,所以当时的泡沫,这个情况我现在非常记忆犹新,刚才主持人讲中国的股市的确是人多钱多,钱多的特征是傻钱多,你们千万要记得,现在股市那么火,大家都觉得赚钱了,再过一两年盘算一下在股市里面的股民散户真正赚到钱了没有?最近有一个贴子,这两天很火,大家都觉得赚钱了,但是你把投资赚的钱又投进去了,最后股市掉下来了。昨天微信圈里面有一个段子,国务院说哪个城市现在绿化最好,有的人说上海,有的人说深圳,90%的绿化率,他说怎么会那么高,因为我讲的是股市,都在翻绿。虽然我看好中国的资本市场往市场化的改革,我长期看好。但是散户的参与,我八十岁的父亲现在还天天去股市,他以前是医院的党委书记退休下来以后没什么事干,去股市关心股市我觉得挺好的,我让他亏钱,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亏钱,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个公司的股票,他说便宜,两三块钱,这家公司业务做什么的,知道一点,未来一两年业务的发展会怎么样,公司的高管是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买,就是因为便宜。像这种股民,中国的股市来面太多了,中国的股市里面都是七老八十的。我希望健康的发展,这些股民慢慢的退出中国的股市,变得更加健康,机构投资人更加多一些,我们要投资我们关注这个行业过去怎么变化的,公司未来的业务层面什么样的情况,团队怎么样,以前干过坏事没有。财务怎么样,规范性怎么样,这个净调很全面的,散户根本没有做净调了解。我觉得中国的股民也挺辛苦的,等了半天终于春天来了,实际上迎接他们的是盛夏酷暑,所以千万要小心,谢谢。
   
    Bradford Willmore:我觉得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如何采取行动,我们如何把这些短期的行为转化为长期的投资得到长期的发展。新兴市场当中我们作为投基本面的投资者,我们的投资主要还是来自于基本面推动的,比如说不论是对于公司来说,同时对于整个国家和对于市场环境也是如此。这些大的势头和机制推动的,是我们用来对冲类似这样的投资,如果我们选择对冲,如果我们看新兴市场,我们看一下整体人口的情况,我们看人口的规模是怎样的、结构是怎样的,已经过了人口红利期还是没有过人口红利期,事实上东南亚也有国家正在经历着第二轮婴儿潮,这样的国家今后怎么发展呢?除此之外我们看这样的人口结构怎么支持个人的收入增长,以及消费的增长。这就是第三大推动力,在经济当中,有不少推动力和支柱不仅仅是出口,还有国内的消费,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可以做投资。然后我们也会去看政府的赤字盈余的情况,还有资本是净流出还是净流入,除此之外我们要有一手的公司资料,不能只看新闻来了解,必须和公司有面对面的接触才行,如果再来看FTI的话,这又是另外的不同计算方式,如果投在越南,主要是投资基础设施,因为越南的基础设施状况比较落后,你可以是半导体某一个零部件的制造商,或者是滑板车某一个零部件的制造商,这个情况在很多东盟国家都是如此。然后我们看到在东南亚还有不少资产类别的投资机会非常多,但是也会经历投资兴衰的周期,比如硬性资产的投资。无论是任何类型的投资,都要关注我们所在的大环境。
   
    Roy C.Dahlquist:补充一下前面说的FDI的问题,就亚洲市场,特别是跨境投资投入到中国市场,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中国公司所面临的机会,进入到美国市场投资,事实上,每一个州的州长都是积极的创造新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美国现在大家知道,联邦政府在很多领域都在减少自己的开支。这也会影响不少加州弗吉尼亚州和其他依赖于联邦政府的州,因为他们的就业机会被减少了,他们现在胃口也很大,无论是联邦政府,同时每个州的州长都是在花大力气吸引中国的投资进入美国,无论是并购还是直接投资,他们的胃口都是很大的。我觉得机会非常的丰富,现在中国公司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新技术新点子带进美国市场。他们会非常欢迎,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无论是任何行业都欢迎中国企业进驻。
    除此之外,跨境投资走出去、全球化,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有可能这些好处没有遇见到,中国一家企业70亿美元收购了弗吉尼亚食品公司,这些食品行业这些被收购的公司,有机会学习美国公司是如何处理加工肉制品以及如何做市场营销的。这是一种教学的机会,可以把这些食品加工的技术食品加工的项目带入中国市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无论是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公司都能从中获益。现在美国和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了合作伙伴,很多商业机会上都成为了合作伙伴,机会非常多。在未来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阿里巴巴,我个人非常惊叹中国的市场机会,即使在一个偏远的城市,现在在网上中国已经有超过十亿的网民,可以在网上购物,可以挑选网上的产品,用支付宝进行支付,过几天商品就送给你。这就是跨境的全球化以及两个经济体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就是未来的走向和趋势,无论是股市的层面还是文化的层面都面临巨大的机会。我们今天的这两所大学,我们的教育机会,在教育领域也面临很大的机会,我们可以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这两个市场学以致用。我们的联系非常的紧密,我们有非常多的投资机会,需要相互的合作和理解。在未来,不管是通过投资,还是通过并购都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对于两国的经济来说前景非常看好。只是说可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陈欣: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解。下面进入问答环节。
   
   
    Q:我的问题是问钱博士,说到中国的投资市场,我们看到很多的资金流入了互联网高科技公司还有健康医疗和教育产业。但是中国的经济支柱是制造业,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对于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不是很大,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有非常多的投资经验,对于制造业来说,你觉得投资的机会在哪里。另外什么样的公司可以真正吸引到资金。
   
    钱学锋: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要用中文来回答你。中国的经济需要转型,很简单,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不升级换代,在国内没什么出路,我做VC的,我告诉你我投资的准则,低于15%毛利的基本不看。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我都不投,在六年前我们刚成立基金的时候,我就定了这个规则,现在看起来很好。回到刚才讲的,我们做投资一定要做价值投资,但是价值投资是什么呢?中国经济在转型,所以从投资人的眼光你要看趋势,举个例子,五年前,耐克一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大概一百亿人民币上下,五年前耐克在中国都是线下,线上很少,几乎是零线上。到今年,耐克官网以及天猫旗舰店在线上的销售额大概占中国销售的10%到15%。还有一家公司叫NBA,NBA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线下的商店,只有通过线上,可以买到NBA的商品。这个都是谁在运营呢?后面有一家公司替NBA、耐克包括Apple进行服务,这家公司我们在五年前进行了投资,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到纳斯达克上市了。四五年前看到的这些国际品牌,中国的零售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也是刚才讲的阿里巴巴、天猫的变化,其实阿里巴巴今年重大的任务之一,叫做把美国货进口过来。他们搞了一个天猫国际,现在每次去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出差,顺便就购物,因为非常便宜。如果天猫国际开了,可以买到美国的东西,投资要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我再讲一个例子,和交大密切相关,美国前不久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做了一个乳房切除手术,为什么?她没有得癌,她只是通过DNA测试发现他的家族基因里面得乳腺癌的风险很高,所以就做了这种手术。像这种基因测序的服务现在刚刚进入中国,我现在就在看一家公司是做基因测序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的精准医疗和肿瘤癌症的医治直接相关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居然是交大的教授,什么时候交大的教授复旦的教授都成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就有救了,不能关在学术的殿堂里面要走出去,这都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往创新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力。怎么样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中国创造,这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座的很多MBA的学生们,这些都是你们的机会。
   
    Q:刚才您提到互联网和医药行业,这两个比较热门,我们现在关注于传统商品这块,我们现在做的澳洲铜矿公司,在澳洲上市了三十多年,现在马上在香港转板上市,已经在去年九月份提交了报表,还有一个菲律宾的有色金属矿,也是在菲律宾借壳上市,再到香港转板。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看的机会是不同市场之间转板的机会,比如说纳斯达克上市回到中国,利用不同市场估值的差异,我想了解的就是说,汉理资本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一个是传统的矿业能源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转板市场的机会。
   
    钱学锋:从投资做VC的角度讲,你有两种赚钱的机会,第一个是从企业的成长性角度考虑,如果这家公司净利润一千万元,每年百分之百的增长,这是企业的成长性,从投资角度讲你有获利的机会。第二个是转板的时候,资本市场有的可能高一点有的低一点,现在最典型的就是新三板的估值,新三板被做市的平均市盈率是39倍,中小板平均的市盈率是五六十倍,创业板是一百倍,同样的业务,苹果和苹果进行比较,明显看到有价值洼地,不一样。现在很多的开始投资新三板,从VC的角度讲,我们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性,不是过多的看资本市场之间套利机会。我觉得套利的机会窗口瞬间会过去,不会一直存在,前不久港股便宜,我们解放军南下,港股就炒起来了,炒完之后就回流了,这个持续性还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我们现在要午餐了,大家的名牌就是你们的午餐券。谢谢。
   
   
    
   
    ——下午——
   
   
   
    主持人:欢迎大家回来,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讲人,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会从中国的角度谈谈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今天上午讨论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有请张博士。
   
   
    张明: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的演讲主题和今天上午的演讲主题不太一样,因为今天上午更多关注的是对于股票市场的投资,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潜在的风险,为什么其中的一些投资受到了外国政府的阻碍和阻挠,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做的一些研究,我们今天的会议在中国召开,我接下来继续用中文做演讲。
    我想用45到50分钟的时间完成演讲,留十分钟和大家交流。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海外投资的案例,在海外受到了外国政府的阻挠没有成功,我想和大家分析一下背后可能的原因。第三个问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的视角出发,对我们主要的投资目的地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风险评估,和大家分享一下投资报告。
    第一部分,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的分布状况。中国政府披露投资数据的时间比较慢,现在是2015年的5月份,我待会儿介绍的时候只能以2013年的数据进行介绍。基本上大的方向是没有大的问题的。这是最近发布的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去年全年中国的海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了1028亿美元,如果加上金融类的话,会比2013年更高,同比增长大概14%。最新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同比增长速度达到30%,说明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处在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阶段。如果我们以2013年的数据在全球排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按流量排序,中国排在全球第三大海外直接投资国,排在前面的是美国和日本。中国的数据和日本相当接近,很有可能在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会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直接投资国。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十一年,大概2002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化,增速非常快。在2013年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流量,如果我们算一下增速可以看到,增速达到了40%,非常之快。这两根柱子,浅蓝色是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深蓝色是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最近十年相对于FDI中国的ODI发展的更快一些。到了2013年两者相差已经不多了。在2015年中国的ODI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可能会超过FDI,在直接投资领域,中国过去三十年都是一个净输入国,直接投资的净输入国,今年开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但是这是流量,如果我们看存量,橙色的线是中国对外ODI的存量,紫色是FDI的存量,目前来看,中国的ODI存量只有FDI的大概三分之二所有,流量成为净输出国,存量还是FDI更大一些。如果看一下行业,中国哪些行业对外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我和大家讲两个故事,根据官方的数据,以及民间企业的数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我们有很多投资投到了香港开曼群岛这样一些避税港这样一种行为,在官方数据只能体现为对香港的投资,如果根据官方数据,2013年和2012年相比,哪几个行业的投资发展非常快,第一大就是租赁和商务服务,很多对香港的投资都在这里,第二大行业就是采矿业,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中国是全国大宗商品的重要的进口国,中国对房产资源的投资有强烈的需求。第三大行业是金融业,这个很好理解。最后一个行业是批发和零售行业,这个行业基本上是民间资本主导的,这就是官方数据显示,租赁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是对外投资的三大行业。下面看一下企业层面的数据,首先看企业总的投资分布,看看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投资分布。我们看总的中国企业的投资分布,只讲投资额,从投资额来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投资到了采矿业,第二大行业是制造业,大概占中国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的企业里面,分为三类,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国有企业又分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央企对采矿业的投资占中国企业投资的80%,更高的行业是电力,96%,中国对海外电力的直接投资都是央企干的。类似的行业包括运输、邮储、计算机、电信,基本上对采矿业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央企主导的。民营企业投资在哪块占优势呢?占优势最大的行业首先是批发和零售,这个行业完全市场化了,然后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包括房地产,占中国的海外房地产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地方国企主要做了什么呢?房地产,地方国企占中国海外房地产直接投资的78%,另外一个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布的行业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中国海外投资主要的目的地在哪,这是根据我们官方的数据,我们海外投资十大目的地,这里面有四个都是海外的避税港,前面讲过,有可能只是投资的跳板,最后可能去了其他的地方,如果除了这些金融中心,第一位的是美国,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到了3.6%,分布的行业比较广,第二位主要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是采矿业,占2013年对外投资的3.2%,之后是几个亚洲国家,像印尼、新加坡、英国、俄罗斯,大概是这样一个分布。扣除金融中心,中国对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还是发达国家。中国的哪些省份是对外投资比较多的省份呢?这就是中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里面对外投资的前十个,清一色的都是在东部,都是相对比较发达的省份。集中在广东、珠江、长三角、环渤海,唯一一个例外是云南省,云南省在东南亚地区有比较多的投资,中国对外投资的省份还是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对外投资的主体,我做了两个分布,左边按照项目数,对外投资一共有多少个项目,浅蓝色的柱子占主体,民营企业和地方的国企,但是如果按投资额的存量分布的话,央企还是主体,大概占存量的70%。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尽管海外投资从数量来看,我们民间的资本占主导,但是以规模看还是规模占主导,中国国企的单笔投资的规模远大于民企单笔投资规模。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是什么?第一是市场寻求型;第二是自然资源寻求型;第三技术寻求型;第四效率寻求型。如果我们看所有的企业,差不多按照投资额分布,大概还是有50%以上的企业海外投资是自然资源寻求型,第二类差不多有28%是市场寻求型,目标是海外市场。第三位是技术寻求型,获得先进的技术,而效率寻求型非常低。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行业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情况不一样了,差不多中国有46%的制造业企业到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排名第二的是获得海外的资源,再往后是获得海外的市场,无论是整体的还是制造业,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追求一个成本效益的动机投资的数量比较少。这是中国海外企业投资的动机。前面花了十五分钟时间介绍了一下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分布,下面讲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十多年来,中国的有很多的海外直接投资被叫停了,这张表格把部分案例,每一年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海外收购被叫停,比如说一年是中铝被叫停了,有很多,包括中海油,包括华为,这些都失败了,我列举了很多失败的案例。为什么这些企业投资会失败,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分析,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失败的。
    什么叫投资受阻,就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对外直接投资。我们根据一些数据进行分析的。把中国企业投资受阻的案例做了一个划分,有四点结论。第一点,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被东道主认为,投资的目的不是经济性的,可能有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第二点,行业受阻概率比较高,第一个采矿业、汽车业、通讯业,目前中国投资受阻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以获取自然资源以及技术品牌等资产为主要投资动机容易受阻。这就是从企业性质行业分布、东道国分布和动机的分布来看为什么受阻。我们做了一个定性的原因分析,我们觉得以下几个原因比较重要。第一个原因来自境外,东道国的政治压力,以国家安全名义背后的商业和政治博弈。中海油并购为什么失败,因为美国还有一家本国的企业也在收购优尼科,看似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背后其实是商业博弈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国内外竞争对手的狙击,刚才说的优尼科就是一个案例,中海油的投资受到了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狙击,还有更悲催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受到了本国企业的狙击,最后必定是两败俱伤的结果。2004年中国的蓝星收购韩国的双龙,最后被中国的上海汽车先拿到发改委审批,上汽成功并购了双龙,几年过去了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大家竞争的标地未必是好的标地。第三个原因,市场形势不利的变化。这个采矿业特别明显,大宗商品是有周期的,为什么中铝第一次收购力拓成功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一次是大宗商品价格往下走,力拓需要钱,第二次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大宗商品有一个反弹,力拓不缺钱。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我们出价没有竞争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监管审核,有些时候有关国内监管部门的考虑最后陷入失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自身实力不足,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一家民营企业叫腾冲重工要收购美国悍马,当时做了成功的广告,事没有办成,就是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想完成蛇吞象以小并大的收购没有成功。
    我们做了一些定量的分析,如果我们做全样本的分析,既包括投资受阻的案例,也包括不受阻的案例。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投资者是不是国有企业并不重要,投资的动机是什么并不重要。东道国在哪也不重要。哪几个东西重要呢?第一个是投资额重要,投资额越大的投资越容易受阻,第二个是投资方式重要,是并购还是投资,通过什么方式很重要。第三个投资的时间选择非常重要,是在这个国家经济景气的时候还是不景气的时候,是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还是下降的时候。然后投资的行业比较重要,这是全样本的分析,如果只把分析样本集中在投资受阻的企业,这个时候国有企业重要了,如果是国有企业了更容易受到狙击。这个时候国家重要了,我们只分析子样本的话,到美国和到蒙古的投资更容易受阻。最后投资时间,中国企业受阻很多发生在2009年危机之后,这也与2009年之后中国企业加大投资规模有关系,这是我们研究的结论。
    经验和教训,第一个经验,盲目的追求大规模的投资是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反而增加并购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个投资的行业选择非常重要,有几个行业的投资受阻的概率特别大,我们就要想办法,第一个是避免,如果还要投的话,就要想办法采取一些方式,比如和东道主其他企业合作并购的方式。第三个就是以蛇吞象以小博大杠杆式收购,中国的企业成功的不多。以小博大杠杆式收购是比较容易失败的方式。海外投资受阻看起来是坏事,并不一定是坏事,很多企业受阻是这个企业没有想好,没有做好准备,投资受阻短期受到了挫折,但是比你没有做好准备之前盲目的投资,成功的并购了企业,最后陷入了整合的痛苦要好很多。这就是我和大家讲的第二个故事,中国企业为什么受阻。下面讲另外一项研究成果。
    国际市场上有很多评级,很多评级集中在主权债务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各个国家主权债的评级。中国目前缺乏这样一个评级,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一个企业的视角出发,对主要的中国海外投资东道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直接投资风险评级,我们想弥补这一块的空白。
   评级的背景已经讲过了,过去十年,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多,但是投资失败投资受阻的案例越来越多。因此全方位的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的评级体系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视角就是一个中国想到海外做投资的中国企业视角,基本上在指标的选择方面也与视角密切相关。第二点重点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构建了五个模块的指标体系其中一个模块是之前的评级体系中没有的模块,这五个子模块,可以全方位的衡量中国企业到该国投资的风险。最后是特色指标,我们有一个模块专门衡量该国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国家可能很少,政治经济刷弹性都很好,但是和中国的关系在恶化,中国的企业到这投资冒的风险也挺大的,我们在投资中加入了这个模块。这就是我们的五个模块。所有的评级体系都有一个经济基础的模块,衡量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风险,衡量该国的社会风险、法律风险、内外部冲突,社会弹性,衡量该国能不能良好运作,是决定企业能不能有效运行的条件,偿债能力、对华关系,有些国家其他四个方面指标很高,但是这个指标很低,相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其他四个指标很低,但是对华关系指标很高。这是具体指标的选择,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选择了大概十个指标,可以全面衡量一国经济的情况,包括GDP的总量,该国的贸易开放度、资本帐户的开放度、通胀、失业率、资本分配。政治风险方面有八个指标,执政时间、政府稳定性、腐败情况、民主问责机制、政府有效性、法治情况、外部冲突。偿债能力,通过各种指标衡量该国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偿债能力怎么样,我们有八个指标。社会弹性指标,该国有没有社会种族宗教的内部冲突,该国对环境的政策怎么样,是不是很严格,该国对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有没有限制,该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管制,该国的商业环境有没有管制。该国的教育水平、该国的社会安全程度,以及其他的投资风险。
    最后介绍的是特色的指标,就是该国与中国政府关系的指标,我们有六个子指标,第一个就是中国有没有与该国签署双边的BIT,第二点就是过去五年中国对该国的投资有没有受阻,受阻的概率是多少。第三个指标就是双边的政治关系,我们在中国找了一批国际政治专家由他们打分决定的。第四,贸易依存度,中国对德国的投资占德国吸收所有投资的比重,德国在FDI方面对中国依赖程度有多高。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免签是人员流动的限制。
    现在看一下评级的样本,我们的评级做了两年,2013年发布了第一次,2014年第二次发布,第一次的样本是26个国家,去年发布的包括了36个国家。我们选这些国家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对该国的投资都是真实的投资活动,第二点重点选择所有的G20,其次就是中国海外投资规模比较大的国家。第三个就是有些国家很重要,但是我们找不到数,比如说缅甸和北朝鲜,数据找不着,我们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综合三个考虑,我们选择这个国家。2013年我们选择这些国家,他们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前五位第一位是美国,存量接近250亿美元,第二位是澳大利亚,200亿美元,第三位新加坡、第四位英国、第五位俄罗斯,这些国家加起来,可以衡量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70%到80%左右,可以全方位的反映中国海外投资的状况。下面看评级的结果,左边是2013年评级结果,右边是2014年新加了样本之后的评级结果,我们的评级方式和三大评级机构方式一样,从AA到BBB是可投资级别,B级以下是风险比较高的级别。基本上橙色及以上是可投资级,下面是风险比较高的级别。我们看一下2013年的情况,只有一个三A级的国家,德国。德国因为五个指标很均衡,两A的比较多,大的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之外都在里面,加拿大、法国、韩国、美国、意大利、英国,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国家,集中在三B。风险比较高的,最高的两个国家,安哥拉和苏丹,他们有些政治指标社会弹性指标比较差一些,还有柬埔寨、越南、蒙古。右边是去年年底发布的加入了十个国家之后,一个新的评级情况。三A的不变还是只有德国。两A的一些变化,法国从两A降到了一A,主要问题法国的经济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2014年和2013年相比发生了一些恶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俄罗斯和墨西哥评级下滑了,巴西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俄罗斯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安哥拉上去了,但是委内瑞拉出来了,委内瑞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导致政治比较动荡,这是新的评级。
    这张表格把主要评级发生变化的国家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我们是两组国家不一样的,我们剔除了新的国家,看剩下的20个国家,在两年中是否有变化,排名上升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印尼、土耳其、南非、巴基斯坦、蒙古、柬埔寨、越南评级都有所上升,下降的国家包括韩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印度、阿根廷、赞比亚、尼日利亚,他们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两类,一类是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国家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还有一部分是政治冲突的概率上升。刚才是一个总的评级指标,其实我们可以分开看一下五个模块,各国的评级情况,可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这些都是以去年的评级,我们先看经济基础,左边就是这些国家相应的排名,右边雷达图就是距离外围越长的代表指标得分越高,如果空白越多代表指标得分很低。经济基础来看,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前面,前十位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相对比较靠后,毫无疑问,我们用宏观经济指标衡量的话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况。基本上欧洲和北美得分比较高,像亚太、中亚、南亚、非洲、拉美得分比较低。偿债能力方面,从偿债能力看这个故事不一样了,因为这几年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偿债能力指标比较低,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尽管经济不太发达,但是借的债比较少,偿债能力指标比较高。这就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局面,前十位德国、加拿大、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这五个是发达国家,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伊朗、安哥拉、尼日利亚、韩国、印尼,在欧洲的区域相应的指标得分比较低。政治风险方面,这个指标基本上得分靠前的都是发达国家,这个很好理解,发达国家政局稳定,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排名最后的五位、老挝、缅甸、尼日利亚、委内瑞拉、苏丹得分比较低。左边欧洲北美得分比较高,包括亚太,拉美、中亚、南亚、非洲得分比较低。社会弹性方面,基本上也是发达国家靠前,新兴市场国家比较靠后,因为我们选择的指标对于成熟的人均收入比较高的经济体是比较有利的。最有趣的是对华关系指标,排名前十位的清一色都是新兴市场国家,老挝、巴基斯坦,最近习主席访问了巴基斯坦,今年巴基斯坦可能会排第一位,最近五百多亿美元下去了,很多指标会改观,柬埔寨、缅甸、伊朗、哈萨克斯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蒙古,发达国家排名最高的是澳大利亚,美国排在35位,主要原因不是冲突很多,而是几个指标,中美的BIT没有签署,中美之间没有免签,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比较低。我们再来看雷达图,大家会发现,基本上集中在南亚地区、中亚地区、发达国家这边得分比较低。为什么我们的体系会得出这样一个排名,最后没有时间讲了,我和大家展示一下,对于各国来讲,我们可以用雷达图显示得分中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情况。越远代表得分越高,越近得分越低。因为我们的指标在去年和前年有一些变动,我们看德国和俄罗斯,都看蓝线,德国差不多其他四个方面排名很高,但是与中国关系方面排名比较低,原因和美国一样,德国和中国政治关系很好,但是因为免签的问题,BIT的问题排名比较低。俄罗斯基本上各方面排名都要比德国差,偿债能力方面稍微好一些,与中国的关系方面稍微好一些,但是社会弹性、经济基础方面排位比较低,政治风险相当低。我们对每个国家用这个指标体系都可以做出一个分析。
    今天和大家汇报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法是中国企业海外职业投资在过去十年的分布。我们看了主要投资行业的分布,主要的投资省份的分布,。第二点就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来自中国的投资在海外容易受阻,可能是资金规模的问题、东道国选择的问题、行业规模的问题,很多问题我们做了研究。第三点介绍了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分析体系。今年十月份会发布第三年的体系,今年年底我们在一带一路几十个国家中选择前二三十个国家用这个指标体系做一个排名,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做一个参考。我们的风险评级只是衡量该国的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仅仅是一个投资的参考,不是一个选择投资的唯一指标,我的发言就到这,谢谢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和大家交流。
   
   
    Q:经济的一些因素和标准,他们是加权的还是平均分配的。
   
    张明:权重方面我们经过了很多考虑,我们设计了几套不同的体系,我们分布的是按照等额权重,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理论平均的时候,用平均权重更加安全一点,所以我们用了最简单的方法。
   
    Q: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调查,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并购上市公司,并购以后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张明:我们没有进行这个研究,但是这个研究很重要,谢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提前做茶歇,请大家在三点半的时候准时回来,谢谢。
   
   
   
   
    Kenneth M. Eades:我想欢迎一下我的讨论嘉宾,这次讨论主要谈的是全球投资回报公开股市的多空博弈。我简单一下讨论的剑宾。首先是王向燊先生,贝罗斯资本行政总裁,陈剑锋先生是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的亚太区事业发展总经理,然后是Richard Mayo先生,他是梅奥资本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也是我达顿商学院的校友。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比如说你们投资的策略,包括你们的目标以及投资资产标地,能不能和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王向燊:我刚刚从香港回来,是今天早上到的,公司总部在芝加哥。我们是做另类投资的,我们在北美南美都有业务,在欧洲也有业务。六年前我被派到香港负责亚太区的业务。大家知道过去五六年里面,有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全球很多的客户我们对于全球的金融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刚刚从香港过来,据我们了解在中国进行深入的金融改革,在改革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机遇出现,我们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从业务地域来说,我们欧洲北美南美都有,在欧洲做的非常成功。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其实压力债的投资并不是很多人了解的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市场的投资框架,目前表现还是不错的。
    Kenneth M. Eades:我们觉得养老基金对你有一些限制,你是负责亚太区业务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陈剑锋:非常高兴,我去年也来了,今天看到了一些老朋友,非常高兴。我们是加拿大的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我们有1800万的受益人。说到资产的配置,我们投各种各样的资产类别,在全球60%投股票,60%是上市股票,28%是私募,12%是地产。在亚洲,这个比例是各三分之一。
    Kenneth M. Eades:你们在亚洲也投地产吗?
    陈剑锋:我们在亚洲投地产的话,可能是非常领先的,最早做的北美的养老金,最开始在香港。我们一开始做了全球的新兴市场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一天重要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就想我们应该怎么定位,我们选择了2008年到香港去开办事处,一开始在多伦多投,后来开始投不动产,是一步一步来,是一个历史原因,我们在地产方面做的非常少。我们没有一个量化的目标,三分之一的标准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们的投资团队就这么投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派自己的人,我们有投资委员会,我们自己看每一个交易,看是不是能够产生更好的回报,而不是被动的持有,将来的配置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Richard Mayo:我们梅奥资本大概有二十亿美金,我花了很多时间做投资,而且我知道,投资有很多困难,我希望有非常好的回报,如果有一些资产类别你不喜欢就不投,因为现在各种各样都要看标杆,我们大概是十年之前开始做业务,但是我总体还是投资人,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还是非常让人感到振奋的。资产的配置85%是缇娜(音)的资产类别,今天投资这个行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有很多回报很低,比如说欧洲52%的债券,回报率不足1%,所以缇娜(音)其实很简单,我不会买美国的股票,我只买我自己选的。
    Kenneth M. Eades:所以85%都是投股票了。
    Richard Mayo:对。
    Kenneth M. Eades:正常的是50%的分配。
    Richard Mayo:但是现在很多投资都没有回报。
    Kenneth M. Eades:我没有问跨境和北美地区的分配,股票投哪里?
    Richard Mayo:我们的长项当然是在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些日本的股票,我觉得日本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一些欧洲的股票,我们是精挑细选的。我觉得美国、欧洲的股票市场还是挺不错的,大部分的投资到股票里面都是有具体原因的,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环境非常独特。
    投传统的东西很难获得回报,我可能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可以把世界一分二为,一个就是仍然有增长的区域,可以买入持有十年获得一定的回报,另外还有一个类别,越来越多的人看公司会这样看,怎么样能够拿到现金的回报,这是养老金和机构投资者会看的,目前来说世界上最好的能够获得现金回报的就是美国公司,美国很多公司比过去更愿意用先进来回报股东。这是你要关注的,因为先进回报是很重要的一种回报方式。这是在过去三年股票市场里面非常独特的特点,大量的公司回购公司股票,每一年的回购量50亿美金,不像在中国,在美国不是个人投资者为主,美国很多基金会来主导的,公司来主导的。如果说我有一个比较好的9%的回报,必须要找到一个公司,巴菲特可以买下整个公司,可以锁定。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越来越关注怎么样获得回报,怎么样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我们就去看公司,我觉得现在市场到了这样一个点,有一些原因是造成现在市场的局面,一个是企业的行为,还有高管的一些行为。很多公司他们希望能够不断投资发展,过去五年,很多公司首要任务是要提高利润率,原来的毛利是6%,现在上升到10%,然后现金流也大幅度的增加,尽可能获得很大的现金流分给投资者。因为他们还是要规避风险,所以他们愿意给股东分红,或者通过回购的方式回报,这是非常独特的机会了。如果说你需要现金的分红,你就要投这些工作,因为他们的运作方式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Kenneth  M. Eades:我想问一下Peter你的投资分配,你关注亚洲市场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亚洲到底有什么机会。
    陈剑锋:我觉得加拿大本土的资本市场非常小,大概只是全球的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做跨境的投资。第一个肯定是美国,我们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到美国去了,我们在美国的业绩表现非常好,而且我们长期投资,我们是国家的养老金,每三年国家审计署会审计我们的业绩,要看能不能支撑未来几年养老金的支撑,我们确保养老金足以支撑未来七十五年的退休问题。首先我们看长期的,然后我们看全球的机会,发现全球的机会。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亚洲肯定是我们投资的区域,不单单是日本,包括中国、印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国家。从吸收资金的能力上来说,我们必须要到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支撑未来七十五年的业绩。我们的CEO说,我们的一个季度不是三个月,是七十五年的三分之一。
    Kenneth M. Eades:我们看养老金,看过去亚洲的投资业绩。可能业绩有波动,整个业绩怎么样,每年都往上走,还是有波动。
    陈剑锋:十年之前差不多是零,我们进行了很大的投资策略改变,原来是被动的,2000年总体的资产大概是450亿,都是投国内的。股票只有5%,95%都是固定类产品,这是国家养老金就是这么投的,投固定收益产品。现在三分之一投在加拿大,60%在公募,28%在私募,12%在地产,我们主动型的投资进一步增加了。
    Kenneth M. Eades:如果中国的份额不断往上,其他的投资份额肯定就下降了吗?
    陈剑锋:未必,我们现在比较幸运,百分比是这样的,但是绝对量,我们未来十年的养老金会不断流入,会达到2650亿,2020年是3000亿,以后会达到5000亿。目前虽然说亚洲投的很多,但是从绝对量来说,养老金规模会增加。
    Kenneth M. Eades:你们在不断的增加,而我们美国没有。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换一个角度,在你大部分的职业当中,你都是做有问题的债务吗?还是有其他的类型?
    王向燊:我在读MBA之前,我做了很多股票交易,之后去了美国开始从事有问题的债务投资,我觉得有问题的债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投资领域,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我认为亚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市场,因为现在亚洲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如果我们仅仅看亚洲的机会,从美国的角度去看的话,我相信你肯定会错过现有的上海、香港的股市上涨,如何理解你在这些地方的机会,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这些风险因素。有问题的资产投资,我们不关心什么样的资产类别,我们只关心市场的无效性,当我们要理解和找到并且发现市场无效性的机会,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会使用自己的钱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在亚洲我们鼓励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习这种商业规则,到底有哪些机会,就从亚洲的角度来说,或者不仅仅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仅仅从美国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对于投资者来说,当我看到现在所有的金融深化和改革的政策,现在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虽然是在有问题的资产上,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玩中国的游戏,不能玩美国的游戏, 我们不能只玩美国的游戏,我们必须在中国的市场玩中国的游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当我们看新兴市场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那么多风险因素,有这么多风险溢价,什么都那么高,如果知道这些风险要素,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被转化成为你的利润。所以呢,作为有问题资产类别投资者,我们看到它的回报非常有趣,如果仅仅是从我们研究风险溢价,在一起新兴市场当中我们可以消化,这个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Kenneth M. Eades:你说在中国市场要玩中国的游戏,你对中国市场有什么了解?
    王向燊:有问题的资产和证券,我们必须发展市场,我们要自己发展市场,因为做有问题的证券的投资,你要理解的话,对我们来说很难找到有质量的市场参与者,如何交易这些贷款,如何做支付,如何对他们进行保障和担保,在美国我们很容易做这些事情,但是在亚洲怎么办,你得自然来发展市场,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公司在过去五六年当中积极投入市场的发展和建设,我们有了市场的框架之后,很容易在这样的市场平台上使用我们在美国的经验,发展这个平台。然后我们再使用美金来交易所有的贷款,我们创造自己的市场。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就是如何在中国的市场玩中国的游戏,我们不能把美国的东西拿来就行了,我们要把美国积累的经验有创造力的放到中国和亚洲当中,其实做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的平台,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平台,有各种各样的假设做各种各样的定价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有香港不少大的公司,特别是在上海沪港通之后,第一阶段,贸易额和贸易量很低,有不少的谣言,这些谣言在整个上海和香港都认为沪港通会失败,这样的机会其实告诉我们,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就是要找到市场无效性的机会,同时悄悄地在整个股市上涨之前把钱投进去,因为规则已经改变了,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巨大的市场无效性机会,你就已经错过了这笔资金,我不知道现在坐的有多少人是参与沪港通项目,如果你参与沪港通的项目请举手,没有人。我觉得在这里肯定有很多的钱可以赚,上海有A股还有香港的H股,这里有价格区间,现在两者越来越近,在中国有资本的管制,他们使用这样的一套系统让价格统一起来,我们把它叫做金融创新,今天有很多的创新机会,未来我们可以做纽约香港股市通,或者上海纽约股市通,所有的资本控制就会消失,突然间美国的人可以参与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当中,而中国的人可以参与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当中,大家全部都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你猜猜会怎样?我确信对于有能力去游说纽约的人是可以做到的,做这些事情之前,只要把钱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坐等收钱就可以了。
    Kenneth M. Eades:刚才你描述了这个市场,你是把贷款证券化还是怎么样?
    王向燊:我们把资产证券化,所有的银行都拥有自己的坏账,在中国还是有不少的坏账存在,我们把这些坏账购买起来,放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个平台是完全用美国的标准,但是是植根于中国市场,我可以非常容易的把证券化成非常平稳的现金流,可以给你不同的回报率,我给你付的每一美金都是可追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商机。
    Kenneth M. Eades:这是你自己的交易场所,你把全部聚集在一块。
    王向燊:我们有自己的自营交易系统。
    Kenneth M. Eades:这是网上的系统吗?
    王向燊:线上很容易遭到黑客的攻击,这是内部的系统,如果说你是我的客户的话,是可以上这个系统的。
    Kenneth M. Eades:还是流动性的。
    王向燊:那是当然了,我们不是一个基金,我们会使用自己的钱,如果你出了十美金,我自己出一美金,如果说你的钱没有拿回来的话我也是一分没有赚,只有你的钱赚到了之后我才能赚钱,我祖父建立起了这套系统,我只要跟着做就可以了。
    Kenneth M. Eades:下面回到股票市场,以及股票市场的机会,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如果说我们不能说服你来做跨境投资的话,是不是你可以帮助我们想一想你是如何看不同领域的机会的。
    Richard Mayo:我觉得日本是有机会的,在欧洲也是有机会的,专家肯定比我做的要好,美国的情况还是令人满意的,可以给大家一些例子。最近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过去的三年时间内,有一些公司首先做了成功提高了自己的盈利能力,增长非常的平稳,同时利润率有所提高,我们会和他们进行对话沟通和互动,我们并不是主动投资的,我们其实和他们进行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在现在的时节,我们很多人对于VC人士充满了同情,其实他们的战略,他们配置资源的战略,还是相对简单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公司,比如说有一个公司现金流非常平稳,除此之外他们也被我们这样的人说服了,要最好的使用现金流就是返还给股东。过去两年他们的预测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他们会把百分之百的现金流回馈给股东,这个时间框架是非常好的,我可以拿到回报,如果你是养老金的话,也可以拿到现金和回报,可以履行自己所有的义务,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例子。苹果公司两周之前宣布了他们现在有额外的现金,他们说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当中,他们会回馈股东两千亿美金,这样的规模,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大概是15%的市值,我们是价值投资者,虽然我们有不少正在增长的股票,苹果是舱位最重的,可能是因为购买的时机比较对,他们回馈股东之前已经购买了,也有可能是出卖股票碰到了困难,我们在做的大部分的公司他们已经做出了改变。平均的股票回购大概是2%到3%的市值。而红利增加12%到13%,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回报率,在现在的市场当中必须做的更多,走的更远,有不少的公司做的更加大刀阔斧,比如说苹果,世界正在改变,公司的领导也在发生改变,过去十年GE是表现最糟糕的大公司,背后有很多原因,他们一半做工业一半做金融服务。每一个季度他们都会令你感到失望,所以人们就放弃了这家公司,虽然他们是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股利,然后他们有了新的领导人,希望改变自己的问题,并且有更强的金融服务。但是这是一个十字路口,GE公司的很多行为,GE本来想提高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但是所做的事情其实为了鼓励和奖励股东,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红利还有股票回购推高价。CEO有的时候也是跟风的,别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GE做了分析,但是现在大家没有人会说高话,所以他们现在要做大刀阔斧的改变。我们把房地产的资产全部卖掉,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做了三百亿美元的房地产交易,他们又削掉了金融服务,这样的话要重新审视公司接下来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持怀疑的态度,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举措,完全撤出金融服务行业。其实他们走出金融服务非常的快,因为每个金融组织每个PE的组织,每个投行的人都想用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的业务。GE宣布说我们现在将要回馈900亿美金给股东,大概是20%到30%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拿到回报,我拥有这个股票,我在等着所有的回报到我手上,我的收益率可以达到300%,但是在过去的三周当中,我们看到公司的情况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有利的事情在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选择他。我们看它现在的估值情况,一段时间内,利润率稍微有所改善,利率也有可能上升,我们需要的是非常特点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看到,因此我们需要明白在市场当中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司。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司的时候,就算它占我们投资的85%也没问题。
   
    陈剑锋:像我之前介绍的,我们有很多的资产类别,我们部署资产的时候,的确讲究一个效率,因为我们在各个国家的人不多,我们要看整体的市场渗透,我们不能去第一回报的市场,因为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讲效率不太好。所以往往我们看比较大的资本市场,比如说中国和印度,这是非常大的两个新兴市场,还有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目前的话我们越来越的看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东南亚及这是从地域上来说,从资产类别来看,就看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时间周期,而且不是每个市场都能够做,时间也是要考虑的,在中国的话,我们的团队非常活跃,公募私募地产,12亿额度是从政府拿的,我们在这边非常活跃,而且我们还投对冲,包括日本的对冲基金,我们还有一个团队专门做公募市场,我们希望投公司,甚至在董事会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香港我们有非常积极主动的私募团队,我们有两个团队专门看地产行业,在私募这一块我们有私募经理,现在在这个地区有十四个私募经理,在中国有六个经理,专门看中国市场。我们还有一些区域的经理,还有全球的经理。他们非常积极的配置中国亚洲的资产,还有共同投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好的公司,比如说像阿里巴巴的话,就会做一个投资的组织方,和其他的公司一起合作,我们不单单想通过GP这种方式投资,也会希望在公司的运作当中,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很多的公司都进行周期,本来是私营企业,后来上市。很多时候可以通过PE的投资加入公司当中,将公司上市之后,可以IPO的时候再投资一下,那个时候我们很熟悉它了,我们已经是公司股东了,如果继续表现好的话,他们上市了,专门看上市公司的团队也会进行投资,还有地产这一块。我们在很多的市场都非常活跃。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合作伙伴。投地产的话,是一种人力密集型行业,我们会选择几种资产类别,在中国我们会关注仓库物流的发展,我们专门看这种商业地产,尤其是物流方面的还有商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挺聪明的,但是不可能比本地人聪明,所以必须和当地的公司一起合作,你的股票经理或者说对冲基金的经理,还有地产的经理,大家要利益保持一致,大家就有动力解决,比如说投资当中出现的问题,好像相互之间有一个保险。
    Kenneth M. Eades:地产方面其实并不是一个流动性非常高的资产。
    陈剑锋:我们募资期是五到七年,如果是共同投资的话。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不需要退出,我们可以长期持有。
    Kenneth M. Eades:你们并不介意长期持有,股票持有期多长?
    陈剑锋:直接持有的话有一个团队,专门做多做空,就是传统的做法,一持有可能一个月,长期持有的团队,起码一年。我们希望能够在董事会当中占一席之地,包括在公司治理公司未来方向方面我们都要有所涉及。
    Kenneth M. Eades:对于上市的股票来说,应该有更多的投资者有机会参与在内。我觉得你们投资的标地并不是特别多,能不能和大家介绍一下,你主要看哪些行业,为什么你觉得能看的行业越来越少。
    陈剑锋:我倒并不是这么觉得,最终看每个团队,要说服投资委员会,如果说市场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地产还有私募,他们如果可以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如果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标地也可以投,没有规定要怎么投按照比例划分。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在公司治理这一块,我们关注一块,就是是不是相信管理层。另外投资的金额也是有规定,因为最少的投入大概是一个亿,一定要达到一定规模投资的项目,还要做很多的净值调查,这一块我们会做大量的投资,我们专门看公司的管理怎么样,做非常彻底的净值调查,因为我们做等于是私募的投资。中国有一些政策比如说环境技术、医疗、金融服务,这些地方有很大的需求,在政策方面,也是有推动力的,能够确保这些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行业。另外一方面,赌场曾经很风光,但是反腐一来,我们可以预判这个行业不会表现那么好了。我们会看各个行业,某一些具体行业我们会做基本面的调查,决定这个行业是不是从长远来说会好,好的公司我们会买,差的公司我们就不要了。
    Richard Mayo:你说到了股票,我想补充一下。我这里说的是美国市场,如果我们看一下基金会,包括我们的养老金,你会觉得养老金非常好,他们买了大量的美国股票,如果说看一下常青藤学校,他们也是投资者,他们的平均美国股票的持有是9%。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机会的出现,他们把钱投到私募投到对冲基金里面,如果说市场上剩190%,他们加三个点,做空是负的3%,机构倒过来做,流住回报。有一些资金可能有这样的流动,私募其实也是有非常好的回报,如果你去做私募的话,你其实牺牲了大量的流动性,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的私募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的麻烦那么多的问题,对于做空这一块,很多人试图这么做,我们有一个小的对冲基金,也想做空,当美联储大量的投放流动性,包括英国的银行,欧洲银行也在投入大量的流动性,日本央行也在投入大量的流动性,中国的央行也是这么干的。价格怎么跌下来呢?我想最终有一天,可能你需要做控,但是你的轮子得先转起来,如果说等到正常的利率出现的话,利润率可能会下滑,目前如果做空的话还是有风险的,要有一些独特的策略才能挣钱。
    Kenneth M. Eades:你说做空有很多困难,这种有问题的资产可以卖空的,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做。
    王向燊:我们是另类投资者,我们没有公募的股票,我们是一个逆周期的行业,当市场好的时候我们还行,市场崩溃了我们做的非常好。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在过去几年,市场暴跌了,对我们是利好。整个市场有大量的垃圾债券,我们去买这些垃圾东西,然后用我们的平台把没有用的资产变成流动的资产,变成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形成回报。这里有很多的风险溢价,我们有自由的平台,能够将这样的一些有风险的资产变成稳定的现金流回报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等于是证券化这些产品。这样的话养老金等等可能也会投资,我们不是做空,我们永远是做多的。我们出去买做空的头寸,在我们这么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一个系统有一个机制,能够将这些风险的资产控制住,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处理这些资产,否则的话我们老早就破产了。
    Kenneth M. Eades:刚刚说到低利率的世界,你怎么样管理这样一个低利率,就是收益率非常低,可能你不太关心回报率等等,但是收益率从长远来看是比较低的,你怎么应对这样一个低利率的世界。
    陈剑锋:股票。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因为我是看长期的话,不用考虑未来十年多大的回报,我们目前2%是固定收益,8%是股票,我们并不是说注意收益率,部分这种低利率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我们整体资产的回报率,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资产管理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确保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不断的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觉得股票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回报。我们觉得有两个类别,一个是加拿大政府债,这是一个历史原因,我们总是需要买的。还有一块就是夹层融资,有点像你所说的,其他的看的并不是非常多。
    Richard Mayo:我想再强调一下, 大家都说巴菲特曾经说过的话,他其实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你能够找到价格错误的资产,前提是你要有长远的考虑,如果你要看现在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你得看得足够远,你要看最终给你回报的时候,现在的这个世界,价格错误的资产多快会得到纠正。你看从105块到43美金,非常有意思的是,只有一个人预测会到80美金,现在油价上升,很多人觉得很吃惊。凯雷资本的总裁,几周前到达顿商学院,他说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能源,我也是在几个投资委员会上工作,说人说最有意思的投资地方是私募,和这样的人进行沟通,你发现这里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问题的资产,或者说是股票。我们已经投资在能源方面了,还有一个年轻人非常聪明,他为我工作,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投能源,他给我看了一个模型,看了整个宏观的情况,然后预测了油价,可以很好的引证过去十五年油价和股价的波动,可以引证低点,根据油价的话,股票到底低估了多少,价格的错配没有非常大,这样的错配在七周之内就得到了纠正,现金流最多的就是公募的基金和能源,有些东西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机会窗口是很短的,所以你要看得足够远。
    Kenneth M. Eades:再过几分钟我们进行问答,日本大家已经提到几次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日金指数达到了近十五年的新高,以前提到了日本,有没有在那里找到什么机会呢?
    Richard Mayo:当我出国的时候,我到外国的时候,我会找大一些比较大的比较有名的经常吸引美国投资者的地方,我认为日本的股票,一个就是丰田,他们的表现其实非常的好,我会他们的公司会去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实地的考察,他们的回报大概是30%到35%。我觉得我不是日本的专家,但是我们可以使用相关的数据,有的人怀疑日本的基本面,人们对于经济感到失望,还有日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过去三个季度都是这样的表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必须要研究,越来越多的日本的公司都已经开始考虑将他们的资本回馈现金返还给股东,日本就是两年前我们的情况。
    陈剑锋:我曾经在日本工作和生活过,我看到了一些变化,在日本过去几年安倍晋三经济学,一个是财政的刺激,还有一个是基本结构的改革,如果从QE的角度来说,日元下跌了,还有财政的刺激,大家会认为有很多钱流入日本,我们讲到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是每个人吃大锅饭了,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团队当中,还有明智的资本配置,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至少现在日本在做努力,我们讲到日本精神的话,他们如果决定了一件事情,他们一定要实现,而且以团体实现,我想要有团结一致的精神,他们会更多的加入到公募当中,他们的政府也会做的更多的治理和管制的工作,我们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很难变得更糟,至少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他们在做积极正面的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帮忙我们改善,所以GPX400指数是比较好的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可以共同的帮助整个市场,最后我要提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做空日本,日本是最容易做的一个市场,因为那边做空的限制很少。
    Kenneth M. Eades:下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要问问题。
   
    Q:现在世界的经济到处都是QE,持续的时间比每个人想象的时间长,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这样开始做,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短期进入正常的状态,就是正利率的情况,你觉得对你们来说,这对于我们仓位的改变和资产的配置会产生什么样最大的影响呢?
   
    Richard Mayo:我给你一个一半的答案,本来这就是一个只有一半的问题,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想,可能想的不是特别的全面,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现在的情况,大部分的市场都是往下,你的股票债券和其他市场都有可能让你亏钱,你就要想办法最大化投资回报,整体的资产回报会进行保护,在过去我们在这里可以更加的安全一点,但是现在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安全的资产了。到底是德国的债券可以呢?在过去两个周当中,到底是谁在亏最多的钱,都是在债券市场国债市场,现在最安全的可能只有现金。
    陈剑锋:我也有一半的答案,我们在全球我们有工作团队看全球的情况,我们的小组是专门做亚洲市场的,我的回答就是多样性,即使地区内部也要做多样性,不能对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资产类别过为重仓,除此之外要寻找下一轮机会,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情况真的很糟糕,还是要有一线的合作伙伴帮助你们做,在全球的环境下,的确我们会关注一下因素,不仅是利率还有QE,有些东西是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比如说人口老龄化,这是大趋势,无法逆转的,中国必须改善环境,这些东西都是普遍适用的。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投入食品链,加拿大有很多资源,中国想要这些资源,这些是全球的要素,就算宏观经济会改变,但是人们的本质不会变,作为长期的投资者,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长期投资的一些领域。
    王向燊:我觉得越来越多的QE越来越多的债务,就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
   
    Q:刚才讲到的固定收益回报,基本上没有太多投资机会,现在讲到美国的上市公司,包括日本的上市公司都在更多的给投资者返还现金,包括回购。这个也反映了上市公司缺乏投资机会,我想问一下,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欧洲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投资机会,另外从全球角度讲,全球投资层面未来到底哪些方面有比较多的机会。
    陈剑锋:欧洲方面,我们在欧洲有伦敦作为我们投资的基地,比亚洲起步晚一点点,基本上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来讲,我们觉得欧洲经历过过去一段时间的坎坷,基本上还是有很好的投资公司和机会最近我们做了比较大的投资案子,我们买了英国的最大的学生宿舍,还投了一些基础建设的项目,也做了一些私募方面股权方面的交易。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整个欧盟的经济体还是很大的,从长期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及其可以开发。从全球的布局讲,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资产分布的策略,基本上北美然后欧洲,亚洲有两个信息可以透露一下,我们开了圣保罗作为南美洲的战略投资总部,因为我们觉得以后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南美也会有一些机会,另外在亚洲今年秋天的时候会开孟买,因为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觉得在目前的领导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们会开设孟买分支机构。总的来讲,我们会是一个全球多元化的布局,这样不会受到单个市场和单一的市场周期的影响。
   
    Q:几年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经济的硬着陆和软着陆,说硬着陆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但是并没有实现。几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放缓了,现在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有可能中国经济崩盘,想听一下您的想法。
    王向燊:这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的确是有不少的人会预测中国的经济会崩盘,或者说硬着陆。两周之前,我参加了一个在香港举行的会议,我见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来自著名的投行,我问了他相同的问题,他说,他已经预测中国会经济崩盘17次了,但是都没有预测对,所以不愿意再预测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想,中国经济其实没有所谓的硬着陆或者软着陆,这个问题纯粹是从美国角度问出来的,现在的中国讲的是重新洗牌,我们要做一个重新设计,重新设计整体的经济体系,整个的经济机制,然后我们要知道在这样的结构下,整个经济会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所说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或者是经济的一些点子,我们需要使用的是比较实用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在中国,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政策力量非常强大,的确现在我们看到了经济放缓的迹象,可能在公开场合,他们并不承认,但是私底下他们还是承认的,不过他们也会自信的告诉你对,经济的确放缓了,但是我们是了解这个情况的,而且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当中提供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多次来到中国,我认为就长期来说,中国的整个增长前景非常好,但是就短期而言,可能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我真的希望所有的投资者能力顶住这样的压力,如果说你真正追求的是长期的业绩表现的话。不要再讨论什么软着陆或者硬着陆了,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从著名的经济学家当中学到的教训,因为他已经错误的预判了十七次。
    陈剑锋:新的政府上台之后,的确出现了经济的新常态,中国的政府更多的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规模。他们认为超过10%的增长率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是以腐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现在领导人达成了共识,更多的有干净和坚实的增长,这才是最好的。可能5%6%的增长率不是那么糟糕,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Q:现在日本越来越自信了,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这是好消息。日本会损失三千万的人力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他们可以工作的人口会从1800万下降到1500万,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长期来说,你觉得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就算他们现在正在拥有最大的财政刺激政策。
    陈剑锋: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我们比较谨慎和小心,但是我们还是乐观的,我们长期购买了GE和丰田的股票,同时我们还有在日本物流方面的资产,的确有一些行业我们是有信心的,现在日本必须升级自己的基础设施,我们相信物流业会帮助整个国家变得更加有竞争里,夺回自己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我们投资了一些资金管理的公司,他们在牛市的时候投入到了日本的股市,还有一些做空的活动,希望积极使用市场带给我们的机会。在日本的确面临一些基本面的挑战,必须要小心,但是并不是说没有投资机会,你自己要聪明,你要知道有什么风险是你可以承担的,并且要准备好你到底持有多长时间,你比较把投资货币化才行,这对我们来说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Richard Mayo:我肯定不是一个日本的专家,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观点,公司把现金和资本回馈给股东,这不是长期的战略,我们这里要做的不是回报,而是稍微收取一定的回报,到了一定的时间条件会改变,央行不提供流动性,这是很难的战略。当我们看到日本的时候,他们现在在曲线的比较后面的部分,你刚才说的问题都会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测试一些战略,或者我觉得这方面过于风险了。
    陈剑锋:你刚才说的很对,日本的产品还是非常非常拥有吸引力的,我们看到日本消费品的公司,他们在中国有很大需求,现在很多的中国游客到日本旅游,他们国内需求的削弱会被其他外部的消费对冲掉,你要看到是整体的供求关系,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Kenneth M. Eades:我们一起感谢三位嘉宾。 现在大会即将结束,我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潘英丽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之前她是华师大的院长,她在那边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们非常荣幸她今天可以来到这里,潘英丽博士会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陈词。
    潘英丽:我们今天这个会非常好,关于跨境投资的主题。现在看来,全球各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央行包括中国央行,都在开始量化宽松,这样的话,作为全球可能50%到60%的固定收益市场,现在很少有高回报。全球投资对于风险偏好有所上升,我们刚才看到,专家也讨论了美国的上市公司和日本的上市公司都在更多的回购,或者是给投资者更多的现金回报。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发现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现在比较困难,比较困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我个人感觉,全球跨境投资,应该说还是有机会,但是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假如说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各国的物理距离不再成为一种障碍,那么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其实变成我们跨境投资更重要的障碍。中国的企业最近三四年有比较多的海外投资,张明教授也做了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前期对外投资有很多失败的,比如说我们投到俄罗斯我们面临很多法律障碍,国内懂俄罗斯语言的人不多,懂英文的人很多,同时懂俄罗斯语言再懂俄罗斯法律,这种人更缺。所以说跨境投资有很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跨境投资恐怕更多的需要合作,比如说全球投资的基金有没有双边投资基金,有双边国家的资本,加上双边国家的投资专家结合在一起,来促进双边的投资,这样的话可能会规避更多的风险,同时找到更多的机会。我们讨论中国应该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机会和挑战并存。今天上午关于股市的讨论,包括关于中国经济是崩溃还是继续高增长,全球有很多的争论。今天的跨境投资放到上海来召开这个会议,说明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仍然充满着,或者说有重大的关注和期待,同时也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理解中国很困难。基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恐怕跨境投资最需要的就是怎么理解这种差异,了解和理解这种差异,然后从中找到投资的机会,同时又能控制我们的投资风险,这是我想全球投资行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境外投资者来说存在,对中国投资者来讲也是同样存在的。这是我谈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中国开这样一个会议,同时我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我想我应该讲一下怎么来理解中国,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包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股市。理解中国我是这样来理解的。中国目前我们看到冰火两重天,有些领域过多的无效供给,另外一些领域又有巨大的需求,但是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我一直不认为中国市场缺乏需求,而是重要的领域我们是有效供给不足。刚才讲的很清楚,我们几个领域,像人口老龄化、大健康、保健、医疗、文化产业、农业,都是需要有发展,而且有巨大的需求,这些领域都是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是这些领域为什么供给不足。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习主席说一带一路,我们周边地区帮他们建设基础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些国家为什么基础设施缺乏投资,一定是有原因的。中国这些领域有巨大的需求,但是没有有效的供给,也是一定有原因的。我的理解,我们缺的这些行业,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原有的金融体系是不支持的。比如说文化产业,假如说影视公司拍一个电影,我们银行能给它贷款吗?显然不能贷款,可能票房很好,也可能票房很差,所以像这些我们原来整个金融业都是由银行体系构建的,银行控制风险了,一定要有抵押品,我们的金融体系只支持三个领域,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可以从银行拿到基金的,剩下的高科技行业,个人家庭消费服务业,包括文化产业,是得不到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业没有得到金融的支持,很难从市场上拿到相应的资源,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有很多管制,现在这一任政府放开管制,市场准入我们逐渐逐渐取消。更多的民营资本可以向文化产业转移,原来你要办报纸和杂志,你要拍电影都是有限制的。现在市场准入慢慢放开。第三个障碍是什么?我认为是缺乏次序。缺乏应有的次序。缺乏应有的次序,特别是服务业,比如说养老产业,假如说是养老院吧,养老产业我们的EMBA同学曾经做过投资,后来失败了,从这个行业撤退了。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缺乏次序。这个次序表现为在服务业里面权利和业务的界定不清晰的,比如一个老太太早上起来摔一跤死了,这个企业就会被严重的纠纷拖累,很难处理这种事情,包括我们的医患矛盾等等,很多服务性行业,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不清楚,包括纠纷的处理也是交易成本非常高的。这就使得这些行业长期是滞后,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讲经济自由化、市场化,这是不够的,光是政府退出,政府不管,没有审批制度,但是如果监管上不去,行业的运行标准和次序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同样这个投资可能会失败。像这些行业恐怕从海外的投资者来讲,我个人认为我们政府现在非常鼓励,原来我们服务业不怎么对外开放,未来我们这样一些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效供给的领域,我们还是欢迎海外的投资,包括把海外行业的标准和次序的构建游戏规则能够引入,这个肯定是非常受欢迎的。肯定未来有很多的合作机会,这是我讲的产业发展的角度。
    政府现在在做什么,政府现在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怎么提高无效供给的有效性,过剩产能怎么去利用,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输出,帮助周边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就是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包括私募基金的开发,另外怎么提升产业的升级,包括很多产业是污染型的,怎么把这种污染消除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些方面,政府在做,但是政府还想做的一件事情,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我们经济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内称之为“新常态”,我的提法,新常态不一定完全正确描述我们当前的阶段,当前的阶段应该是一个“变态期”,其实是一个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希望转变到一个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未来三五年内,应该是这样一个转换的阶段。转换的阶段,可能增长速度会出现比较大的回落。因为传统行业,可能发展要相对的停止,甚至很多兼并收购甚至倒闭,会出现一个收缩。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新的行业要起来,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势头,包括创业、创新,有很好的势头。但是要成为像制造业房地产这样的支柱产业,目前还不能够发挥这样的支柱产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来,这就是政府为什么最近仍然要强调投资。必须要有一个最低的增长速度,要有一个保障。短期内仍然有一些政府的投资需要推进。对中国的股市来说,人们都看不懂。我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的股市最近这一波比较疯狂,大家觉得比较疯狂。肯定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而且不排除市场有很多操纵行为,操纵行为加上短期内的非理性,但是之所以会往上走,而且我们认为未来仍然会往上走,当然要回调有比较大的振荡,未来往上走的趋势不会有大变化,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一个中国经济的转型,要求整个金融转型,我们不能仅仅靠银行体系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企业负债率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不愿意放款,以银行主导的体系没有办法再运作了,一定要启动一个合乎权益之本的市场,这个是我们讲的转型的需要,包括新经济的领域都要靠股市来融资来支持。包括我们的私募风险投资,未来有很多的机会。这就是未来注册制,原来要政府来审批,现在我们修改证券法,今年年底之前会不会把注册制推出来,假如注册制推出来了,我们的风投、PE、VC,前端的投资会非常的火爆,就会培育新经济,把中国的新经济培育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经济转型和未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长期健康发展,是需要一个股权资本市场,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发展,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了,目前中国的投资者,他的储蓄或者是财富,在这波牛市之前,只有3%是配置在股权股票投资的,65%是配置在房地产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发达,到来的老百姓投资组合的偏差,这样的投资组合的调整,将会对未来的股权证券需求大幅度上升。有很多创业板,现在市盈率已经接近一百倍,甚至有些企业可能是二百倍,对这样的市盈率,我们怎样来理解呢?我的理解是这样,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现有的上市公司他们在未来市场发展当中,已经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假如说这个行业需要一百家大企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行业至少现在有一万家企业,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实际的企业数目,可能是有效的企业数目的一百倍。就是正因为和地方政府的保护,不愿意让企业破产,会招商引资办更多的企业都是有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上市公司就有非常大的外延扩张机会,通过并购通过并购以后,收购一些其他的小企业,中国的一些新兴行业,通过并购有很大的扩张空间,这样的话,可以把市盈率很快降下来。外延扩张更重要的是整合,怎么发挥1+1大于2的效应,而不是1+1等于1,未来企业并购以后的整合,是面临的一个重点。
    另外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股市在注册制引入以后,应该是一个规模会不断的扩张,但是市盈率不应该很疯狂,估值不应该很疯狂,现在目前的阶段,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或者到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这一段股市的疯狂是有特殊原因的。这就是在股票注册制没有推出来以前,股票的需求现在不买房地产了,我们的股票上市股票的供应跟不上,所以出现了供求关系的失衡。我的理解,假如注册制起来以后,会有更多的企业上市,发行价也比较低,最后的估值也会相应的比较低。真正的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拥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市场。我们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我九十年代初在美国研究证券市场规范化,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阳光政策,市场的透明度。怎么在透明度信息披露包括违法行为、市场操作行为法律的威慑力,使得市场更为规范,这是中国政府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的司法和执法的有效性怎么来提高,这个我想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但是我也和大部分学者有同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未来我们比较困难的阶段,是未来的三到五年,假如这三到五年的转型和整体的改变制度的变革,能够达到相应的预期,中国未来的二三十年,可能还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我就总结到这里,谢谢大家。
   
    Kenneth M. Eades:非常感谢潘教授,今天我们一天的讨论应该说信息量非常的大,大家获利良多,我个人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今天上午一开始的胡博士介绍,他是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有效性市场的重要性,我们的证券交易所面临买方和卖方,他们的需要是有效的配置资源、配置资本。只有当你对证券交易所价格有信心的时候,同时IPO的价格保持在合理的位置。让投资者保证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随着市场的发展,可能要吸引新的钱或者对现有的证券吸引新的资金变得越来越难,也谈了一些在中国做投资的经验,他说了很多的事情印象深刻,最后他说不要和中国的经济逆势而为,不要错过增长的机会,除此之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找到最佳的人才教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当你考虑做投资的时候。
    在上午的嘉宾讨论当中,我们也涉及到了不少的议题,第一个讨论谈到了多次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市场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以及中国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只靠散户,而是更多的依靠机构投资者,要更多的依靠专业人来管理才分,这样才能建立更加有效的市场,同时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当我们讲到这个取舍,在投资新兴市场的时候,机会和风险是息息相关的,当你感受到风险的时候,你也要想怎么把它反映在投资决定上面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有一些投资者,其实已经是潮前一步了,他们会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他们投资的比较早,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钱进入这个体系当中,同时投资者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在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进入市场,可以直接投入可以通过公募,甚至在其他的新兴市场,比如说越南,我也非常高兴如何管理风险,你要小心的看在其他市场做的投资。除此之外张明讲到了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当我们讲到风险的评级,美国也是有排名,在有些方面不是特别高,但是最终的排名还是比较高的,在和中国的关系这边,美国排名倒数之二,我希望我们的项目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能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还是好的。必须知道你能解决什么问题。最后的嘉宾讨论当中,我们看到了三个非常成功的投资人,如果我们仔细的听,他们非常有信心让他们获得成功,还是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十年之后市场的风险可能有所改变,讲中国的时候就像讲日本一样,其实我们有不少的感知的风险和起初的价格成本。
    当我们看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回报和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应该怎么办。首先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承担风险,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之前,要找专业人士,我们希望把最聪明的人聚在一起考虑一下跨境投资必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除此之外我们做更多的研究和调研,做更多的教学,我们在达顿商学院在安泰经管学院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教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教育更上一层楼,我们要让经济体所有的人了解到投资是什么意思,不仅仅是投机和赌博,必须认识到这些市场正常运作的时候是我们增值保值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分享经济的增长,这和买彩票不一样,随着市场越来越有效和高效,不会有赌博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投资的感觉。我相信中国会不断的发展,现在也在正在发展的资本市场。说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首先感谢举办方帮我们组织了今天的会议。还要感谢我们弗吉尼亚州梅奥资产管理中心,我本人也是这个中心的学术主任,我们中心非常愿意支持类似这样的项目,这是非常重要的全球机会,我们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安泰经管学院,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有多么重要,也感谢你们的帮助,把今天的活动搞的很成功。其实我们投资是一样的,要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合作伙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要为所有的在座的各位鼓掌,感谢你们的参与。
   
    ——结束——

 

会议简介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投资者面临着如何抓住新机遇、管理跨境风险的挑战。
  
  由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一流团队联合主办的上海投资峰将云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商界领袖,深入剖析跨境投资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和机遇,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投资策略。无论您所关注的是全球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单个国家自由贸易区所能产生的全方位影响,本次论坛都将是一次知识的盛宴。
  
  参加达顿商学院和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2015年上海投资国际投资论坛,紧跟全球投资界不断变化的步伐。
  
  敬请留意本页面的内容更新,欢迎您于年5月8日拨冗参加。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七五”、“八五”重点建设和“211工程”、“985工程”的首批建设高校。
  
  在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的道路上,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稳步实践着国际化的战略。2008年至今,学院先后获得AMBA(国际MBA协会)、EQUIS(欧洲质量发展体系)和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国际认证,成为国内首家同时获得三项国际顶级认证的商学院。
  
  作为第一个在海外设立研究生院招收MBA学生并提供中国高校学位的商学院,学院已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深层次国际合作办学体系和一个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MIT斯隆管理学院、宾大沃顿商学院、南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商学院、法国马赛商学院等70多所海外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2014年,交大安泰EMBA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位居第17位,成为本土中文EMBA项目之首;2014年,MBA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全球MBA排名77,居上海本土商学院之首,其中薪资增长率和就业率两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分别为166%和100%;2014年,MSC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管理学硕士排名中位居第44位,连续5年入选全球50强。  

   
  
  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于1819年,创建人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比起将近200年历史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Darden)是一所年轻的学院,迄今只有50年。但从10多年前全美商学院排名开始起,达顿(Darden)一直位居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列,曾一度排名前5名。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虽然成立才50年,但后来居上,在竞争激烈的MBA教育市场中打出了品牌。达顿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是美国仅有的两所全案例教学的商学院,因此有人把达顿称为“小哈佛”。堪称美国“商界领袖的摇篮”。
  
  《商业周刊》和《金融时报》的调查结论认为,“达顿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工商管理教师队伍”和“最先进的设施”,和“最忠诚的校友”。
  
  近期在美国经济放缓,企业大规模裁员的影响下,达顿的学生仍然全部找到了工作和实习机会,有的学生能得到多个机会,大多数达顿的学生进入了全美最杰出的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这是达顿的影响和声誉的一个标志。

演讲嘉宾
胡汝银

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和金融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
...[详情]

Richard A. Mayo

梅奥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详情]

Robert J. Hugin

新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详情]

王庆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首席策略师  ...[详情]

张明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详情]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详情]

Bradford E. Willmore

执行董事,投资组合经理,Sarus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Polygon Convertible机会基金董事,Polygon欧洲权益机会基金...[详情]

钱学锋

汉理资本创始人董事长...[详情]

Roy Dahlquist

VEDP(弗吉尼亚经济发展计划)亚洲区总经理...[详情]

Robert F. Bruner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详情]

周林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详情]

Kenneth M. Eades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财务部区域协调员,资产管理中心学术主任...[详情]

陈欣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与财务系副教授...[详情]

会议日程
星期四 2015年5月7日
18:00-20:30 嘉宾欢迎晚宴
星期五 2015年5月8日
08:00-09:00 注册
09:00-09:15 欢迎致辞及介绍(周林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Robert F. Bruner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
09:15-10:15

主题演讲1

刘洋博士,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10:15-11:15

主题演讲2: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

胡汝银博士,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

11:15-11:30 茶歇
11:30-12:30

圆桌讨论1放眼全球:估值与投资环境

主持: 陈欣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圆桌嘉宾:-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 Bradford WillmoreSarus先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 钱学锋博士,汉理资本创始人、董事长

- Roy Dahlquist先生,VEDP(弗吉尼亚经济发展计划)亚洲区总经理

12:30-12:45 Q&A
12:45-14:00 午餐
14:00-15:00

主题演讲3

Robert J. Hugin先生, 新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5:00-15:30 茶歇
15:30–16:15

圆桌讨论2全球投资回报:公开市场的多空博弈

主持:Ken Eades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Mayo资产管理中心学术主任

圆桌嘉宾:-王庆博士,重阳投资合伙人、首席策略师

- Richard Mayo先生,梅奥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 Peter Chen先生,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大中华区主管

16:15–16:45 Q&A
16:45–17:15 总结演讲潘英丽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
17:15–17:30 总结致辞Ken Eades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Mayo资产管理中心学术主任
17:30–19:00 鸡尾酒会,社交活动
会议专区
2015年中国绿公司年会

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道农研究院和《绿公司》杂志主办,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合理及长远增长。...[详情]

第6届中国私募金牛奖颁奖典礼

第6届中国私募金牛奖颁奖典礼。...[详情]

交大安泰深度思考系列论坛

中企院致力于建设企业思想库,对中国企业发展中的热点现象、突出问题,进行深层次挖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形成独到的观点并陆续发布。...[详情]

2015第十七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改革对社会活力进行释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因素。...[详情]

2015华侨银行(中国)春天论坛

华侨银行子公司–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宣布,2014年度“华侨银行(中国)春天论坛”将于6月20日在上海举行。...[详情]

2015凯盛医疗投资峰会

作为“十二五”医改规划的最后一年,2015年医改将集中出现大动作。...[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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