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大家早上好!

　　芮成钢：2011年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升国旗、区旗，奏唱国歌。

　　(奏唱国歌)

　　芮成钢：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现场，我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

　　刘芳：大家好，我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刘芳。

　　芮成钢：本次年会由香港中国商会主办，中国电视台财经频道作为战略伙伴全程报道，首先让我代表主办单位和各协办单位对各位到场的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刘芳：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香港凤凰卫视今天也面向全球华人正在直播这一场盛会，近年来我们都听说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的事例越来越多，而更多的中国企业选用的就是香港这个平台，而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正是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供在座的嘉宾、政商名流、专家学者集思广益、相互交流。

　　芮成钢：我和财经频道的同事也是刚从G20峰会和APEC会议现场回到中国，我们感觉无论是在G20还是在APEC，全世界都在聚焦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的流向、方式，包括它的战略，确实是全世界所有媒体最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交流。我们具体的话题包括中国海外投资如何破解金融难题，香港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等等。同时我们还要举行首届中国海外投资经典案例的评选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回顾和展望，相信我们心目中目前的一些问题，乃至全世界议论、关注的焦点话题都会在这次峰会中找到焦点和答案。

　　刘芳：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国外，香港是一个最天然的平台，香港无论在法律上和市场的系统上，相对和国际接轨，香港也有多元的文化，也汇集了很多专业服务业的人才。香港的这个平台注定会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浪潮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香港中国商会也特别为今天的这个论坛，以及今天的开幕式做了很多的准备，现在就首先有请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组委会执行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先生为我们致开幕辞。

　　陈经纬：尊敬的黄孟复主席、尊敬的王忠禹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在香港隆重开幕了。首先，我谨代表年会组委会向年会的指导机构、支持机构、合作机构、协办机构等向支持本届年会顺利召开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与会的海内外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央政府、中央领导对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举办的高度重视和肯定，给年会的召开指引了明确的方向，为今后每年一届的年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0多年前，中央政府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如今中国的开放正由过去的引进来为主开始向走出去相结合转变，胡锦涛主席指出，引进来是大势所趋，走出去也是大势所趋，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全面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全球资源重组，中国发展正遭遇资源、市场、环境等因素的瓶颈限制，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增加了两个字——加快。在这个历史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怎样走得更快、更稳、更好，更有成效，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年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年会的举办对于鼓励和推动更有条件的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服务国家、繁荣香港、惠及全球，是举办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宗旨，为实现这项宗旨需要我们不懈努力。服务国家就是积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新格局，努力打造一个中国投资者与海外需求投入项目的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就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国家发展具体措施和办法建真言、献良策。繁荣香港就是实现香港工人角色的华丽转身，为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长期以来，香港在国家实施引进来和出口创汇中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的贡献，也造就了香港自身的繁荣。随着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的优势已不再那么明显，内地对香港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需求也不再那么迫切，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汇聚中西文化，拥有大量国际资金和熟悉香港又了解内地的专业人才，香港企业还拥有遍布世界的营商网络，如果把商业特色优势和渴望走出去，但又没有国际市场且缺乏国际经验的内地企业结合，必能开阔广阔的天地。当前，内地国际投资约65%是在香港和通过香港在海外完成的，未来随着国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香港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尽快转变其角色，大力营造氛围、搭建平台，吸引全世界来香港招商，邀请内地来香港投资的机构与在香港的外国机构积极沟通，联合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在海外投资。因此，对香港经济发展而言，如果说过去30年的商机主要来自国家引进来的决策，那么，未来30年更多商机将隐藏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征途中。结合国家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正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历史机遇和必由之路。惠及全球，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减少贸易逆差，消除戒备心态，深化与各国互利合作，令世界各国普遍受惠，做到与全球共赢发展，我们不懈努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比引进来更加复杂和艰巨，需要政府、商会等中介机构、企业各方的相互配合，香港中国商会作为香港企业家和内地企业家联合的商会组织，将为国家服务，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促进香港工人角色的华丽转身，搭建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出我们不懈的努力。年会召开之际，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四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在欧美经济处于低谷，他们亟待来自中国的投资与合作，虽然此时投资的风险较高，但机遇大于挑战，相信仍然可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也能为欧美等国家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创办和搭建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平台，是国家的需要，香港的需要，全球的需要，也是海内外企业的需要，更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年会组委会衷心希望在两天的会议期间，大家畅所欲言，互通互信，交流思想，确有所获，共同发展，最后，祝愿所有与会者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谢谢!

　　刘芳：非常感谢陈主席刚才的致辞，陈主席刚才提到说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在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是不可避免也不可回避的历史必然趋势。同样的，香港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一个平台和一个出发点，香港无论是在基建、人才、各种软件以及市场、法律等方面的优势，同样也会成为这个平台不可回避、不可改变的历史的趋势。

　　但是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从今年起将会每一年在香港举行，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供各位在这里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芮成钢：刚才陈经委先生也把峰会整个酝酿的过程和大的背景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我记得非常清楚，去年4月份的时候，本次峰会的一些核心的组委会的成员就在一起探讨这个会议的主题，那时候就把中国海外投资作为未来20年、30年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作为本次会议的核心的议题探讨。这里面可能包括几个层面，最大的层面，可能从上到下，包括中国主权基金的投资，再到央企的投资，再到民营企业，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实行中国海外投资的战略。这个主题从去年4月份开始，因为金融危机后续的影响以及债务危机不断加重的影响，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不断得到强化，到了今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准确，在债务危机的高潮逐渐过去之后，在戛纳的峰会以及APEC峰会之后我们集中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实践者和操作者都是全世界最关注的人。

　　这次年会还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要推动香港决策的华丽转身，通过香港这样一个出海基地服务国家走出去的新的发展战略，所以非常感谢香港中国商会，包括陈经委先生本人为中国企业走出海外所做的努力。

　　刘芳：实际上中国企业利用香港这个平台走出去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策略，今天这场年会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专门为我们的大会作出了重要批示，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先生为我们宣读李克强副总理对于本次年会的重要批示。

　　彭清华：现在我宣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本次年会的祝贺。谨对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是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的要求，内地与香港企业携手联合走出去，更可优势互补，大有可为，希望广大企业界人士紧抓机遇，奋发进取，多方式、多渠道走向世界市场，在国际竞争中磨砺、成长、壮大，在相互合作中实现互利双赢。李克强，2011年11月11日。宣读完毕。

　　芮成钢：感谢李克强副总理的祝贺和殷切的希望，同时感谢彭清华先生为我们宣读。接下来让我们以隆重的掌声有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孟复先生致辞!

　　黄孟复：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全国工商联对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香港中国商会的周密安排、热情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届年会选择“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为主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可谓恰逢其时。当前，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因为远未结束，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国际分工和产业的转移将在更广泛的、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进行。新一轮巨大的变革正在到来。资源在世界范围里进行资本配置，资本、技术、人才、标准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深度加快。相关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机会。近两年来许多资产价格的下降也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调整。利用国际国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我国跨国投资迎来了历史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的分工，不断增强了国际的竞争力，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外投资平均年均增速持续在高位运行。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美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今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对外投资407.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5%，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引导下，有条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集团，特别是像华为、吉利、联想等在海外投资合作、开拓市场，引进国际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展现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向世界的良好势头。

　　为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潮流，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地提出，要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引导各类企业有序地开展境外的投资合作。企业走出去是我国利用互利互赢的战略内容，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必由之路，走出去有利于我国企业更贴近外部市场。拓展海外投资的渠道，获取和建立国际名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走出去有利于我国企业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吸纳海外高素质的人才，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走出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稳定资源的供给，走出去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提升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香港作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地区贸易中心，拥有临近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可替代的优越条件，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65%是在香港和通过香港向海外投资完成的，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窗口。今年8月，李克强副总理在香港宣布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进一步发展，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金融等方面合作的新的政策举措，其中特别地提出要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香港拥有金融、贸易、投资、法律、会计、咨询等方面的优势，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内地与香港合作是大有可为的。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与境外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友好的合作关系，是我国扩大对外经贸交往、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工商联一直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协作平台，全国工商联已与2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会组织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组织、商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园区的开发建设、组织协调企业处理反倾销等国际贸易纠纷，维护企业对外投资正当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工商联将会一如既往地帮助企业抓住机遇，积极作为，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千帆竞发、百河争流，只要我们坚持走出去的战略，不久的将来，世界跨国企业名单上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的名字，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的身影。

　　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芮成钢：感谢黄孟复主席的致辞，刚才黄主席的演讲中也提到走出去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的建立，其实这个话题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各个场合、各种国际的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在国际的新的治理结构中提升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尤其是规则的制定权。我想在这种新的国际治理结构中，中国究竟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力，背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能够走得多远、走得多深。我想，黄主席的期望也正是这次峰会所有的参会者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揭下来有请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组委会主席王忠禹先生致辞!

　　王忠禹：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出席由香港中国商会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我谨代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强调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求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的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地开展境外投资合作。今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积极评价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合作成果，充分肯定了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特别强调要加快实施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内地应与香港企业共同走向海外、联合投资、联合招标、联合开展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汇聚全球政界、商界、媒体各种力量，以“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为主题展开了交流与探讨，可谓正逢其时，意义深远。

　　内地与香港企业如何联合“走出去”，我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重视和加强。

　　第一，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增强“走出去”的竞争实力。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和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具有各国普遍承认的市场经济地位，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完善的国际化服务体系，以及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是世界上最开放、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地区经济体之一。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约65%是在香港和通过香港向海外投资完成的。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对外直接经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连续9年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和英国，位居全球第五。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的经验，我相信内地与香港企业如能从项目对接、投资拓展、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大合作，必将在推动两地联合走出去方面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管控国际化金融风险，有效提高“走出去”的实效。多年来，很多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据最新的资料统计，我们的跨国指数只有14%，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少企业甚至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在当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前提下，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更需要切实的决策，从国家层面来说，要推进对外投资合作风险防控体系建设，要加强对境外经营的风险管控，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指导企业建立境外安全管理制度和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的处理机制。从企业来说，要认真地研判海外投资环境，尤其是要熟悉当地的法律，因为企业面临和承载的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海外投资合作的不成功，认真做到有效防范和充分化解投资风险，使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或者在同等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

　　第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企业良好的国际形象。积极绿色社会责任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企业共同认可的企业经营理念，也是国际社会评价优秀企业的关键指标。为此，有关国际组织开发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原则和文件，用于指导和规范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履行相关社会责任问题。内地企业与香港企业联合组织战略中必须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不仅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包括关心员工、尊重消费者，理解并支持当地社区、政府的关切问题，保护环境等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国际通行规则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要求，也作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最终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我们不但要赢得市场，更要赢得人心和尊重，才能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提高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各位代表，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相当一部分国家通膨已处于较高的水平，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乏力，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内地与香港的企业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在国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在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预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刘芳：谢谢王先生的演讲，刚刚王先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他说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投资中有65%都是透过香港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这就说明了香港的重要性，同时对于香港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当然，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间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香港由于自身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走出去”作为中国企业的战略来说，也成为了香港现在的一个责任。

　　接下来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林瑞麟先生为我们致辞!

　　林瑞麟：尊敬的黄孟复主席、尊敬的王忠禹主席、尊敬的彭清华主任、尊敬的陈云林主任，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能出席中国海外投资年会2011年的开幕式，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出席年会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选择在香港举办，也是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处于大变化的时期，新兴的经济体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积极开展庞大的内需市场，另一方面加快、加大海外投资步伐，已经成为维持和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直是联系内地与世界最重要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们为内地制造业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的经验和海外市场的网络。到90年代开始，我们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为内地筹集资金。到了现在，我们新的焦点就是要逐步加强在内地服务业的参与，可以说香港一直是顺应内地的发展需要，调整自己的功能，为内地改革开放做出贡献，为自身经济社会谋发展。近年来，随着内地企业不断的壮大，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国家的发展战略也从过去的引进来为主，逐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新格局，面对这种趋势，香港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就此，我向各位代表强调几个重点。

　　首先，香港有自由营商的环境，资讯流通、法制健全，拥有与国际接轨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金融、贸易、投资、法律、会计等等的高增值服务业的优势。而且，经过多年来的磨合，这些行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运转顺畅的机器，能够提供高效、一流的圈套的服务。

　　第二，经过40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汇聚了亚洲各地的商会，再加上港资企业多年来在世界各地营商、贸易的经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而且高度集中的环球商业的网络，这也是一项巨大的无形的资产。

　　第三，香港与内地血脉相连，集中了一大批精通世界商业言语，而且又了解内地经营文化的人才，这又是另一笔巨大的资源。

　　第四，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香港一直发挥着“防火墙”的作用，充当了内地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实验场，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这种作用。香港在这方面的角色，将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开放，能发挥进一步的作用。

　　第五，“十二五”规划明确地提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还有国际资产管理的中心。在过去这一年多我们观察到，在香港滚存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现在正经历几何级数的跳升，去年是几百亿的人民币，今年已经超过6200亿人民币，我们相信在年内可以超过1万亿人民币。现在以人民币贸易结算有8成以上是通过香港来安排的，就在今年，我们以人民币发债，已经是去年的3倍。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有一个新的市场可以以人民币购买黄金。在上个月，中央也发表了透过香港以人民币在内地进行投资的规则与法规，我们在香港是得天独厚的，世界各地都很希望有香港这个地位，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发挥资金和各种生产资源调配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点，将能更加贴近市场，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香港是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最好的平台，先在香港落户，或者联同香港的企业再走出去，就能在比较熟悉的环境下习惯国际的规则，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李克强副总理今年8月访问香港期间，宣布香港与内地深化经济合作的30多项政策中，就高度肯定了在“走出去”方面，内地与香港合作大有所为，并且强调中央政府将从商业对接、投资拓展、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大对两地企业联合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让企业合作建立商品营销网络，共同开拓国际投资环境和基建市场。

　　中央政府这一系列的政策已经全面体现“十二五”规划中港澳专章所订下的一些目标，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共谋发展的策略。我相信你们这一趟规格高的年会，将有助于两地政界、商界的朋友们集思广益，充分地把握国家政策所赋予的难得的机遇，为两地经济发展，为企业能开拓市场创造新的局面。

　　最后，祝愿年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的业务宏图大展，谢谢各位。

　　刘芳：谢谢林先生的致辞和演讲，香港因为和中国内地血脉相连，正像刚才林先生讲的，所以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就扮演的是连接世界和内地的桥梁，所以有了自己独特的地位。正如七八十年代香港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样，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篇章之后，相信香港还是会扮演和以往同样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有请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中国海协会会长、香港中国商会高级顾问陈云林先生为我们致辞!

　　陈云林：尊敬的黄孟复副主席、王忠禹副主席、林瑞麟署理行政长官、彭清华主任、陈经纬会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相聚在香江之畔，参加香港中国商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年会的指导单位，我谨代表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胡锦涛主席指出，未来5年，中国将着力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的到境外投资，积极开展有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的专案合作，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一个必然的要求。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特别是三年多来，中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努力保持自身经济强劲的增长，为稳定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已经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民族，也是一个充满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建立了古代东西方最大的国际陆路通道，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起于秦汉，盛于宋朝，巅峰于明初的海上丝绸之路达三江、通世界，中国也成为举世闻名的黄金白银之国，但是闭关自守、即若济贫的近代中国难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正在不断地续写着令世界感动和震撼的“春天的故事”。我们高兴地看到，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洗礼的有志气、有能力、有志愿的中国的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已经和正在扬帆启航，我们相信他们正在以开放的胸怀给世界带来和谐、尊重和共同的繁荣。我们的好朋友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先生多次和我们谈起他的这样一种思考，他说，胡锦涛总书记去年3月9日指出，“引进来”是大趋势，“走出去”也是大势所趋。今年8月17号，李克强副总理访港时特别强调，要加快实施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经纬会长认为，香港作为实施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是国际知名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应该和完全可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说，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成功的实施请进来的战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它也必将在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再立新功。因此，他和商会的同仁们决心利用香港中国商会，汇集由内地赴港和香港走向海外的企业，依托香港的优势和资源，积极为内地企业来港投资，并通过香港走向海外，以及海外和香港企业在中国内地投资发展提供双向服务。并以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形式汇聚全球政要、商界、学界和媒体之力，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的历程，探讨中国海外投资的新途径、新思路、新策略，为中外企业合作搭建信息和资源的对接平台。经纬会长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所在的香港中国商会的这种报效国家、繁荣香港、惠及全球的不懈努力，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赞扬和支持，他们的这种爱国、爱港的精神和情怀令人钦佩。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是全国政协委员会下设的专门的工作机构，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配合国家港澳工作大局，加强与港澳社会爱国、爱港社团和人士的联系和合作，联系全球的华侨华人和台湾同胞，携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希望与香港中国商会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为中国企业成功、稳步、积极、健康的实现“走出去”的战略贡献力量。

　　最后，祝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在座的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年年进步，心想事成，谢谢!

　　刘芳：谢谢陈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的确，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香港这个平台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开幕式结束之后，无论是在今天下午还是在明天，都会有多场论坛，这些论坛将会从不同的领域、各个角度来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势必能够起到这个大趋势推动的作用。

　　芮成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开启2011年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大幕。接下来掌声有请第一排的主礼嘉宾移步向前，为我们启动2011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

　　刘芳：请各位把手放在这个杆上，跟着我一起数三二一，请各位将手向前推，代表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正式开始。

　　芮成钢：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的各位朋友，这里是香港的会展中心大会堂，我们正在主办中国海外投资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组数据，2002—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是54%，中国2010年海外投资的规模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居全球第五。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具体的挑战和问题。今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把资源、能源类的海外投资项目的国家的核准限额从过去的3000万美元提高到3亿美元，大额用汇类的海外投资项目的国家核准项目从1000万美元提高到1亿美元。国家发改委最近在政策层面上有哪些新的推动举措，这也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接下来有请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张晓强：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谨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10年来，中国内地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利用外资规模扩大，水平提升，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速。截止2010年底，内地对外投资累计达3172亿美元，分布在178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以来，海外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近50%。2010年当年的对外投资达6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7%，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五，并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今年前三季度，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约410亿美元，同比又增长了12.4%。

　　在对外投资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主要体现在：一是投资领域拓宽，以能源、矿产资源为主，电子信息、工业制造、金融、物流等行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长。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企业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比重逐步提高。三是投资方式更加多样，除直接投资外，并购、参股、交叉换股以及投资基金等方式日趋多样。四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海外投资拥有的油气、铁和铜等重要矿产权益资源量和产量已具有一定规模。一大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企业锻炼、培养了人才，积累了海外投资的经验，提升了国际化经营的水平。与此同时，投资所在国的资源优势正转化为经济优势，经济发展，税收增加，就业增加。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境外中资企业就业人数约110万，其中为当地创造了近80万人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当地居民无偿提供医疗设备及服务，捐助当地教育，免费供水供电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例如，去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吉利公司与国内其他企业联合，以18亿美元全额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一年多来，沃尔沃轿车公司扭亏为盈，轿车销量增长12%以上，增加了当地就业1200人，第三方调查的职工满意度达到84%，创30年的最高水平，企业正在走出困境。吉利公司也增强了自身的国际化经营能力，瑞典的员工、民众和政府也感到满意，切实体现了合作共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今年以来，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经济增速回落，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一些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降低，主权债务风险增大。这些都表明，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更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加强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危机意味着在危险和困境中有机遇，走出去投资同样如此。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趋利避害，开拓进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中心，在内地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港资以及通过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累计利用外商投资的45%。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以及通过香港对海外的投资，占内地对外投资的63%。在此进程中也促进了香港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今年8月，为了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各项任务、目标落到实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赴港视察期间，代表中央宣布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六方面36项措施，明确提出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充分发挥香港在金融、法律、会计，投资咨询等服务方面的优势，鼓励两地企业以多种方式共同开拓国际投资。内地工业体系较完备，工程技术及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市场需求巨大，一大批企业走出去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香港与国际经济紧密融合，资本市场发达，一大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强，两地企业通过多年的合作，也已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加大在“走出去”方面的力度，必能实现1+1>2和互利双赢。

　　“十二五”时期，国家在支持企业继续投资矿能领域的同时，也鼓励在装备制造、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电力及新能源、铁路、港口等方面开展投资，并努力拓展在科技研发、营销网络以及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中央政府负责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战略规划和结构优化的目标与政策，核准重大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项目的主管部门，将与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力度，从政策指导、项目对接、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支持两地企业共同开展国际投资，实现分享机遇、共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十二五”规划时期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在新的起点上，适应市情、国情的变化，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支持有条件的内地企业积极开展与香港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从而为香港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张晓强先生，正如刚才张先生提到的，国家发改委会和商务部等部门一起共同努力，并且鼓励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共同出海。接下来我们再用掌声请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陈健：尊敬的黄孟复副主席、王忠禹会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谨代表中国商务部对此次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在香港举行，是因为香港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具有独特的作用，香港是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地区经济体之一，在开展对外投资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银行体系健全，金融产品丰富，外汇资金充裕，融资成本较低，结算快捷，作为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香港承接中国内地和美、欧、日等主要市场，并拥有国际一流的海运、空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法律、会计、咨询、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达，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企业国际网络健全，国际化程度较高，作为中西文化的汇聚点，香港企业熟悉国外，尤其是欧美市场，在推进中外融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香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为促进两地对外投资合作，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做出积极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的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性较多，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都出现了回落，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增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普遍较大，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新的跨境投资、跨国并购、技术合作和产业转移势头正在上升，各国对外来投资寄予厚望。中国海外投资的机遇大于挑战。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坚持开放政策，秉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8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位，截止2010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100亿美元，对外投资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十二五”期间，我们将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原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要着重做好四件事：

　　第一，加强高端产业和优势产业领域对外投资，加强国内外产业衔接，鼓励企业在境外开展技术研发、制造、营销网络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在技术成熟、国际市场有需求的行业，如轻工、纺织、家电、装备制造、化工、冶金、建材、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对外投资，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二，要积极创新对外投资的方式，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地开展跨国并购和投资，探讨融资租赁等新形式，探讨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新模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联合开展对外投资。

　　第三，要进一步优化投资主体的布局，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各地区、各层次要条件的企业有序走出去。积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加快中国企业与当地的融合进程，积极教育企业履行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

　　第四，努力完善对外投资服务的保障体系，加强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推动企业建立科学、高效的经营管理体制，有效防控各类投资风险。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内地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和香港具有诸多优势，为两地企业加强海外投资合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今年8月，李克强副总理访港期间，代表中央宣布了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36项政策措施，强调要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对此，我们建议：

　　第一，要加强两地的投资合作。内地和香港企业可通过设立联合企业等方式共同开拓国际投资市场，内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可利用香港多币种、多功能的融资平台，开展相关融资和资金管理。

　　第二，切实做好投资服务，推动两地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合作，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共同举办跨国管理人才培训活动。内地企业“走出去”时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咨询企业，促进香港的咨询行业发展

　　第三，要加大投资促进的力度，建立两地企业共同“走出去”的机制，搭建共同走出去的平台，在开展重大投资企业的同时，可邀请香港企业参加，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双边协调力度大，香港国际化程度高，对外经贸受损少等优势，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女士们，先生们，两地的合作潜力巨大，中央推动内地香港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中央政府支持内地和香港企业共同“走出去”的政策也同样是坚定不移的。内地必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走向世界，香港一定能够在两地走向世界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两地企业联合走出去的前途十分远大。

　　最后，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陈健副部长的演讲，刚才从陈部长的演讲中更加清晰地明确了究竟对于哪些产业，什么样的投资形式是从国家这个层面上鼓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从发改委到商务部对于内地和香港企业共同联手走出去的支持。

　　接下来有请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波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周波：尊敬的黄孟复副主席、尊敬的王忠禹副主席、尊敬的陈经纬主席，各位与会代表、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应邀出席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并与各位共同探讨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策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顺利开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中成为少数亮点之一的背景下，香港中国商会在香港举办这次年会，可以说顺时应势，体现了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积极响应和对香港优势的注重和开发，我谨代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年会取得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凭借其独特优势，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家发展需要，一直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不可重要角色。香港长期是国家对外联系和获取外汇的主渠道，改革开放后又成为内地引进外来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主要窗口，是参与内地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的“引进来”的主力。应该说香港对国家发展，特别是在“引进来”方面的历史作用居功至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的新任务，香港在继续协助国家“引进来”的同时，在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和参与全球资源重组中的新功能值得期待。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高度自由开放的服务型经济体，是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也是大型跨国企业的总部基地，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香港资讯发达，信息灵通，国际联系和商业网络遍布全球，金融等专业服务水平比较高，具备成为内地企业管理海外业务的协调、控制中心和服务基地的条件。香港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汇聚世界各地的企业和人才，具有中西融汇的文化和特色，既了解内地的政策法规和人文社会，又熟悉其他海外市场的规则、惯例和企业运作，可以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第一站，为内地企业进入其他海外市场进行缓冲和练兵。换句话说，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或与香港联合进行海外投资，可以减少进入海外市场初期的水土不服和排异反应，基可以减低投资风险，又可加快融入当地经济的步伐，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

　　国家充分利用香港在全球资源重组和“走出去”方面的优势，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互利双赢的。从国家来说，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更是对香港实实在在的支持。从香港来说，既可以提高专业服务水平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扩大自身市场空间，又可以促进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

　　香港要在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参与全球资源重组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间的磋商、协调，更需要作为这一战略实施主体的两地企业的积极投入与合作。香港中国商会作为两地信息交流和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也将在推进两地合作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衷心希望并坚信内地和香港企业界把握机遇、发挥优势，一定能够在服务国家的同时，获得自身更大的发展。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周波先生，周波先生刚才的演讲，再次强化了我们今天开场时说的主题，我们今天这个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传递给媒体，香港的角色的转换在中国海外投资的大背景下可以实现一个新的跨越。说到企业走出去，肯定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银监会作为银行、信托等机构的监管部门，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政策的制定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接下来掌声有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阎庆民：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代表中国银监会对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结合刚才各位领导讲的，我的主题是“坚持实业为本，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第一，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从金融监管来讲，我们提出三个更加不确定，一个是主权债务危机的态势更加不确定，欧债风险高企，银行状况堪忧，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产品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第二是经济复苏走势更加不确定，在金融去杠杆化和国际贸易活动显著放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增长放缓和通胀的双重压力。第三是矛盾的表现更加不确定。近期英国的骚乱，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表明，使得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不利于我们发展。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发展，但是防通胀、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依然严峻。这次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召开，是充分利用香港这一特殊的桥梁、平台、纽带加速中国企业的对接，降低“走出去”的风险。这是第一点，要科学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新形势。

　　第二，银行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重点。我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把握好三个导向：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导向。现在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经济变成了金融化，金融化是以债务危机向银行危机转化，所以我们提出要充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协调性，重点形成有助于支撑未来增长的战略性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的产业项目。第二是支持民族品牌导向。自主创新是我们的一项持续的战略选择，对于已经有知名度大、科技含量高、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银行业要进行重点倾斜，增强示范和带动效应。三是提升竞争力导向，有专家指出，债务危机会向银行危机转化，银行危机向竞争力危机转化，这就提升了我们在第三次分工中要充分以提升竞争力为导向。我们要全面评估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对象与其战略相关性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实现我们的规模效应。

　　为了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银行业也做了积极的努力，到今年6月末，中资银行在亚洲、非洲、大洋洲、欧洲收购或者参股16家境外机构，下一步应该针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做好三类配套：第一类是商业金融的配套，商业银行要坚持风险可控和商业化运作原则，结合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做好市场调研和目标客户细分，大力发展并购贷款，国际贸易子、保函担保等业务，强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二是政策性金融的配套，政策性金融要发挥长期优势，积极开展我们以出口买方信贷、境外投资贷款以及中国企业境外优惠贷款等业务，同时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付结算、账户管理、风险管理和财务顾问、信息咨询等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第三是新金融业态的配套。除传统金融业态之外，还要鼓励发展包括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新金融业态，满足高成长性企业的特殊金融需求，加快培育出一批掌握关键技术、有条件“走出去”的企业。正如大家讲的，香港是亚洲的财富管理中心，有一大批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汇聚在这里，从商业金融、新金融方面可以很好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最后一点，银行业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控。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逐渐向银行业危机转化，我们要注意四大风险的防范，一是投资前的决策风险防范。银行业要注意各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涉及到的国别风险、法律风险、文化融合风险等等进行全面的研判分析，摸清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加以提示。二是投资过程中的交易风险，要利用各种信息和资源，帮助企业进行投资调查资产评估服务，设计稳定、安全的交易结构和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三是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风险，要强化信息中介服务中能，帮助企业妥善应对目标市场的法律变化，有效解决资源整合、文化融合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与走出去企业共同成长，同时还要引导走出去的企业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金融资源，不断强化外部约束，提升风险的防控能力。第四个风险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风险，要客观研判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审慎确定自身风险偏好，认真研究目的地的产业和行业政策导向，充分评估银行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并做好预案，严守风险底线，坚持审慎支持、风险防线。

　　女士们、先生们，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走出去是中国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国家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安全至上的金融服务，同享全球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全面稳定的复苏，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阎庆民主席助理的演讲。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在开幕的时候也提到，中国海外投资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很多方面，最大的层面可以从中国的主权基金开始谈起，中国的央企在海外的投资，包括中国的民企，甚至包括中国的个人向海外投资转移资产，这也是中国投资的一部分。说到中国的主权基金，我们肯定要想到接下来的这位演讲嘉宾，他被称为中国证券行业最早的先行者、思想者和创业者之一，曾经担任过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会副理事长，他在担任社保基金副理事长的时候，社保基金向国际性投资迈出了一大步，他也是财经媒体人非常尊敬的一位师长，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高西庆先生。

　　高西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想讲三个事，第一是我们对于到海外投资的看法，我们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走出去，虽然中国在走出去的路上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在走出去这件事上本身应该坚持的原则、理念、方式，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在不断的讨论。今天早上我们听了这么多领导的演讲，大家都讲了海外投资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回过头来不断地考虑我们在海外投资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来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但是改革开放以什么方式走，用什么心态来对待，我们还需要不断讨论，使我们自己理解，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第二，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上，海外投资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间。也就是说在30年之前的前30年，中国人民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对于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的位置还是做不到的。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有了自己工业基础，但是在“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跟世界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到了今天，又经过了30年，中国在民族之林上已经真的站起来了，我们今天跟前30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跟那之前的30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的市场上，尤其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因素、外国的产品、外国的技术、外国的品牌，已经占了越来越多的位置，而中国的产品也销往全世界，这就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的市场。如果在其他的方面产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不可能马上就撤出来，现在不光是一般的贸易上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在国家的经济主干的层次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参与，最近我们的火箭上天、神八升空，各种卫星到太空遨游，我们中国很骄傲，说是中国人努力奋斗的产物，但是如果去掉国际上的参与、国际上的技术等各种力量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发射卫星很多是替其他的国家发射的，这已经到了相当高层次的合作，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恐怖平衡”。当然说“恐怖平衡”是把它说在战略层次上，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不管谁都不可以轻易地说从中撤出的地步。刚才有位记者问我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金融安全的问题，我们不断地听到各方面谈这个问题，这个按照已经不是一般的自身安全的问题，这个安全已经到了比我们设想的更加复杂的程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心态要有所改变，我们不能再说我们比你们强，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东西撤出，把你们的东西卖掉，在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经常听到这些话。但是稍微学过一点金融知识的人就知道，要这么做是不容易的，你要把人家的东西卖掉，你受到的损失是更大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成。

　　第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格。我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位，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大大高于其他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要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这个世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几个月到现在，全球经济两次探底，我们都身出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政府、业界、监管部门的心态都有很大的变化，都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这一点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有理，就是在对他们进行投资的过程中，我们要遵守他们的法律，遵守他们的商业规则。这一点对于香港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港，香港之所以能够安身立命，就是因为他在国际上能够遵照一般的规则来干事。但是在中国大陆的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有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很多的阴影，这一点不管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看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监管部门对我们的态度的微妙的变化，在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在他们觉得危险的时候，态度忽然就好起来了，很多规则都可以稍微弯一下，可是情况稍好一点，马上就转过脸了。犬儒一点的人讲，这完全是西方的地方主义，但是跟主要的经济学家、政府部门、意见领袖谈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按照规则在办事，他们的法律早就写上了，并不是根据你这件事定的，我是学法律的，我对这件事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我要努力地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努力向我的同事解释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不要从坏的方面理解。但是经过几轮之后，我们越来越发现不尽然是这样，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在主要的发达国家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政府部门在心态上的变化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有理，我们按照你的法律办事。但是，我还不能一切都按照你所说的办事，因为你的东西并不那么一致，你在不断地变化，总是由你来说，你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说我们。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努力地向西方学习，制定了很多新的规则，其中大部分都是参考西方的法律规则来办的，但是事实上并不全是这样的，西方的规则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搞金融的人，在过去几个月里看到，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100多年中，它的金融市场发展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波动。我原来在做中国证券市场的时候总是自惭形秽地认为我们的股市波动太大，可是现在我们看看，在过去那么多年里，西方股市日波动率从来没超过2%，现在日波动率超过5%已经很普通了，一周上上下下好几次。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西方对于他们自己所谓的民主制度、法治社会的路上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上，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上个月我们在华盛顿的MIF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他们让我们讲对于欧洲金融长远形势的看法，我说长远形势我不好说，但是你们的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阶段，你们说你们是民主制度，我们不大民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民主制度比你们的民主制度可能更有效一点。因为这个事情，我接到了一封信，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家发出的一篇文章，他说高西庆这个人居然敢厚着脸皮讲他们的民主好于我们的民主。这不看脸皮厚薄，而要用事实说话。

　　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1985年我到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所感觉的东西和今天的感觉是天壤之别的，香港这个商业社会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经过这么大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经过对回归祖国这么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又是一个胜利的过程，我们可以感觉到大家对这些事情要重新反思。所以说今天在走向海外的时候，我们要遵守规则，同时不光有理，还要有利，我们走出去要考虑他们对我们是否有利。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是大度的民族，我们可以不计成本的帮助你。我们有时候是不大计经济成本，我们算大账，但是这个账终究是要算的，不能说把钱直接给你，我们就走。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国家的监管部门基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让我们把钱交给他们就行了，由他们来决策。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多，是我们的农村的老太太一点点的用竹子编出来的东西卖出去换回来的，是慢慢积累出来的，我们凭什么这样交给你。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到对作为有利。

　　同时我们要做到有节，我们不能说现在有点钱了，所以就可以对你们颐指气使，不能说感觉不好就走了，把你扔掉，中国现在扔不掉别人，尤其是对一些大的国家的国债。我们如果扔掉他们，我们手里的资产减值也会非常快，我们也不能说做到谁都不靠谁。

　　最后我要说，我们要有格。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看到，中国人好像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希望别人来给自己磕头，给自己说好话，想赚你钱的人给你磕头、说好话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中国人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对人的态度还是非常客气的，我们不能觉得中国忽然有点钱了，所以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不能这样，我们要有格。如果我们做到能够有利的时候，可以不投，但是买卖不成仁义在。所以我反复交往我们的同事、下属，跟人打交道一定要有格调，一定要对别人尊重，生意上如何谈判都可以，态度不能恶劣，态度不能高傲。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供各位批评。

　　芮成钢：高西庆先生说得非常精彩，他的很多观点会让我们深入地思考很多当下非常普遍的问题，当全世界都在对中国充满期待，特别是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债务问题时，都对中国有期待，但是高先生刚才这句话，农村的外汇储备是农村老太太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种辛苦使得我们不会把财富轻易交给谁。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不仅成为了资本的输出国，我们就有一种多年的吸附熬成婆的趾高气扬的方式，这是不可取的，这都值得我们思考。感谢高先生的演讲。

　　接下来有请今天上午的第一位外籍演讲嘉宾，我们谈谈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国。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市场，也是任何一家企业在创立全球品牌道路上都不可忽视的，近年来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以及针对欧盟的直接海外投资也是很多的，前段时间在戛纳的G20峰会上有一种说法，欧洲不缺钱，而是缺增长，中国也是应该考虑不是把钱给欧洲，而是考虑怎么帮助他们增长。

　　接下来有请欧盟驻华大使艾德和先生演讲。

　　艾德和：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今天谈到了很多关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一致的概念，我们都是有相关性的。我们要有一个透明、开放的市场，要开放给外国的公司，而且这个市场必须是欢迎外资进来的市场。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首先是贸易平衡的问题，十年前，中国加入了WTO，欧洲也开放了市场，引进了中国的产品。到了现在，中国和欧盟市场之间的贸易额也是非常大的。欧洲国家是中国产品出口最大的地方，它降低了欧盟产品的价格，也帮助了中国的人走向富足，它也有机会把欧盟的资金和技术带到中国。我们的投资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大概2%到3%的欧盟资金来到中国，目前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也很少。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要能够互相投资，扩大双方的市场。

　　我们怎么达到这些目的呢?我们的投资要透明化，我们进行投资都要透明公开，这也是WTO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在法律合法的前提下，这才是大家能够成功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能够创新、增加实力，公开透明，而且要使这些过程顺利，这对中国的创新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怎样在欧盟投资呢?欧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吸引全球大量的资金过来。中国的企业来欧盟投资，不仅是进入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你是投资在一个创新的经济体中，而且这里是一个科技非常创新的地方。

　　欧洲目前也需要克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金融危机也会过去，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它会慢慢过去，现在我们正处于危机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危机也会影响到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克服这个危机。如果中国公司能够在欧盟投资，他们会发现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跟中国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会建立一个合作伙伴关系，然后中国公司必须找出一个方法来，我们到一个新的市场，都会面临新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做到诚实，如果你在欧盟投资，你就和欧洲的公司享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是采取对等的态度。我刚才也听到其他的讲者谈到中国公司到国外去碰到的一些问题，我来跟你们谈谈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要遵循国际的规则，能够提升中国方面的一些水平、标准、实力，而且中国的企业走到国外，也要能够提升他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法律。我们也欢迎这些投资，我相信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协定是非常重要的，有互相投资的协议，可以保护大家投资的优势，而且市场也必须能够考量。

　　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本地的商业环境跟法律规定，这不是容易的，就像欧洲公司到中国市场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旦你要成立这么一个公司，你就需要一个工具，你可以利用相关的服务机构，比如说一些商协会的支持，进入到其他的市场上，所以中国企业也需要一个工具，帮助你们这些企业进入欧盟。同时也要有商业服务，欧洲的公司进入其他的国家投资也要有这样的辅助顾问，香港在这方面有这些顾问公司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进入到欧洲的市场。我们需要提升彼此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也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重要性所在，WTO的原则就是要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如果说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进入到新的市场，例如中国的企业到欧盟市场来，你们跟欧洲的关系是互惠的。

　　芮成钢：谢谢大使先生，大使先生刚才那句话说得非常精彩，虽然中国人目前看着欧洲的债务危机，不知道这场危机还会朝什么方向去演进，但是他说得很对，欧债危机对于欧洲人来说，就如同亚洲的金融危机对亚洲人来说一样，肯定会过去，有一天我们也会回头看这场危机。

　　我们这场峰会在世界的政要的场合引起了注意，无论是戛纳的G20峰会还是APEC峰会上，很多政要都发表了他们自己对这场峰会的看法，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陆克文先生本来要来到现场的，但是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要访问澳大利亚，所以他不能来到现场，今天他也发来了他的视频发言，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分享他的意见。

　　(播放视频)

　　芮成钢：感谢陆克文外长特别的演讲，他的这个演讲和高西庆先生的演讲也是一种呼应，高西庆先生的演讲从中国人的角度谈了我们对中国海外投资的看法，他从西方人的角度，作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国家的现任外长说了一下他们的体会，他那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在向海外投资的时候，我们希望西方国家，特别是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对我们更加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某种程度上是互惠的。我们用什么样的胸怀面对他们，他们就以什么样的胸怀相应的回馈我们，在这一点对我们也提出了要求。我曾经看过一份澳大利亚的报纸说，每一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会为澳大利亚创造众多的亿万富翁。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放，也为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创造众多的亿万富翁，这是双向的过程。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演讲，有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代表、执行干事吕根霍斯特先生演讲。

　　吕根霍斯特：各位嘉宾，谢谢香港中国国际商会邀请我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投资年会，我也十分荣幸可以代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是来自工业发展组织的，我的发言就是关于各个国家联合发展贸易方面面对的问题。中国坚持“走出去”的策略，中国主席说这是全球的资源重组。我从我的角度谈谈我的看法。21世纪才刚刚起步，19世纪的时候英国作为世界的主导人，20世纪当然是美国，我相信21世纪世界的主导者应该是中国。19世纪可以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主导，20世纪是美国主导，但是这世纪开始，肯定是亚洲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主导者。所以我们看到主力国家的转移。

　　有一些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世界被全球的商业倒退来主导，我的看法跟他们不同，现在的情况是各个国家自己制造的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其实是长期的过程，比如说中国、南非，它已经渐渐处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未来世界的决定者。在2008年的时候，全球的GDP有超过75%来自制造业大国，以前并不是主要的国家的GDP份额已经从10%增长到20%，这些国家就包括中国、巴西等等以前不是很主要的国家。中国的GDP在15年间已经得到了双倍的增长，全球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大的趋势，75%的全球性的贸易已经不再集中在以前的主流国家，而是全球性的。2010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增长，其中5个最大的外资投资，中国是其中一个。

　　接下来谈谈新兴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出口表现、东南亚的国家的发展，当然也包括了印度和非洲，这是非常正面的。麦肯锡去年有一个报告，它也谈到了非洲，他们认为非洲会有大的增长，现在非洲有全球10%的油储量，40%的黄金储量，80%的铂金以及其他的矿物质。非洲的兴盛并不是因为它天然的矿产资源的丰富，包括南非、突尼斯、摩洛哥和尼日利亚，它们吸收了很多外资，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200亿，在2008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到非洲的投资，从2003年的500亿，到2010年增长到1000亿的投资。我们也开展了在非洲投资的调查，有六七千家公司在非洲都有据点，所显示出的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情形，也包括一些在质量上显现出来的情形，不是像他们以前说的是松散的，是他再投资的比例，而且是比较高的。跟其他全球来到非洲投资的过程中，中国的投资主要在制造业、成衣、纺织等等，在非洲本地形成供应链。从这些调研结果来看，在非洲是非常有效的数据，而且可以为想在非洲投资的人提供参考，可以在那边投资。在这个情形下，各位可能会感兴趣的是，我们有一个非洲发展的顾问机构，现在在20多个国家都有办事处，在中国有两个推广的办公室，在北京和上海各一个，我希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能够提供更多的据点，帮助中国的企业到非洲去投资。

　　我坚信我们处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水岭，相互投资的壁垒降低了，而且也看到在结构方面的改变，或者是一些新兴力量的兴起，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也在工业化，而且他们的发展也是多元化的。世界银行主席也谈到了，这些第三世界应该快结束了，因为他们的发展非常快速。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要使用的产品当然希望是可信赖的，德国的产品在1987年通过相关的法案推动，如果厂家卖这些不好的产品，他们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我想提醒各位，什么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芮成钢：今天上午的论坛进行到现在进行得非常精彩，大家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是由于前面的嘉宾发言的时间比较充分，接下来的时间比较紧，提醒接下来的发言嘉宾尽量控制时间。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美国的观点，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刚刚在夏威夷第9次会议，就双边的经贸问题包括投资话题进行了探讨，接下来有请美国驻香港的署理总领事马修文先生发言。

　　马修文：各位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个年会，感谢香港中国商会提供机会给我。我们都知道，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主要想向各位介绍美国的一个新的法规，让全球的企业能够去美国投资，我们一起做生意，这样也可以协助中国的企业在美国营运成功。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中国的企业已经在美国的市场上进行的运营。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在美国的投资策略，这个策略也是美国主要的党派都大力支持的，奥巴马总统说过，美国要重新开放的方式，运用这些法规，鼓励所有的企业去遵守相关的美国的规定，能够持续吸引外面的资本进入到美国，然后到美国开展更多的事业，我们欢迎中国企业来到美国的市场，2010年我们吸引了2000多万的企业来到美国，而且也吸引了2万多亿的资金，这些资本的投资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直接的外资投资也提升了我们21%的出口量，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我们的GDP增长很大的因素。我们这些贸易协定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市场发展。当然我们能够吸引到全球的企业，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人力、技术，在创新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有30%多的新技术是产生在美国市场的，在2010年，我们也是全球竞争排名第一的国家。中国在2005—2010年是进入美国市场成长最快的阶段，在通讯、工业设备、旅游业和资源等等行业，都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所运行的领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但是有中国的资本的投入，使得这些企业重新继续生产，保证了就业。现在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仍然是非常快速的，这可以加强双边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外资投资在美国的空间仍然很大，我们欢迎你们持续增加在美国的投资。

　　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可以透过香港，刚才很过演讲者也谈到，香港可以协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香港的公司在美国也有投资，他们很有经验，投资的数量也比中国大陆多，现在有2/3的中国的投资是透过香港进入美国的，香港有非常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很多美国的企业在香港也有据点，香港也非常熟悉中国的文化，也能够帮助他们降低在海外投资的风险。

　　现在我们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吸引外资进入美国，在香港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办事处来获取相关的资讯，我欢迎大家进入美国的市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发觉到美国的市场可以提供给你们的机会，我们也希望与香港合作，大家共利、共荣。

　　芮成钢：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香港国际商会高级顾问王锦珍先生演讲。

　　王锦珍：大家上午好!由香港中国商会举办的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在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世界商界期盼中国投资的时期召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国际商会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相信年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昨天，我刚从非洲来到香港，在这之前，我曾经与中国的企业家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所到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久前，在美国的商务部设立了投资美国办公室，在过去的几年中，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的进口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非洲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一个单个的国家，都在研究如何利用多边或者双边的合作机制，和中国对非洲支持的政策，以及相关方面的措施来促成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当然，更多的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前来中国介绍他们的投资环境，对中国的投资抱有希望，所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任重道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成绩就更为突出，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了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了157288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21.9%。2010年以近3万亿美元的贸易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到今年11月3日贸易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在过去的10年达到了6531亿美元，全球排名由2001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并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去年一年引资达到1057亿美元，所有这些成绩都为中国企业开展全球资源承租和海外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保障，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较多的国际经验和管理经验，企业投资海外的意识日益增强，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鼓励性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海外投资环境总体日趋好转，越来越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些积极的因素推动下，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较快，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180个，投资设立了17000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2010年投资规模达到了68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居世界前5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

　　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对外投资无论是在全球对外投资存量占比，还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流量的占比均不高，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底，全球对外投资存量达到了204000亿美元，中国3712亿美元的存量只是前者的零头，美国去年一年的对外投资达到了3200亿美元，几乎是迄今全部对外投资的总和，2010年的全球投资总量达到了124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88亿美元，只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刚才欧盟大使也提到了，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只占2%，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占1%，数量还非常小。目前全球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欧洲占到了40%，2000年至2009年，印度都非洲的投资共计为812笔，而中国只有450笔，几乎是印度的一半，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共计130亿美元，无论从中非的友好关系、非洲的期望，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还是中国对外投资总额来看，投资还是很小、很少。此外，中国还缺乏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和完整的全球产业链的投资项目。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但发展较快，预计数年内将达到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也就是一年的对外投资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成为永恒的主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商业社会的需要，也是国际商业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希望。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正在蔓延，我国对外出口速度放缓，进口价格上升，对中国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走出去无疑将成为降低或者消除不利因素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由于我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活跃加之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期盼我们国家企业去投资，纷纷向我们企业发出了邀请，如何做好这一篇大文章，除政府支持和企业的自身努力之外，我认为商协会将发挥应有的作用。香港也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协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商协会是连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政府通过商协会可以更多地了解商业的情况，以制定既符合实际情况，又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企业通过商协会可以准确地将诉求、困难等问题向政府反映，以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总之，商协会可以起到有助于政府和企业沟通畅通无阻的独特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商协会可以有很多的作用发挥，但是我觉得下面的4个作用应该着重强调一下：

　　一是帮助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平台，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促进中国的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当时更多的平台主要是用于这个目的，而今天我们搭建的平台是既促进外国对中国的进口，同时也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平台很多，各种多边和双边的机制。

　　二是帮助企业获得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很少，1995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中国国际商会的名义加入了国际商会，并成立了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通过企业、专家全面参与企业国际商会的规则制定，在有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可以说国际商会的每一条重要的经贸规则，都有中国企业专家参与，所以确保了我国商界的利益。

　　三是为企业争取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当前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强化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在海外，中国的投资也屡屡遭受各种不合理的审查或者拒绝，造成了中国企业不应有的损失。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对象。对此，中国企业应加强或通过商协会的力量，积极应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挑战。

　　四是帮助提高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不长，经验还不丰富，在海外经营遭遇的困难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要多得多，对此，中国企业一要熟悉海外经营环境，了解法律法规，二要寻找熟悉当地情况的合作伙伴，三要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贡献，四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应对各种事件。近年来中国贸促会海外代表处承担了多个海外中资商协会的工作，组织研究当地的法律法规，向所在国的政府建言献策，寻求更多的海外贸易机会。除此以外，还有相应的一些为企业服务的活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世界500强和众多的知名海外企业以及有影响的商协会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云集了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在企业融资平台、转口贸易等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长期以来，香港在内地的经贸关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是内地对外经贸联系的窗口，是内地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桥梁，是大陆与国外人员、货物、资金来往的中转站，为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身也获得了大发展。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段，两地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合作格局，眼下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可以利用金融发达、法律完备、专业服务水平高、国际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打造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平台，利用其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成为内地企业和人民币走出去的重要的桥头堡。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机构的经济技术交流，中国国际贸促会非常重视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我们和香港中国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华商总会、香港贸发局、在港的外国商会等商协会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帮助内地企业了解香港的优势，向内地企业引介了大批的内地企业，为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走出去”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当前世界经济扑朔迷离，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益蔓延，前景仍不明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经济增长仍处高位，但开始放缓，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契机，中国企业要勇于承担重任，抓住难得的机遇，积极开展投资合作，做强作大自己，成为受尊敬的知名跨国企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有希望，前景美好，最后预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芮成钢：说到中国的海外投资，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而且有很多特别经典的案例，指导今天，每次谈到中国的海外投资或者收购兼并的案例时都会拿起来作为参考，进行比对，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谈到的中国海外收购案例，就是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公司，这个故事很长，而且有很多事情都可以作为反思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用掌声有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总经理杨华先生为我们作主题演讲。

　　杨华：谢谢成钢的介绍，很长的故事我就不说了，我知道大家今天非常累，今天讲一段短的故事。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荣幸收到组委会的邀请，参加此次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中国海油在海外投资方面的历程和思考，包括我本人参加工作29年，很大一段时间是在做海外并购。

　　首先向大家介绍中国海油的情况，特别是海外业务的发展。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公司成立于1982年，总部设在北京。自成立以来，中国海油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一家单独从事油气开采的上游公司，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综合型能源企业，形成了油气勘探开发、专业技术服务、炼油、化工、化肥及销售，新能源等业务板块。目前中国海油旗下共有5家上市公司，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海油工程与中海化学分别在A股和香港上市，中国海油还控股山东海化集团，下属的海化股份在香港上市。2010年净利润达到742亿元，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独立海洋油气勘探公司之一，2010年的产量达到32900万桶，实现复合增长率40.2%，在过去的10年中，海外的业务不断发展，已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来看两个数字，2001年，我的海外储量只占0.5%，2010年这个数字占到了25.4%，2001年，海外的产量占到当时产量的0.9%，2010年，这个数字涨到了20%。除了贡献更多的产量存量以外，海外业务还为有限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机遇。目前中国海油在海外的主要生产、开发项目主要位于尼日利亚、印尼、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同时我们在伊拉克也拥有增长潜力巨大的开发项目。除了以上的开发项目以外，我们在全球各地还分布着许多勘探的区块。

　　下面让我们以中国海油有限公司的上游业务为例，来讨论一下中国海油的对外合作历程以及海外发展的策略。大家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是中国经济30余年飞速发展的缩影，从企业的角度看，中国海油可以是改革开放国策在企业方面的良好例证，没有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就没有中国海油成功的成长例子。另一方面，从内在的承载因素来讲，这也要归因于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双赢理念，以及不懈学习和追求发展的一种精神。中国海油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工业企业，是改革开放的前沿，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对外合作开放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决定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立法的形式授予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中国海域对外合作开放石油勘探、开发、销售的专营权，负责对外合作，开放石油资源。大家知道，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外还有300万的海洋面积，但是勘探的程度很低，由于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这个行业的特点，在对外开放海洋石油勘探之前，中国的海洋石油勘探面临很大的瓶颈，通过对外合作开放，通过产品分成合同，我们把国外的资源引进来，通过产品分成合作的对外合作模式，我们引进了技术、吸引了资金，带来了管理经验，并培养了人才，也为公司逐步开展自营业务和走向海外奠定了基础。从1982年起，我们在中国海外合作企业的名单上，已经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相关的公司，2010年底，中国海域共有22个合作伙伴的30个产品分成合同正在执行。对外合作项目也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海域的最大天然气田、最大的油田，以及第一个深水发现都是对外合作的项目。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外国石油公司来到中国，获得了相对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中国的海洋石油事业也在逐渐壮大发展。随着中国海上的业务不断发展，公司的海外业务也迈上了坚实的步伐。在1994年，我们首先收购了印尼的马六甲项目，2006年，我们收购了尼日利亚OM130公40%。我们通过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进入了伊拉克。中国海油成立30年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立，建立了独特的商业模式，公司并没有满足于中国海外的对外合作，通过不断学习与发展，我们的业务不断拓展，从投资组合的多元化来说，为了应对不断演变的行业环境带来的挑战，公司从常规的油气进入了非常规的油气领域，我们相信投资海外，投资非常规油气资源将为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从第一笔海外并购开始，我们就一贯坚持既有的价值驱动的并购战略，我们讲三个R，即资源、回报和风险。当然我们首先会关注项目的储量和勘探前景，分析这个项目能不能为公司提供丰富的资源，其次还要为它的资源性进行详细的分析，看他们的回报能否满足基本的回报率，最后还要对它的风险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油气行业正在经历着发展和变迁，我们也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如这张图上显示，从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能够轻易获得石油资源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页岩气和煤层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格局，同时非常规油气资源也异常受到重视。此外，地缘政治的风险也对油价有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对于中国海油来讲还有一些因素，油气资源进入的机会越来越小，现在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走到海外之后，如何面对突出的文化差异将是对公司管理层、员工的最大考验。此外，如何把公司在一个地方成功的案例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为了迎接以上的种种挑战，公司在海外发展的道路上，一直把追求与利益相关者的双赢或者多赢作为海外业务发展最佳实践的核心。

　　在公司的海外拓展进展中，我们一直努力推进海外资源所在地的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理念、战略和实践的了解，赢得他们的理解和信任，同时我们也充分尊重、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信念和利益，努力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步实践。首先我们以合规的方式进入商业机会，其次我们以合理的方式开采资源，支持资源国油气行业对可持续目标的需求，第三，我们支持资源国的自我发展，与资源国的行业合办进行经验分享、技术合作，与他们共进步。第四，我们支持社区建设，积极支持东道国希望尽快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完善基础设施的愿望，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受益于合作共赢理念，公司2010年完成了多个海外的并购项目，公司海外扩展进展顺利，利用公司的实力，从上游的勘探开发到工程机械的开发，我们今年成功进入了乌干达和伊拉克，我们进入了北美的页岩油和页岩气，注重和东道公司的合作，今年我们进入了南美的阿根廷。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合作共赢的理念都培植在中国海油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这一理念会继续指引我们迈上新的台阶，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杨华先生的精彩演讲，中海油的发展历程，包括海外拓展的历程，确实是中国海外投资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接下来再请出另外一位大型的央企的企业带头人，中国铝业的带头人熊维平先生，中铝近两年在海外有很多的大型的收购项目，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们一起欢迎熊维平。

　　熊维平：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是一个很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话题，今天我也很乐意就这个话题与大家共同交流和探讨，中国铝业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基础矿业企业，同时也是连续4年的世界500强企业，近年来中国铝业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海外投资，特别是海外资源投资的开发总额已经达到200亿美元，我们的发展目标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重组和海外投资，打造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矿业公司，综合实力进入世界矿业公司的前5名。

　　对于今天的话题，我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欧债危机的蔓延使世界经济复苏放慢的程度超出预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但是经济全球化、资源全球化的大势不会改变，特别是世界各国拥有矿业资源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愿望不减，对投资需求仍很强烈。我们说危机，化危就是机，失机便成危。当前和今后5年对中国企业而言仍然是一个不能失去大有作为的海外投资重要战略机遇期。下面我简要谈三个想法。

　　第一，中国需求拉动世界矿业投资。大家知道，为人类提供了95%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和70%以上的农民生产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它的分布不均匀性，使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仅用自己国家的资源就能满足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矿业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我们的粗钢消费量增长是300%，铜的消费量增长354%，铝的消费增长是373%，金属矿产品消费量之大，增长速度之快，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金属需求如此之高，而我们国内的矿产资源难以满足，对外依存度在不断的攀升，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201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达到6.19亿吨，铝土矿3000多吨，铜矿3万多吨，旺盛的市场需求为矿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按照相关的统计，今后数年，钢铁、铝、铜等矿产的需求量仍将保持适度的增长，因此，世界矿业将会因为中国的需求而保持非常大的发展机会，同时，海外企业也会因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重组而得到强劲的增长。

　　第二，世界矿业增长依赖中国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走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明显。在矿业领域，中国的矿业已经成为对世界矿业发展的重大动力。以三大矿业金属为例，2010年中国生产粗钢6.27亿吨，占世界粗钢总产量的45%，生产电解铝1620万吨，占世界原铝总产量的40%，生产精炼铜480万吨，占世界精炼铜总产量的29%，由此可见，中国矿业的发展对世界矿业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在我看来，中国动力对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双向推动的，一方面我们输出资金、技术、产品和服务，用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服务全球。另一方面，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与合作，为国外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平台和发展空间，分享中国动力的推动成果。

　　第三，中铝公司愿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世界矿业。中铝公司紧紧围绕和服务国家的资源安全战略，已初步完成了由单一的铝的专业化公司向综合类的矿业公司的战略转型，未来10年中铝公司将继续以诚信为本、回报至上、点石成金、造福人类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重组和海外投资，进行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运营和项目并购运作。

　　香港是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特别是香港在资本运作与国际化运作方面人才济济、法律健全，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和出发站，我们中铝公司的想法是：一方面我们积极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推动中铝公司有条件的板块公司在香港上市，以上市公司为载体，从事全球矿业的投资和并购行为。另一方面，与愿意在世界矿业投资的香港企业加强交流和合作。以合作、合资、联合投资、联合承揽项目等多种方式参与世界矿业的投资和并购活动。

　　女士们、先生们，参与全球资源重组，造福于资源所在国、所在地的人民，这是中铝公司海外投资一直信守的重要理念，我们真诚地希望与中国企业、香港企业合作，在这个新的海外投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共谋发展、共享成果，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熊维平先生的精彩演讲，在雄先生演讲之后，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独特的演讲嘉宾，这位嘉宾23岁加盟中国平安，从分公司的电脑技术的基层岗位开始，经历了十多个岗位的升迁，18年的时间，经过专业历练，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中，打拼成中国平安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本土的高管，同时中国平安保险作为保险的巨头之一，也在国外有过大宗的投资项目。我们欢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汇川先生。

　　任汇川：谢谢成钢，也谢谢仍然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中午好!

　　我们的题目是“在全球资源重组的背景下，中国保险海外投资的战略研究”，组委会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讲，保险行业不同于前两位嘉宾讲的有关资源和矿产行业。年轻的保险行业目前主要的经历和能力仍然是放在处在黄金增长期的本土市场，不过我还是简单的分行业的现状、机会、挑战和平安的实践做一个简要的分享，请各位批评指正。

　　中国的保险行业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非常的迅猛，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总资产目前已经已到达5万亿，其中寿险行业增长更是快于产险行业增长，在行业中，平安的行业增长高过整个行业的增长。可能很少有像保险行业这样发展时间非常短，但是现在在世界排名已经很靠前。能看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内资保险企业历史虽然不长，但实力已经不小了，其中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泰保市值已经位列全球保险公司的前15大，中国人寿列第二，中国平安列第四，排名靠前的公司，大家不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但是一定熟悉他们的老板，他们的老板就是巴菲特。跟中国保险企业并列的都是有几十年历史甚至百年老店的全球化的大的公司，比如说AIA等等企业。

　　对于一个国家和行业来讲，资源重组的全球化是一个双向的，中国入世十年来令人按照有点意外的是外资保险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比预想的慢一点，今年的数据显示，寿险行业中，外资保险企业占市场份额只有4%，产险更低，只有1%，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保险行业是一个本土色彩相当浓厚的行业。

　　我们再看一下国内的保险行业的资产配置。中国的保险行业增长非常迅猛，体量也很大，但是中国保险的投资方向相对还是比较单一的，主要是在固定收益和银行定存，有一部分比例在权益类，这其中的海外投资的比例就更低了，以中国平安为例，我们的海外投资主要在香港市场，占整个保险资产的不到3%，我们估计整个行业是低于这个水平的。

　　第二个看一下资源重组对中国的保险行业和中国的其他行业意味着什么。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有多年历史的全球化企业都有着清晰的全球化战略，并能够鉴定的实施，特别在5个纬度上能够改善，其中包括海外收入、海外资产，这两项往往是在企业的配置比重最高的，就是海外收入、海外资产占比是最高的，相对来讲，海外员工、股权比例是次之的，其中高管团队，海外占比是最低的，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业务的扩张同时，大多数的跨国企业还是把团队、核心理念仍然坚持以本土化为主。

　　最近的两三年时间，随着欧美经济的下滑，海外扩张有所减少。根据过去几次经济危机的经验，经济下滑的过程中，领先的企业会增加全球收购兼并的频率，这次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本土保险行业影响其实是不大的，中国本土行业在本土的业务增长是非常好的，不过可能有别于前两位演讲嘉宾所讲的，保险行业这次面临的收购的机会，应该说面对他们要慎之又慎，因为欧美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企业有不少诱人的投资机会，有些的市盈率只有3倍、5倍，有的甚至只有零点几倍，当然这其中也充满了很多的变化，甚至是陷阱。

　　跨境的收购也需要中国的保险企业克服各种障碍，强身前提，其中包括政治和经营体制的障碍、法制的障碍，还有知识产权的障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自身方面，中国保险企业还需要在人才、团队等方面继续培养他们的能力，中国保险企业要走出去还面临着很多时间上的挑战。

　　全球化包括两个纬度，一个是走出去，第二个是引进来，走出去又分为财务走出去(财务的扩张)和业务的走出去(战略收购)，引进来又包括引进股权、人才、法人治理结构、专业能力以及法人主体等等。鉴于保险行业本土化浓厚的色彩，中国的保险行业走出去能力目前还是比较单薄的，走出去需要更加的稳健和谨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保险行业应该更着重研究财务的走出去，就是资产配置走出去。大部分的国家的保险行业仍然是以本土的资产配置为主的，寿险行业负债都有长期的特征，一般来说全球的配置比较难找到长期风险较低的资产，特别还有汇率的风险。不过，随着中国保险行业整体规模的扩大，目前只有两三个百分点海外配置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从分散风险的角度看，长远来看，我们的资源应该朝海外逐步分散投资。

　　最后再简要跟各位分享和报告一下平安的实践。平安是专注于本土市场的发展，并且积极稳健的分析和关注国际市场，中国平安是大陆本土第一家引入外资股东的金融机构，目前汇丰是平安的第一大股东，7年来，平安在港交所上市以后，H股的融资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目前H股占比超过了整个公司股本的4成。在平安的管理团队方面，在平安的前100名高管中，有超过60名高管来自大陆以外，我们还特别感谢香港的市场，因为在60多位的海外高管中，有一半以上的高管是来自香港的市场和公司的。平安目前的策略是综合金融，其中包括银行、保险、投资。平安寿险目前是中国第二，平安产险目前是中国第二，养老金是国内的第一大，平安证券的投行业务是中国第一，平安信托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另外我们刚刚控股了深圳发展银行，持有它52%的股份。

　　由于平安的业务特点不仅是保险，所以在海外拓展方面有一些小小的进步，重点是利用香港的市场，今天上午讲了很多关于香港市场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第一个驿站，这个讲得非常好，平安也是这样看的，目前一方面在平安信托方面，我们为客户提供海外的资产配置，因为这些客户都有很强烈的在海外配置资产、购买外币产品的需求，我们目前也拿到了3亿美元的QDII的额度。另外在平安的资产管理公司(香港公司)方面，我们在香港的投资超过了300亿港币，并且在今年成功发行了最早的(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支人民币债券基金，目前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5亿，比发行初期增长了7倍。下一步还会推出ETF的产品。

　　最后总结来讲，中国的保险行业可以积极观察研究海外的投资和业务机会，长远来看，在财务投资方面，也就是在资产配置方面，应该谨慎地对待、寻找机会。对于平安来讲，我们目前还是专注于本土市场的发展，同时学习国际经验，学习国际上的创新产品，并积极引进人才，在个别的产品领域方面，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海外投资和海外的资产配置的机会。

　　谢谢各位耐心的聆听，有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芮成钢：谢谢任汇川先生的精彩发言，今天上午还有两位来自海外的发言人，接下来首先有请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加拿大前联邦自然资源部部长麦家廉先生为我们做演讲!

　　麦家廉：谢谢，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谢谢主办单位能够举办这次的会议，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我来给大家做演讲。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你可以考虑去做投资，我讲4个原因。第一，加拿大和中国有很长期的友谊。第二，加拿大的经济发展非常不错，可以有很多的外资进入到我们的国家，获取更多的利益。第三，当然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的资源，其实加拿大有更多的天然资源，所以两国可以合起来，中国和加拿大可以一起来做，第四，加拿大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而且是中国企业可以投资的。我很简单地跟大家谈谈这四点。

　　中国跟加拿大的友谊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大家都知道白求恩先生影响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60年代，当加拿大食物短缺的时候，我们仍然出口产品到中国。在70年代的时候，两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更加深了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传统。另外，加拿大经济繁荣，而且有很多的优势，外资能够进来获利。我们在税率方面也是非常低的，成本也非常低，在债务方面，我们也是工业国家中非常低的，银行体系也非常健全，所以说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市场，而且我们的人才也是非常能够胜任的，在工业国家，我们出口的设备等等都是免税的。如果您来到加拿大投资，可以得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还有很多的天然资源，我们的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国家，在矿产方面的产量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有很多的矿物质等等天然资源都是中国企业非常需要的。我们也有很开放的心态欢迎中国企业过来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对加拿大的投资额还是非常低的。在加拿大的投资，目前也主要集中在矿产方面，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方面也可以投资，如果您的公司有兴趣，我们有一个网站，提供了很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进行咨询。

　　女士们、先生们，我给你们这4个非常棒的理由，因为我们有长久的情谊，我们的经济繁荣，我们有非常好的天然资源，而且是中国企业需要的资源，同时我们也是非常开放的欢迎外资进来。

　　芮成钢：接下来有请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位嘉宾做主题演讲，有请蒙古国驻香港总领事阿荣宝力德代表蒙古国国务秘书做演讲!

　　阿荣宝力德：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并且在会上发言。目前中国和蒙古国友好交往，两国邦交正常，我相信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与会者可以在蒙古取得很好的商业良机，蒙古国是目前外资理想的投资地方，蒙古国的经济自由度是排名第三的，同时是亚太地区税率最低的国家。蒙古国的经济曾经出现负增长，但是去年增长达到6%，今年的增长可能会达到16%，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2012年我们将会达到5000美元的水平。矿业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有6000多个矿产的储备，而且有69种的矿产在蒙古国都有储存。2009年来数项大的基础设施开始建设，多数的项目都得到了落实，重大矿产资源储备的开发也会提供给外国投资。另外，在去年开始实施的铁路运输政策，已经大量的推进，希望能够提高工业的生产和拓展事业，这些项目主要是集中在与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南接壤的地区。我们大规模的开发在能源、运输、贸易等等十几个方面。另外在农产品和畜牧业方面以及相关的轻工业方面也是我们的优势行业。蒙古国政府已经通过了提供运营的资金、低税率来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我们的农产品也有潜力吸引外资，为了能够实施重大的项目，我们欢迎大家来投资，蒙古国也会对这些投资建立很好的关系，蒙古国提供了非常好的商业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蒙古国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国，根据现有资料，我们的石油储量达到全世界的33位，能够满足我们国内的用油。并且我们具有其他的矿产资源，我们会持续的建设完备的基建，来实现多元化的经济。

　　蒙古国政府将保证长期的经济发展，并使国民从中受惠，蒙古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稳定，有许多外国战略投资的成功案例，蒙古国与中国两国有4700公里的边境线，加强双方友好的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能够促进区域稳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彼此合作发展，也预祝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芮成钢：再次感谢各位的演讲，也感谢所有财经频道的同事，以及所有互联网上的同行，把我们的论坛一直直播到现在。

　　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下午在分论坛上继续探讨相关的话题，谢谢各位的参与!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何破解金融难题

　　时间：2011年11月15日下午

　　地点：香港会展中心N201会议室

　　主持人(曾瀞漪)：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凤凰卫视的财经节目主持人曾瀞漪，这里有好多的新朋友，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变成老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主办中国海外投资年会，这个论坛的主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如何破解金融难题。我刚才私底下做了一个简单的调研，好多朋友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在那么的问题中，很少要人探讨如何破解金融难题。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经济飞速的增长，也帮助民营企业成长起来，但是现在要走出去，要跟国际接轨，要跟欧美的企业竞争，再没有办法靠单打独斗，需要“子弹”，什么是子弹?那就是钱。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就是钱从哪里来。

　　对于国企来说，要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2008、2009年，但是现在国企要钱比较难了，民企更难，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要如何继续增长，钱从何处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是：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先生;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区总裁、汇丰银行中国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冯婉眉女士;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先生;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谢湧海先生;德意志银行亚洲投行部主席蔡洪平先生;非洲发展银行驻尼日利亚总代表、前新几内亚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历史、世行理事会理事Ousmane Dore。还有一位嘉宾Andrew Busch会晚一点到。

　　我在这之前就设想今天可能会来很多民营企业家，但是今天下午我发现来到现场的除了民营企业家，还有来自投行和做融资的朋友。钱从什么地方来，怎么把钱借出去，确实是非常大的话题，今天首先有请第一位演讲嘉宾马蔚华先生为我们做演讲，时间为5分钟。

　　马蔚华：刚才主持人说钱从什么地方来，钱肯定不能从银行行长的口袋来。但是钱的确很重要，今天的主题是海外投资，金融是助力海外投资的基础，我就这个问题谈谈。

　　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在支持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个是这几年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现在中国银行业在海外的资产已经超过2700亿美元。第二是金融产品的服务，中资银行做了很多的努力，除了传统的贷款、担保、离岸以外，现在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包括海外并购贷款、出口买方信贷、国际银团贷款，还有跨境的现金管理等等。另外，在渠道方面，除了传统的物理网点以外，还大力推广网上的银行业务，包括网上的结算、结汇，还有网上的咨询服务等等。业务联动方面，中资银行现在普遍推动本外币离在岸同时做，而且在银行和海外投资的信托、保险、租赁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和海外投资强劲的资金需求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两年海外投资非常快，用美国亚洲协会最近的一个报告说：我们正处在新一轮指数机的飙升阶段，他说2012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超过2万亿美元，银行有很大的责任为这2万亿服务，按照这样的要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产品供应不上。再有一个就是大陆的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多，以吸纳性的产品为主，缺少创新的产品。再一个是业务联通的机制，有关大陆实行外汇管制，所以在很多方面还有联动不畅的地方。再有就是人才瓶颈，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业国际化水平还不高，还非常缺人才，特别是缺专业人才。中资银行想为海外企业服务的心情还是非常迫切的，但是还有这些障碍需要我们解决。

　　我们下一步有5个方面，第一是加快产品的创新和服务，除了融资类的产品(买方信贷、并购贷款、海外供应链融资、银团贷款)以外，还要把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结合起来，特别是私募基金，扩大融资的渠道。再一个是海外并购企业的管理，比如说现金的管理，我们可以提供跨境的现金管理，但是到海外投资的风险，我们也通过开发金融避险工具来帮助他规避汇率利率的风险，这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第二个是流程。怎么样理顺为海外企业服务的流程，这很关键，就是要怎么样树立以客户为中心。另外我们也要推动总行分行、境内境外、离岸在岸的联动。第三是海外的服务网络，现在我们海外投资的地方是亚太、中东、非洲、南美比较多，而中资银行在这些地方的网点还不够，还需要监管当局和所在国共同努力，加快网点建设。在网点建设之外，我们还可以发展虚拟的网点，还可以发展代理行，通过他们来帮助我们实现金融服务。第四个是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因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了解的不深，所以中资银行金融机构还要除了帮助他们规避风险之外，还帮助他们避免政治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咨询服务。第五个是要进行相关的培训，中资银行除了培训原有的人员，还要引进境外的人员，我们在美国的分行有一半以上的是美国人，这样可以加快我们融入当地的速度。

　　企业“走出去”除了银行的努力还不够，还需要有关当局的支持，比如说银行现在想为走出去的企业融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手里的钱不多。因为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外汇资金还是以外汇存款和央行调系为主，人民币升值，外汇就不愿意留，都结汇了，所以资金来源比较紧张，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需要央行和有关方面的支持，有一些政策需要宽松一点，要不然这个资金来源还是受到很大制约的。特别是我们希望扩大对商业银行外汇储备转贷款的额度。第二个是外汇管理的制度，外汇管理的制度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开了很多方便之门，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扩大的空间，比如说境外企业在境内开立外汇账户(NRA账户)，现在纳入短期外债指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放宽一点指标，特别是区别对待中资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开的账户。我觉得还要从根本上支持中资银行“走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

　　主持人：谢谢马行长，银行跟企业往前走的确是要齐头并进的。接下来有请冯婉眉女士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冯婉眉：我们作为外资银行，在国内也希望可以持续的有政策支持外资银行，持续走进中国，可以协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齐聚一堂参加这个论坛，首先我代表汇丰银行感谢香港中国商会和凤凰卫视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与各位专家进行交流。

　　现在环顾全球，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肯定不容忽视，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超过13亿的人口，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全球现在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按币值计算，出口的总值现在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迅速的成熟，2010年出口的总值突破了全球总值的10%，明显高于2001年的3.3%，增速非常快。从中央政策的导向来看，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了然于胸了，对于政策措施怎么样支持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发展，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显而易见，我们也需要巨大的非政府的融资。刚才我们说钱从哪里来，非政府的融资才能达到长远的目标。于2011年3月出台的“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的业务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换言之，中国政府通过“十二五”规划，号召中国企业“走出去”，指引公私营的企业增加离岸的投资，加强参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此外，“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助于投资资金流的均衡，目前中国是全球吸引最多外资直接投资的国家，仅在去年，就引进了1057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相比较2009年的增长，已经达到17.4%。但是中国在2010年直接的对外投资只有59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五位。依据政府乐观的估计，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将会于10年内超于外商直接的投资，然而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中国的企业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获取国际融资的能力，乃至于较高的额度，也将会是中国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难关。

　　香港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呢?香港作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对中国企业进行跨境收购，或者是拓展海外的业务发挥很关键的作用，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已经确定了香港能够肩负这个关键的角色，协助中国的企业实现在全球市场拓展业务的宏图大计，李克强副总理于8月份访问香港，做出正式的表态，中央政府非常支持香港进一步成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以及配合海外投资方面的需要，从而发挥香港长远以来形成的优势。副总理对于香港金融服务行业的评价非常客观，历史已经表明，香港金融服务业强健的能力，乃至于体制的支持，香港在全球的范围内是最有条件推动香港公司走出国际的。

　　不少中国的企业现在使用香港作为离岸投资、融资的平台，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包含海外资金管理、债券发行、投资工具安排等等。此外，中国的企业还享有本港的低税制、国际竞争力，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架构，还有联系全球的基建，这对拓展全球的计划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从香港的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香港有这么突出的能力，可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国际。过去来年，各行各业中资公司在香港标志性上市的项目稳步增加，使得香港交易所成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招股的市场。从2006年开始，已经有超过500家的中资公司在香港的交易所上市，募集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600亿美元。为配合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导向，近年来，符合条件的中等市值的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数目稳步增加，中国新一代的跨国的企业最近首次公开的招股充分体现了香港的资本市场是怎么样的帮助推动这个国际化的进程。其中包括制药公司瑞年国际有限公司1.33亿美元上市的项目，也包括了全球性工业公司的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1.96亿美元的上市项目，也有领先的儿科公司和生源的2.6亿美元的上市项目。香港可以更加推广融资平台，产品的品种也增加了很多。

　　香港的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不仅限于首次公开招股，更在促进中国企业境外的收购、并购方面肩负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可以在很快的获得融资的能力。从2006年到2011年1月，达成中国境外并购交易的数量超过1400多项，交易的总额也超过了2300亿美元。汇丰最近刚刚协助了上汽实现以5亿美元收购通用汽车的股权。这项交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交易双方显赫的地位，更凸显了香港的金融市场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审批、融资安排的优势。我们预期这种类型的融资模式会非常快速的扩大。

　　中国政府的机构和企业对于香港的资本市场相当的了解，一向善于运用这个平台推动上市计划或者是并购的活动，现在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展方兴未艾，香港由于已经具备所有的优势，自然会在这方面受惠。2007年首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以来，香港随着融资规矩的崛起，稳定了全球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从2007年到现在为止，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的规模已经突破了2300亿元人民币，其中今年的发行额已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这包括中国财政部200亿人民币的债券的发行，还有很多企业，比如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也发行了债券。我们预期在来年发行的总额将会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

　　随着国际化的进一步深入，香港的企业对于香港金融服务业一站式解决方案的要求不断增加，包括融资、贷款、顾问服务、外汇、风险管理等等。这些详细的问题，可以在交流的时候详细来讲。总的来说，香港可以为中国的企业提供更灵活的融资安排，但是当前的市场也充满了挑战，包括持续不断的内部的通胀、市场可能持续的波幅，还有就是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但是在我们看来，中国“走出去”的计划是长期努力的方向，这是对市场的承诺，我们对此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有意参与拓展跨境交易的中国企业放眼未来，有信心持续的关注国际化的发展，待会儿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主持人：谢谢冯婉眉女士，刚刚我们听到一句话，马行长说希望给更多的支持让中资银行走出去，汇丰说希望汇丰先走进内地，然后再陪大家走出去。

　　接下来有请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先生。他们不是银行，但是可以提供跟银行一样多的，可能更加丰富、更灵活的资产融资方式。

　　赖小民：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有机会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海外投资年会，同时就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与大家开展一些讨论与交流。我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我们国家大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旗下有华融证券、湘江银行、华融信托、华融期货、华融股权投资基金，还有华融地产、还与德国成立了融德资产管理公司，我们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而且银行、证券、信托、租赁都涵盖在内，除了保险以外，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牌照都囊括了，所以我们可以为企业、市场、政府提供一揽子的融资服务。

　　我觉得这次年会非常有意思，在当前召开这个年会意义深远，针对性很强，中国的对外投资这些年方兴未艾，我觉得中国的海外投资总的来说是喜忧参半，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是融资难在什么地方，第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钱从哪儿来。我就这些问题发表简单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对外投资的难点确实很多，总的一个感觉，中国对进军海外市场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中国政府以及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增加海外投资、加大拓展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增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忧的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金融形势，我们对海外投资的困惑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大，挑战也越来越多，而且压力越来越大，在喜忧参半的过程中，我觉得忧远远大于喜。

　　我认为中国对海外投资有这么几个方面很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令人担忧，或者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担忧之一是我们对海外投资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战略，或者说缺乏引导性的战略。担忧之二是缺乏一个庞大的、有效的支持海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体系。刚才马蔚华行长讲到了，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核心竞争力可以提高，中国的金融业更加需要对外开放、加大创新。大家知道，我们从1997年到2007年这短短的10年时间，从金融这个范畴来看，我们经历了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次金融危机摧毁了亚太金融体系，使得亚洲“四小龙”销声匿迹，很少再提了。当时的“四小龙”的确为亚太经济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这场金融危机使得亚太的金融体系遭到重创，“四小龙”的经济遭到损伤，而且销声匿迹。但是额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引发了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整顿金融市场。1997年发行2700亿的国债，注资四大国有银行。我们搞了几十年，银行没有资本金，大家都知道资本金对于银行的重要性。我们的资本金虽然不足，但是大家还是相信，我们就靠两个，第一个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靠国家的信誉，所以尽管这些银行没有资本金，而且利润也没有，但是大家还是相信这四大银行，垄断了80%以上的资产。当时国家财政很困难，就发债注资到四大银行。接着就是注资成立包括华融在内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亿的不良资产，紧接着国家又动用600亿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后来又对农业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四大银行现在已经上市了。从1997年到2007年，我算了一笔账，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带来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这10年时间，中央政府为了整顿银行业用了3.4万亿的资金。所以到了2008年，美国提出用7800亿美元救市，中国动用4万亿来救市，这些举措，中国在10年前就开始干了，做了这些功课，才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2007年这场更大的金融危机到来时，全球经济不好，唯独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就得益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在那时候，我们支持海外的投资几乎不可能，所以融资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担忧之三是金融创新不足。比如对海外投资支持，如何帮助海外投资企业规避一些风险，避险工具的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适应满足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些避险要求。担忧之四是金融人才缺乏，包括海外投资的一些企业也比较缺乏。海外投资的金融机构也比较少，中国的金融业的开放度不高，对外投资的主要是几大银行，这些银行虽然在国外也有分支机构，包括招商银行在国外也有分行，但是这些银行在海外的投资加起来，份额也是非常少的，能养活他们就不错了，还要支持企业投资就显得勉为其难，这都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目前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海外的投资，目前我们对外投资主要是央企，占了63%以上，民营企业非常少，到2010年，我们对海外的投资是3172亿美元，有超过12000家的企业和公司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成了了1.3万家以上的分支机构和公司，1.3万家的海外机构和5000万家大大小小的央企、国企、民企相比又是杯水车薪了。我们的对外投资方面，真正做得比较好的不多，投资并购的成功案例很少，还没有形成主打的市场。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好的现象，有喜的方面，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举措，包括李克强副总理8月份到香港提出，要求内地和香港的企业联合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而且锦涛总书记也指出，我们要像引进来一样帮助企业走出去，这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能独善其身，一定要“走出去”，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但是面对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第一，中国政府要坚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服务体系，在更宽广的领域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比如，政府可以进一步开放一些对外投资企业的审核要求，再比如，可以进一步制定、完善对外投资企业的政策，包括提供更多的政策性的贷款、政策性的金融服务，包括在规模上、卖方信贷的优惠等方面，我觉得政府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支持。我记得多年前我在央行当处长的时候，那时候支持外企走进来，我们出台了很多的配套政策，比如说买方信贷、卖方信贷、银行融资等等，我们“走出去”仅靠我们单方面是不够的，所以政府还要加大配套。第二是金融机构还要加大力度，比如说金融的开放力度要加大，现在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走到当地主要靠自己的资本金，我们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很难获得所在国的借贷，他们走到那些地方就是非常困难的。还有一个是要加大创新，多设计一些避险工具来帮助我们的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产融结合，把银行、证券、信托、租赁、期货、PE、股权投资基金等等方式结合起来，金融融资需要打组合拳。再有就是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结算中心，我们现在的对外投资是65%以上通过香港直接投资，或者是通过香港转投资出去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探索讨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喜忧参半的情况下，而且忧大于喜的情况下，我们要出台更多的政策，这样不仅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我们也要逐步成为资本的出口国。

　　主持人：谢谢赖小民先生，接下来有请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谢湧海先生。

　　谢湧海：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探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何破解金融难题的问题，30年前我们中国在招商，30年后我们讨论走出去的问题，所以30年来，我们非常的扬眉吐气，在这30年中，我们的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到去年已经达到了58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2400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成就。今天我们在研究，我们这32000亿美元都干了什么，我们持有的只有1.5%的黄金，其他的拿的都是货币，我们不管拿的是美元、英镑、欧元、日元，这些国家都碰到了问题，他们迟早都会印钞票，美国是一直在印钞票，欧洲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印钞票，日本的债务很大，但是主要是内债，它的存款还是可以支持它的债务的，再过几年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拿的3万亿美元，人家印了资产之后，我们的资产就会贬值。所以，抓什么东西最实在?走出去抓资源、矿产，抓我们最需要的实体经济。所以近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企业，大家两头的积极性到了一起，所以我们在往外走。不管是内地的并购、投资，对外的并购、投资，都是不断的创出新高。但是在这些创新高、“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看出有一些特点，比方说我们的对外投资、并购呈现“两高一低”的现象。第一是自有资金占收购、并购总金额的比例比较高。第二是银行借贷的资金占整个收购比例的比重比较高。一低就是股份支付比较低，怎么样通过换股等等一些结构性的支付手段比较低。

　　这两高一低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中国资本市场跟西方相比，我们的发展时间还非常短，我们的并购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真正形成内地的并购热也就是这几年，企业本身并购的意识、经验不是很够。第二个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完善。比方说债券的发行，机构投资者、并购基金、中介机构等等，这方面目前来说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第三，我们的一些政策还不能够完全支持到目前“走出去”的并购内容。所以说政策滞后影响着我们的整体并购。

　　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联想收购美国的IBM的PC业务，它的收购结构基本上是以股权为主的，它用了17.5亿美元进行收购，他自己出了1亿美元，剩下的是在境外做了6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剩下的就是把联想在香港上市的股票给了IBM8亿多股，然后进行了换股，总共是17.5亿美元，这个并购是跟国际接轨，做得很漂亮。当联想收购完IBM的PC业务之后，它还有4亿美元的现金可以支持这个PC公司日常的营运，对联想本身没有造成任何的资金压力。另外有一家企业，京东方收购韩国的一家液晶显示板的企业，花了3.8亿美元，他自己出了6000万美元，然后在国内银行通过抵押借了9000万美元，在韩国通过资产抵押又借了1.5亿美元，还缺5000万美元是韩国的债抵押的卖方信贷，他这个也是收购，基本上是现金收购，除了现金就是借贷，这对他这个公司本身今后的营运和收购的公司今后的运营都有很大的资金压力。这两个案例可以使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案例比后面的案例从质量上来讲要好很多。

　　怎么样破解这些难题，怎么样使得从政府的政策到资本市场，到企业的资金怎么样能够贯通，这里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国内的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并购往往是从国内开始的，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它首先是国内的并购，然后由国内的并购走向国际的并购。我们国内的并购出现的问题就是国内资金融资难，然后才是国际并购资金融资难。在国内的金融生态中，首先要能够自由的发债，现在我们的债券市场大量的是国债，其次是中央机构的发债，这些企业债实际上也是政府担保的一些债券，其他的企业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发债的。所以这也影响到一些企业的并购，这是一个融资的问题。第二个是需要多一些机构投资者，特别是要有并购基金，这个基金跟一般的基金是不一样的，它专门是做并购的，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做到随时需要，随时有资金参与到融资中去。第三个是国内有并购意图的企业，要有计划的到香港上市。当然，这需要国内的审批。在香港上市跟在内地上市就有很大的区别，刚才我说的两个案例，联想就是在香港上市的，他可以进行换股，而且做配售也是很容易的，在内地做配售的话还要排队，而且由于资本市场不开放，所以国内的A股要跟国外换股也没办法换，所以国内的企业要在国外并购的话，可以在香港上市。第二种是商业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并购的融资贷款，从传统来说，商业银行是借流动资金，不借资本金的，但是最近这几年虽然市场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变化，商业银行也有所动，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不够，首先是队伍的建设，然后是对风险的判断，因为它涉及到境内、境外。境内境外的风险就有很多了，包括政治风险等等。对于这些风险的判断，以及整体的融资的资金进出等等。第三个是中介机构，要发债的话，涉及到评级公司，然后有会计、律师等等，需要有这方面的人才储备。最后一个是创新，在内地来说，现在可以发债券，但是还是不够，因为在并购中，有可转债、债券、上市股权的交换，还有垃圾债，其实两家企业都没有缺点，但是他可以发垃圾债，垃圾债也是市场认可的，发垃圾债也可以募集到一些资金。

　　我们的境外融资难主要问题在国内，如果把国内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改善，我们在国外融资就会容易一些。

　　主持人：原来你们走出去不是你们“走出去”的困难，是你们在国内，让你们“走出去”没那么容易，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蔡洪平先生在资本方面会更加的实际，下面请蔡洪平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蔡洪平：钱从哪里来，我认为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些都可以解决，关键是钱到哪里去做好了才能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都在呼吁最好的时机去捞底。我想，“走出去”是好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越是热闹的时候，大家越是要冷静，虽然我来自投资银行，但是我并不认为盲目的扩张、抄底就是好事。从中国过去十来年海外投资的历史来看，并没有太多经典和成功的，可能90%都是要打个问号，你收购它并不是看今天这个价格是否合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收购才是成功的。

　　目前我们的一些收购还是简单的收购，就是购买一些资产。真正经典的收购是买股权，是一个公共公司的收购，就像我们看到的全球经典案例一样，这个还是不多的，主要还是买资源。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资源非常便宜，当时中国企业购买了很多的资源性的企业，目前来看都是很成功的，湖南有一家公司的钢铁亏损了，他去年的盈利就是靠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产。到了今天，问题又变了，今天在全球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远远低于它的资产价值，因为所有的资产都要比它的上市公司的股价高得多。举个例子，在美国上市的公司，PE有五六倍的多得是，但是光卖它的资产，它的估值远远超过它的市值，现在在香港的房地产来看，随便拿出一个楼盘都可以超过五六十亿，但是一些公司股权超过五六十亿的还不太多，也就是说今天是购买股权非常好的时机。

　　当然我还是有两点建议，我们要看清楚，不要为了买便宜而买，还是要看两类我们当前需要的，第一是永远的中国主题，天然资源、稀缺性的，矿产资源，也就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短缺的是哪一类，缺什么就买什么，这个主题在未来10年是不会变。当然这个价格怎么卖可以再讨论，但是就是要朝这个方向。第二是买欧美有核心技术的，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机械制造、装备业，以及一些高科技行业的真正的核心技术。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半年中，特别是来自欧洲的那一块，原来的那些私人公司没有上市，他们也从来没有看得起亚洲人，更不要说中国人，一般不会卖，但是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的蔓延，已经迫使一些大股东考虑出让一些技术，恰恰是他们有技术没有市场，而我们有市场没有技术。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主要是满足的中低端消费类的需求，装备业和核心技术的东西还非常少。现在我们的心态都非常浮躁，没有多少人静下心来研究新的技术，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收购一些核心技术。

　　我们要注意收购的方式，第一，从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的历史教训中发现，为什么我们不恨八国联军中的德国人法国人，只恨英国人?当时只有英国人打我们吗?收购一个国家的产品，不一定要打着五星红旗去收，我们可以引进很多私募基金一起收紧，收过来为我所用，不要一个人收，一个人收的话会很敏感。第二，在股权收购上可以杠杆化大一些。第三，特别要注意概念和观念的变化。我最近碰到几个案子很显然是有问题的，中国的企业认为收过来之后你就是我的子公司，其实不是的，在西方的公司，你收完之后是没有用的，大股东没有超过10%，他完全是管理人员来决策的，你收购他的大公司以后，你拿不到什么东西，一定要懂得尊重当地的管理层，他们有当地的法律保护，所以一定要尊重管理层，跟他们有非常好的合作，绝对不要相信光是有钱就能收购。第四，收购企业要受人尊敬。任何成功的收购不是资本的征服，是文明的征服，要做到互相尊敬，有很多欧洲的好品牌，人家做了两三百年，是贵族阶层的品牌，交给中国以后，他们放心吗?这时候你跟他的沟通要好，另外就是要表现出你的文明。不光是钱的问题，还要尊重当地的法律。

　　最后提出几点建议：最近国资委颁布了一个中国海外收购企业的办法，这是按照国内的企业的管理办法，这是不行的。在信贷上可以多放一些，比如说内存外贷，更加放松审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他们的钱不能白花，好好收购的话，他们会很珍惜，相信我们的企业，减少一点审批，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才有大收购。

　　主持人：谢谢蔡洪平先生。接下来有请Andrew Busch演讲。

　　Andrew Busch：谢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投资公司来讲，他们到了国外也是有好处的，可以有很多海外的投资。在我的演讲中主要跟大家谈谈海外的投资，以及与全球的政治环境的融合。有很多公司会到海外投资，这些公司希望能增加海外的市场份额，另外，他们到海外投资也是想引进技术和专业的人才，可以增加他们的实力。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有稳定的供应链的来源，并且要多元化的推广他的产品开发，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资产和资源，也就是这些原因，让中国的企业能够到海外扩展。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一个是面对当地的法规环境，再一个是汇率的问题，有的时候外国公司和企业与本地的公司竞争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所以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可能在国内还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另外还要依赖国内的一些融资才能让他们到海外扩展。当然，政府也要简化审批的过程。另外就是资金的取得，如果到海外投资，也会受到融资方面的批准，而且发改委在过去几年在提交的文件和汇率方面需要至少等三个月。中国企业如果不能从海外取得需要的资金，可能就会从国内的市场取得，对于中国开发银行或者进出口银行等等外国的公司，或者外国的竞争对手，对于融资取得的方面来讲，中国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另外还有通讯、资源、政策的问题。中国的公司要购买美国的公司，如果是太高调的并购，也会受到一些阻碍。在外国的市场上，也会特别的审查，或者是进行评估，所以这些事情都非常复杂，而且也放慢了中国企业向外扩展的步伐。另外还有资本的问题，中国企业当然希望能够利用人民币来做基础。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的企业也希望能够做人民币计价的融资，或者是资金取得，所以这对中国企业来讲非常困难的，他们必须要降低外汇的存量，而且要加强人民币的能力，可以维持人民币资产的增长。另外在国家的经济方面，如果用人民币计价的话，在结算方面对中国的资产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对中国都是有利的，但是执行起来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是希望汇率能够自由的流动，让中国的金融机构更有实力、更有竞争力，必须要使人民币国际化。目前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外汇。当然，还有贸易制裁的问题，现在迫使人民必须要升值，包括还有很多的困境。最近也看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这也会对中国造成不利，对于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耐心。

　　对于汇率的问题，美国在2007年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金融机构必须能够决定汇率有没有被控制，如果说这些币种贬值的话，可能会受到惩罚。在美国如果能得到贷款，或者是外国企业要到美国的市场融资，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汇率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方面要有所影响力，必须要让中国在世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很大。现在希望能够参与更多的国际协定中，大家可以进行相关的对话，促进相关国家的发展，利用贸易合作协定，使大家有平等的地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当然是好的，它们可以降低世界贸易战的风险。海外的这些挑战对中国企业来讲，也是目前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如果说时机成熟的话，中国企业向外扩展。另外，如果以人民币计价的话，对中国企业也是有利的，如果可以降低这些障碍，消弭国与国的贸易保护，中国走出去的问题就可以更好的解决。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Ousmane Dore先生为我们做主旨演讲。

　　Ousmane Dore：非常高兴来到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很多与会的代表都谈到海外投资面对的一些困难。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大会请我来可能是一个错的决定，现在来看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中国对海外投资的一些情况，非洲是中国对海外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域，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这两个区域都有互相投资的重要性，虽然目前数字并不是特别巨大，但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资源方面的投资目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情形在过去10年间非常明显。中国在非洲方面的投资，现在可能要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已经使非洲的国家越来越受益，当中国把它的海外投资从传统的投资方面发展到非传统的投资方向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也知道，当外来的投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向上发展。我们双方的投资关系，可以使得互相都得益。我作为我们国家投资的财政部长，接触了比较多的在我们国家投资的中国公司，我们跟中国的一些银行，提供了很多在融资方面的基本条件。我们有中非海外投资的基金，另外还有很多同类型的基金鼓励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我在参加一些投资会议的时候发现，虽然我们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但是我们在这个危机中还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中国“十二五”规划也继续鼓励中国公司拓展海外投资的方向，我们也鼓励本国的企业出台一些措施，欢迎来自海外的投资，这不仅是从政治的方面，还包括银行、财经方面的措施。我们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在经历着不同的挑战。我们看到非洲大陆投资的方向，比如说索马里等等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的贫穷问题还是比较严重，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非洲不是绝佳的投资区域。另外还有人会想到，如果在非洲国家投资，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很多非常国家还在打仗，或者是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但是我作为非洲国家的代表，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在非洲进行了投资的活动，中国已经在很多的非洲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我们对于外来的公司，我们也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来配合他们，以尼日利亚为例，过去10年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变动来配合海外的投资。整个非洲大陆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改变，以吸引更多的投资。

　　非洲发展银行跟中国发展银行也有相关的合作，大家分享一些数据、资讯，最重要的是我们分享一些知识，互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进步，使双方在合作上获益。你如果来到非洲投资，你肯定会受到至高无上的欢迎，而且你来到之后，我们可以肯定，你在非洲的投资一定会得到比较好的回报，我对此非常有信心，双方的合作在未来十年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收益。

　　主持人：去非洲投资没有阻隔，到底我们走出去的阻隔在哪里?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在下半段探讨，现在休息10分钟。

　　(茶歇)

　　主持人：在这个环节，我不多说话，我把机会开放给各位。

　　提问：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是中国专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沈添翼(谐音)，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炼，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和能力，随着国家不断强大，我们已经不缺钱了，当前的国际形势、经济形势是复杂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风险因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国家、政府和企业都要多多重视“走出去”的风险防范。我有一个问题，希望跟台上的嘉宾交流。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体系如何帮助企业和自身把控“走出去”的风险。

　　马蔚华：他刚才说企业具备了能力，又不缺钱，找我也没什么用了，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说得具体点?

　　你刚才抽象的说金融企业，金融企业除了银行，还有投行、资产管理公司，我只能回答银行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讲银行服务还是投行。

　　主持人：我们先讲银行，银行融资成本比较低。

　　马蔚华：银行主要是贷款、融资，如果到境外投资、并购，银行可以给你提供融资，但是要有条件，现在内地的银行受中国商业银行法的制约，中国的商业银行只能贷款，不能投资，银行贷款不能作为资本金的来源。作为一个积极支持并购的手段，可以有短期的并购贷款，这个时间比较短，而且需要批准，如果你是这方面的需求，你赶紧且这方面的需求，我们给你评估以后，报有关部门批准，就可以给你贷款。如果你在境外进行投资，你在境外有企业的话，我们可以有外汇的贷款、离岸的贷款、信用证的融资、国际银团的融资。你得谨慎的对待，进行权衡和对比，有些时候得到了融资，但是你收购了以后，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影响了收购以后的业绩，到境外投资和并购，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我想蔡洪平先生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可以给你们做一些指导。

　　主持人：马行长讲银行可以提供的很多，但是在投资的部分，目前法规所限是不行的。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这边，可以做的事是很多的。

　　赖小民：银行投资有一个风险把控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些风险把控的问题。对外投资必须具备四种能力，第一是对风险的识别，第二是对风险的把控，第三是对风险的经营，第四是处置风险。

　　我们对外投资面临着很多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国别风险、经营风险等等，目前的情况，作为海外投资企业，首先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其他方面，很多企业家都是投资很有经验的，关键是对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把控起来难度大一点。再一个，学会经营风险也是非常关键的，要把业务的发展跟风险管控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现在企业搞扩张、并购，都是创新的行为，但是创新一定有几个原则，第一是创新的意愿要跟创新的能力相结合，第二个是创新发展要与风险管控相结合，第三是创新的成本要跟收益相结合，真正做到风险可控、成本可算、效益可获。刚才德意志银行的那位嘉宾讲了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很多企业盲目进行海外并购投资需要慎重一点，近些年海外投资并购的案例很多，但是成功的案例不多，我们一定要做强主业，不断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我送你几句话，我们共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坚持风险是硬约束，是第一责任，坚持利润是硬任务，是第一目标。

　　单做业务，我做不过这些银行，但是中国华融有两个优势，第一个是体制的优势，一体两翼，第二是可以打业务组合拳。金融有五大板块，银行占主渠道，105万亿的总资产，95%以上在银行，第二是证券，2000多家上市公司，占了5%左右，第三是保险，占了4%左右，另外还有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有100来家，还有货币经纪公司，还有金融租赁公司，占了整个金融的1%左右，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影子银行，包括影子对冲基金，甚至地下钱庄，金融业的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这五大板块，除了保险以外，华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牌照，就可以打业务组合拳，这就分散了风险，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所以，我希望中国的金融业走多远化的经营，不像现在这样分业经营，金融机构改革必须做综合经营，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走出去”发展战略。

　　提问：我是香港联合海外资源有限公司的谢军(谐音)。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怎么样在海外投资，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在海外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投资都是到资源矿产方面的，资源矿产与一般的金融产品有些不同的地方，矿产资源来说，在没有开采之前，一般的矿产公司没有PE，所以很难衡量它的价值，到底该不该投，到底风险大不大，因为这些原因，对于投资矿业资源前期的公司，银行都不给予借贷，特别是对于民间的企业，比如说我和大陆的同行，有几个很好的项目，但是都遇到融资难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在座的诸位，对于民间的企业怎么样拿到资本，或者比较顺利的得到资本。在西方，市场比较成熟，这样比较来看，香港的市场也是不成熟的，当然香港市场也在发展，但是现在还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对于行业的评估我们没法进行评判，前几年对于中钢在澳大利亚收购的铁矿，对于价格是便宜还是贵，大家也没有办法进行评估。

　　蔡洪平：我认为收购对方的公司，在没有评估的时候收购，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资金问题，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让银行给你贷款，全世界没有这样的雷锋。从资本市场来说，香港的直接融资渠道是打通了的，目前我们投资的一些项目，都没有利润，它也是可以上市融资的，香港在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谢湧海：你要进行相关收购的话，你肯定有一些资产，不管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你肯定是有的，你如果有资产的话，你的有形资产可以进行抵押，无形资产也有无形资产的作价，这方面有一个股价，这方面可以进行融资。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的资金真的很紧张，需要进行融资的话，海外也有很多的风投，可以找一些风险投资加入进来。我们也碰到这些情况，有的人有一些特殊的关系，比如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他凭着他的关系可以拿到很好的资源，但是他就是缺钱。当然这个资源一定是要落实的，从法律上、技术上经过论证都是可以的话，仅仅是缺钱的话，可以通过风险投资，或者是某一种资产抵押来解决。但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那就没办法谈这个事。

　　提问：我补充一下，我谈的这个收购项目，我们已经是第二大股东了，这个公司已经有几亿美金，它的收购资本在10亿以上，一般的企业承担不了，如果我能提供担保，我也不会找银行了。而且可以证明，这个项目是非常有价值的。

　　谢湧海：这种情况不在于你的金额有多大，10亿美元做一个银团一样可以做出来。在于借钱给你的人，对这个矿本身有多大的信心，如果经过评估的话，进行银团贷款，10亿美金不算多。

　　冯婉眉：我也同意刚才两位谈到的，你的项目有多大，短期来讲有没有收入，这不是银行给你融资的唯一的考虑，就看你的项目有没有盈利性。

　　提问：肯定有的，已经通过了认证。

　　主持人：对于银行来讲，你们在看一个项目的时候，不是一定要看那个项目有什么成果出来，如果有前瞻性，你们也愿意投?

　　冯婉眉：对。现在无论是国际或者是亚太，香港的银行体系也是很先进，不是单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收入，我们会看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怎么样，而且现在很多的国际银团和投行也有行业性的知识，他们会看你的项目。另外还有风控的投资团队，有不同的渠道可以跟金融机构寻找融资或者搭建融资的渠道，最主要的是你们的项目有没有盈利性，你们的公司的团队是否完整。

　　主持人：好的项目在，怎么使这个东西真的对接上，是大家参加这个论坛想要表达的。

　　提问：大家好，我来自香港汇金证券，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听到在座各位专家非常精彩的评论，尤其是刚才我听到蔡总讲到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由于全球金融海啸，欧美很多国家很好的一些技术、资产本来是不会卖出来的，但是由于面临着资金短缺，他可能会出售技术，卖给中国。中国拥有市场，就是缺少这些技术。我刚刚协同客户从纽约回来，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企业在那边寻找投资机会。我们在美国也看中很多商业地产或者是专门针对高端客户的产品，但是遇到了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融资困难。虽然现在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海外投资，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碰到很多的困难，帮助向纽约的一些中资银行申请内保外贷等等的融资方式，他们给我们的答复还是要看国内的政策，就是海外的银行还是要听国内“婆婆”的监管。我想请问马行长，深圳在过去一年，尤其在内保外贷方面做得是非常快的，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问题，请您就操作的层面给我们一些建议，看看怎么帮助中国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的融资服务。

　　马蔚华：现在中外企业到境外去并购、投资，这个范围比较广泛，我觉得在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情况下确实要慎重，我们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越是风险大的越忽悠你去买，所以你要头脑清晰。今天上午官方的表态说，一是要支持实业，现在虚拟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话，银行在这方面的支持就要有点权衡。实业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资源，然后是技术，然后是品牌，对于这三点，银行在融资的过程中就要把握。你刚才讲到融资难，现在大多数把融资都看成是银行贷款。的确，现在银行贷款有些困难，一个是国内的银行还有很多的制度约束，内保外贷、外保内贷有很多的指标，还要审批，还受存贷比的限制，特别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虽然CPI已经降到5.5%，但是仍然远远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这样国内银行的负债大大下降，就是存款没有了，准备金率也是历史最高的，把保证金变成准备金，又加了三个百分点，再加上资本充足率的约束，银行现在也挺难干。银行会积极的按照相关的原则支持你，银行肯定要把钱贷出去才能得到利润，包括刚才那位先生讲到境外并购的问题，银行肯定按照自己的专业情况，按照公司的实力情况、信用情况，这种例子有很多。你可以找银行，银行可以给你提供这方面的融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其他方式，可以绕过银行的制约。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舍弃一点利润，风投、PE投资，你就要让出一点股权。

　　主持人：我在这里接到一个朋友的要求，想请两位外国嘉宾谈同一个问题。

　　Ousmane Dore：谈到融资的问题，如果有法规的规定，银行在贷款的时候就要遵循相关的原则。我们要看到这些企业的结构，你在短期有债务，要申请长期的贷款，银行不会给你贷款，这就说明你的资产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原则。另外，如果企业要到外面投资的话，也需要得到贷款，如果你把这个加起来，借贷对于借方可能是一个负担，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可能贷款非常困难，但是从银行角度来讲，你说要投资到尼日利亚，银行就需要你提供相关的资料，他要了解你要投资的国家的风险，他不能说马上就把你要的贷款给你，所以说这是比复杂的。还有汇率的影响，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还有一些制度性的风险，在有的国家和地区有这些风险。从银行来借款，我们必须考虑各层面的风险。

　　Andrew Busch：从全球范围来讲，全球的银行都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在这个环境中，就不是一个让人好做生意的环境，让任何一个人筹款都是很难的，这样的情形持续下去，加拿大、美国都会受到影响，人们更希望买政府的国债，因为这样更安全。中国的企业如果要到外国的金融机构贷款，你也必须要多了解，或者拿到相关的资料、信息，进行很多的沟通。在这种情况下要拿到银行是非常困难的，银行是会非常谨慎的。

　　提问：今天的议题是破解金融难题，各位嘉宾刚才讲了，前30年引进来，后30年我们“走出去”，目前主要讲的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在居民的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什么进展，现在居民大量的存款，现在的政策不允许他们直接进行国外投资，从政策的制定者的角度来看，能不能破解这样的问题?

　　马蔚华：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国内很少有人把钱换成美元出去投资，QD在国内目前比较失败。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机会，现在一个是国内的外汇管理制度，在这个制度允许下，也可以有比较有眼光的，比如说投资源、投产品、投品牌，假如说你的投资能力有限的话，可以作为私人银行的一个产品，你可以购买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有在境外投资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

　　谢湧海：其实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外管制度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外汇管制的制度中有一条规定，国内的个人不能在境外开投资账户，这一条规定到现在还没有去掉，正因为这条制度的存在，现在我们在香港做很多H股的上市，在H股上市的后面有一个附注，H股的IPO不能卖给内地的人，实际上这一条在执行中是无效的，而在招股书中必须有这一条，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符合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说它是无效的呢?因为这一条，国家的外汇管理部门不管，中国的证监会不管，香港的证监会也不管，但是这个制度还是在这里。就好比允许你5万美元汇出来，但是他没有规定你这5万干什么，所以你把5万汇出来，利用自由行，在香港开一个股票账户就行了，所以制度是制度，执行是执行。我们在做钢箍直通车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直通车没开，但是地下一直在开，在香港每天的成交量中，1/3是来自内地的，如果问外管局，他肯定会说不行。

　　赖小民：你问如何拉动民间的资金，一个是支持国内的建设，另一个是到海外投资，目前来看这是下一步我们国家的一个方向。我给你几个数据，1978年时候，中国的人民币储蓄存款才210亿，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将近20万亿。1978年的税收才1100亿，今年有望突破10万亿。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保持高位增长，实现了国强民富。另外还有一个数，根据央行不完全统计，民间资金有11万亿到13万亿，这些资金没有存到银行，也没有参与生产建设，在大家的口袋里，包括存到保险柜里。如何把这11万亿到13万亿的民间资金拉动，这是非常大的问题。现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是最真实的数据，财政收入有水分，GDP也是有水分的，唯独储蓄存款是非常真实的，储蓄存款有20万亿，你说的这一方面，政府要进行一些改革，不仅鼓励企业“走出去”，也鼓励有钱的老百姓走出去，收购一些企业，或者是办一些企业。

　　蔡洪平：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破解金融难题可能也是有目的的，今天谈了之后，发现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问题，市场也没有问题，金钱也没有问题，似乎问题都在政策。我建议这个会议结束之后，以你们的名义向中央写一个东西，说这是来自会议的成果，写出几条，哪怕有一两条被吸收都是好的。

　　赖小民：海外投资一定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银行支撑，这种体系要构建起来，政府一定要走在前面，很多问题都是需要政府引导的。

　　主持人：谢谢各位的参与。原来那道墙看得见，也看不见，需要各位努力，我们今天会把会议的结果告诉香港中国商会的主席陈经纬先生，由他告诉中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主持人(芮成钢)：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这里是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第二天会议的现场，今天上午的论坛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10周年的回顾和展望，第二个是海外华人华侨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作用，第三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今天上午论坛的形式还是以主题演讲为主。

　　说到世贸的话题，我还有个提议，因为今年世贸十周年，在中国各地有很多的回顾活动。但是美国最近和中国在贸易方面，在人民币的汇率方面也有更多的声音，比如说希拉里·克林顿最近说，美国是时候站起来直面中国。奥巴马也说，中国一直像个孩子一样，该成长起来像个成年人一样办事，不能再戏弄国际的游戏规则，人民币必须要快速升值。这是最近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奥巴马说，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被严重的低估了，而且像克鲁格曼等人都说人民币确实是被低估了。十年前的中国非常渴望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确实已经羽翼比较丰满，这时候和世界出现了很多的摩擦，究竟怎么看待这些摩擦，怎么处理这些摩擦，我们也盼望着今天上午的演讲嘉宾在演讲的时候，把这些事件为我们梳理一下。

　　首先我们一起有请世界贸易组织副干事长辛格对本次论坛的致辞，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播放视频)

　　主持人：接下来进入演讲环节，前段时间我们在和世贸组织的总干事拉米做专访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观点，他说现在在WTO内部和其他的成员国有很多的争议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到底怎么看中国，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觉得中国至少是一个贫穷的发达国家，这确实很难界定，中国到底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发达国家，他们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半发达国家”。巴西的人均GDP全球排50多位，中国排第90多位，巴西比中国领先将近50位，但是给人的印象都是想到上海的世博会、北京的奥运会，但是巴西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些贫民窟。WTO的多哈回合，包括这次G20的公报中明确表示，多哈回合可能很难继续下去了，这次APEC中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参与的TPP(跨太平洋伙伴计划)，有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参与，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继续搞多边贸易肯定是中国的立场，地区性的贸易谈判也在我们身边发生，有的甚至是和中国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我想最好的来回答这些问题的专家和贵宾就是孙振宇先生，接下来有请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香港中国商会高级顾问孙振宇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孙振宇：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感谢大会的组织者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这个议题放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进行讨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先生说过，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对世界组织本身，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都是一件好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是一种共赢，不仅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中获得了益处，其他国家也同样从中受益。

　　10年来的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履行承诺，促进了进一步的国内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非常尊重世贸组织的一系列的原则，包括透明度的原则，同时做到了我们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公开透明，同时清理了很多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法规。今天在场的马奇先生当年在审议中国履行世贸组织的承诺方面，他曾经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了A+，高度赞扬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所做的贡献。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开放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一项措施，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民营企业每年的出口额达到了全国出口的1/4，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也达到了1.2万亿美元，占了全国贸易额的55.2%，外贸经营权的开放，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使我们国家的外贸以平均每年20% 的速度递增。

　　第二，我们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平均每年净增进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拉动了世界的增长，截止到2010年，我们国家已经成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成为了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成为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成为东盟的第四大出口市场。我们对于非洲、拉美和大洋洲的进出口贸易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我们国家实施科技兴贸品牌战略和机电产品优惠贷款措施等等，对我们国家大宗产品的进口需求明显的增多，对国际市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成为了世界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的推动力。

　　第三，我们积极参加了多哈回合的谈判，在大连的小型部长会和2005年的香港贸易部长会上，中国代表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年香港部长会就是在这个大厅里举行的，外面是韩国的农民在抗议，但是我们那次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当年我们的商务部长薄熙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大厅里，他从中国的座位上走到了古巴和委内瑞拉部长的前面，当场做他们的工作，最后，香港部长会才能圆满的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中国在整个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2008年7月，陈德铭部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进行了10天的紧张的贸易谈判，虽然那一次没有能够最终达成协议，但是中国代表团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广大成员的赞赏。

　　第四，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贸易政策审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了上个世纪30年代那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第五，我们积极支持促贸援助，我们带头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免关税待遇，而且在援助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占当年总援助的40%，2010年以来超过了50%，我们已经向46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建成了上千个各类项目，遍及工业、文教、卫生、通讯、能源和交通等等方面的援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美元，要求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

　　展望下一个10年，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新形势是什么呢?当前欧债危机、美国的高失业率，全球的经济增长乏力，各个国家的成员对中国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够独善其身的，中国要在新的形势下发挥我们的作用，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在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在增加，中国的出口只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但是我们所遇到的反倾销的案件却占到了1/3，反补贴的案件占到了全球的1/2。怎么样应对贸易摩擦，也就成为我们当前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新的形势下，我认为中国应当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成绩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能够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我们只能承担和我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中国在若干重要的产品产量位于世界的前列，但是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但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还比较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的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是中西部和广大的农村还有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我们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以下。总的来说，正如温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二，我们作为G20的成员，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又不能不负责任，我们要负起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应当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扩大内需，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第三，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在贸易谈判中主持正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在多哈回合谈判的初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在谈判的外围，随着谈判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进入了谈判的核心圈。现在看来，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在近两三年以内可能性不大，多哈回合久拖不决也是很不幸的，这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各个国家不得不花大力气发展双边的、区域的贸易安排，这对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削弱，同时，贸易摩擦也会不断的增加，这是各个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参与制定世界贸易规则，这是我们十分珍惜的一项权利，在世贸组织和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中，多年来都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同巴西、印度、南非、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在制定规则、谈判方面，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今天在座的我的好朋友，马来西亚前驻世贸组织的大使就曾经发起了由巴西、印度、中国、南非、马来西亚等国组成的，定期在日内瓦的一个餐馆会晤，共同的协调我们的立场，后来它成为农业贸易谈判G20的前身。在今年俄罗斯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更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谈判中的作用了地位。

　　第四，我们要在继续扩大吸引外资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这也是我们为全球所能做的最大的贡献，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当地的税收，促进当地的发展，正如陈经纬先生昨天讲的，要服务国家，惠及全球。中国政府尤其强调，走出去的企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要保护当地的环境，善待当地的员工，讲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昨天很多的领导和嘉宾就这个问题都发表强调了香港在走出去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利用他独特的优势，我们祝愿所有走出去的企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

　　第五，要妥善的处理各种贸易的摩擦，反对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高技术出口限制等等。当然，我们也反对把贸易问题政治化，要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贸易摩擦，只要我们能够认真的办好自己的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我们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努力实现在相互依存中的经济增长，努力构建和谐的社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孙大使的演讲，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也要特别对孙大使和他的同事们在他担任中国首任驻世贸组织大使期间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在世贸组织里的权益努力所做的贡献，谢谢孙大使。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今天的第二位主题演讲的嘉宾，加拿大前驻WTO大使，前贸易部长、WTO总理事会前主席塞吉奧马奇先生。

　　塞吉奧马奇：各位嘉宾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香港，我也很荣幸来到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作为嘉宾，也祝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十分感谢大会邀请我来。我的好朋友孙大使刚才发表了演讲，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同事，因为在10年前，他作为中国首届驻WTO的大事，我们在WTO共事，他的工作其实是充满了挑战性的，作为十年的纪念，我也想回顾一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相关历史，希望可以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做出一些总结。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已经邀请大家去看当时中国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见证到中国这些年的成长和成功，在今后中国也将因为这些进步而进一步得益。

　　中国和加拿大有什么合作性的发展呢?首先，加拿大很欢迎中国来我们国家投资，作为加拿大前驻WTO的大使，我可以向你保证，跟中国方面的公司合作不单会得到无上的欢迎，而且会得到最佳的保障。加拿大是第一个承认和祝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西方国家，我们除了美国这个大市场，中国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对外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的国家，在过去5年中，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增长达到了5倍，另外在经济、社会方面，我们双方的合作也越来越得到加强。

　　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下，加拿大也面对着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你对加拿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国家，我们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我们在福利方面的措施和制度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的祖先也将我们的国家发展成一个非常先进、非常文明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表现也非常不错，在全世界来讲虽然有点鲜为人知，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确是非常迅速的，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跟印度、韩国相比，我们在过去10年中的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我们的经济受到的打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我们的银行业的表现在全球来讲是相当突出的，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程度的打击。加拿大的银行业在全球的排名为第二，另外我们在税率方面也是非常低的，我们从明年开始，税收还将进一步降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的税务水平已经是相当低的水平。在创新工业方面，我们也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我们也处于全球的第二位。在教育的价值方面，我们在G20的国家中处于首位。跟美国这个强大的经济巨人相比，我们在北美的投资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你们或许觉得我是在夸夸其谈，但是我是真的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感到自豪。

　　另外，中国在加拿大的企业发展情况也相当不俗，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还有很大的潜力，比如说石油的发展，我们在原油上的供应处于世界前5名之内，我们的天然气储量为全球前三位，我们的工业零件方面在全世界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另外，我们的GDP有2/3是来自服务业，这都使得不少的投资公司对我们另眼相看。

　　如何使中加两国的贸易合作更加紧密呢?我们双方的领导应该多加讨论，我们可以更好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发展，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其实我们的一些很成功的例子也可以鼓励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双边贸易方面做的事情，我们加拿大的经济还在向上发展，我们可以与不同的国家进行跨国的合作。在日内瓦的高峰会上也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很适合发展新的商业投资，或者是分散投资的目标，或者是要建立一个海外的办公室，或者是很适合建立一些新的家庭，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移民，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新移民，他们帮助我们建立国际性的加拿大。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投资家、企业家都来到了加拿大。我们可以为很多专业人士提供顾问服务，然后我们也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到加拿大，我们为他们提供不同的选择，这也是很多投资者在找的东西。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让大家将来有希望，我们也希望找到更好的劳动力，为他们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移民是很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可以帮助加拿大变得更好，加拿大本身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相信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我们希望这些有力量的、有远见的中国投资者来到加拿大，然后寻求中加双赢的局面。

　　主持人：说到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我记得我和同事们去年在多伦多的G20会议上，当时加拿大的总理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加拿大经济这个说法了，加拿大经济就是世界经济，加拿大经济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单独存在。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首脑有这样的胸怀，跟自己的国民进行这样的沟通，还是很值得我们钦佩的。

　　接下来有请马来西亚前驻WTO大使苏波拉曼尼亚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苏波拉曼尼亚：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我要说的是关于东南亚各国的问题。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香港，参加这个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我以前的好朋友在这里见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我们都觉得中国的成长是很厉害的，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贸易都改善了很多，中国以及各东盟国家的联系更紧密，而且大家也更独立，在投资上，在贸易上，在财经各领域上也是如此，我们要留意到，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投入感，然后有很强大的决心，希望能够继续深化和加速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成为我们经济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东西。现在我们面临全球经济不明朗的因素，现在我们在经济、贸易上的一些合作关系，这些经济合作可以让我们在区内进一步增长，可以增加我们的投资，还有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帮助我们的贸易上升了很多，尤其是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增长了很多，从2005年到2010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0%，达到将近26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第三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和中国有19亿的消费者，我们的生产总值是4700万亿美元，东盟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FTA。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目前也在上升中，可是在商品的交易方面还不是很高，所以我们还有潜力进一步增加我们之间的交易，就是说可以进一步改善这种交易，东盟国家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有很大的消费者市场，还有很大的消费潜力。虽然我们看到全球经济上上下下，但是东盟还是很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在东盟国家中，我们希望可以在2015年之前组成东盟经济联盟，这也是一个很理想的投资机会，因为我们建立了东盟综合投资约定。我们留意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推动区内经济成长、发展，东盟国家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政策推进我们的发展，比如说提高我们的透明度，加强我们的接触，投资政策方面的改进等等，这对中国增加对东盟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东盟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有森林、煤矿、天然金属等等。东盟是很大的市场，我们有5亿多人口，生产总值是11万亿，缅甸的人均GDP是1000多美元，新加坡为5万多美元。目前除了东盟国家自己的投资之外，也吸引了中国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引进的投资。东盟国家有能力承担工业方面的相关发展，我们有很多天然的资源可以在制造业方面得到发展，另外我们有充裕的人才，以及提供技术的支持，这都可以将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们有这些资源，我们的发展也并不限于区域内，我们也可以走向全球。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东盟国家之间的，其实是可以伸展到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的。东盟国家并不是将眼光放在东盟国家之内，而是放眼全球。在竞争方面，与其说是与东盟国家竞争，大家不如携手想想合作方面的可能性，在制造业或者是各类原料的供应方面可以为双边带来发展。中国在基建、制造业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对外投资的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也应该继续增加，跟民间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在能源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东盟国家跟中国可以在两方面更加紧密的合作，可以将整个区域发展成生长迅速的区域，另外我们双方面的融合可以使我们成为全球性的竞争者。中国应该和东盟国家形成双赢的局面，而不是仅仅想着竞争，双方可以有长久的、深远的合作。

　　主持人：今天上午的第二个主题在国际的贸易中，还有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优势?首先有请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任启亮先生为我们做演讲，掌声有请。

　　任启亮：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受组委会的邀请来香港出席2011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并和各位朋友一起交流和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作用”这个话题，在此，我代表中国国务院侨办，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5000万华侨华人在海外，是中国国情的一大特点，邓小平先生曾经指出，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证明，邓小平先生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率先来中国内地投资兴业，带来了国内紧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温家宝总理盛赞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参与者和贡献者。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便开始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十二五”规划再次强调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那么，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海外华侨华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俗话说有孩子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海外华侨华人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艰苦创业，顽强打拼，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大批的中国人赴海外留学，或经商发展事业，随着重要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提升，海外华侨华人在驻在国的社会生活和国际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人口数量大，分布范围广，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的足迹遍及全球任何一个角落，所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形成独特的华侨华人经济现象，不仅有传统行业，也有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驻在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国家，华人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海外华侨华人整体素质有了全面提升，随着华裔新生代的成长和改革开放以后留学人员的增加，海外华侨华人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结构得到了快速提升，具有了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活跃在世界政治、科技、文化、经济舞台。三是华侨华人长期在海外工作和生活，他们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社会，熟悉当地法律，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商业网络。四是华侨华人随着身居海外，但他们桑梓情深，热爱并努力传承中华文化，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学习并接受驻在国文化，为与祖籍国和驻在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外合作交流方面是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力量，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正是由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具有以上这些特点，在中国“引进来”的过程中，海外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而独特的作用。通过对海外华侨华人特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海外华侨华人有优势、有能力成为积极的引导者、有力的推动者、主动的参与者，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壮大事业。海外华侨华人利用地缘、亲缘、业缘等联系，建立了跨越国界的商业联络，在资源共享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华人居住地的扩散，经济实力的增强，独属于华人的商业网络也随之建立，在中国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海外的华商理所当然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引路人，为中国企业提供信息、牵线搭桥，他们当地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为中国企业学习借鉴。

　　多年来，国务院侨办为了国家和地方发展大局，与各级地方政府共同搭建引资工作平台，加强对侨资投向的引导，提供完善的服务，这一直是我们开展侨务经济科技工作的重要载体，这些平台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取得成效，为地方招商引资、宣传推介、扩大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也为侨资企业实现新的发展和跨越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与请进来一样，在“走出去”方面，我们同样也可以搭建相同的平台，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促进国内企业外海外的华商事业实现双赢。

　　一是在现有工作平台内搭建海外投资项目专场对接会等活动，与海外有需求的侨商或者工商社团合作，请他们提供相关的招商项目、招商信息，特别是在工商、工程承包、农业、矿产等领域，吸引国内有兴趣的国有、民营企业参加，促成合作。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和各地侨商组织的作用，利用全球重点侨商的网络资源和经济实力，推动海外投资需求强烈的国有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与其合作，实现强强联手。

　　三是组织有海外投资需求，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和产品优势的企业赴海外考察交流，利用侨办在各地侨务资源的优势，搭建网络，为其考察交流提供便利，促使海内外企业共同合作。

　　我相信，借助中国经济发展强劲的东风，充分发挥广大华侨华人的优势和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一定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顺畅，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着任启亮先生的话题，有请中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赞助人王永乐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王永乐：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首先我代表中国侨联祝贺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召开，同时也要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就“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作用”在大会上做交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中国最早的海外投资应该是伴随着中国海外移民而进行的，而香港也曾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投资经商、置业的首选地，因此，在香港讨论这一题目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和独特的样本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大国，“华侨”一词的使用是在晚清时期，“华人”一词的使用则要更晚一些。我们知道，100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过，华侨乃革命之母。这个革命之母不仅是指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发挥的作用，其中蕴涵的历史意义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这位伟人气候的鸿篇巨著《建国方略》就是这句名言的最好作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深刻认识到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推动海外的华侨华人为祖籍国服务的政治领袖，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进程，华侨华人在这一进程中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约有5000万，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批的中国人跨国、跨境迁移，并活跃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不同领域，这些人大约有1000万，我们将这部分人称为新华侨华人，相比较以前的华侨华人，他们有几个特征，一个是他们有较强的落地生根意识，二是知识结构、层次都比较高，不少新侨在国外的知名学府任教和在跨国公司任职。三是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主动地融于当地的社会。

　　经过长期的拼搏和艰苦创业，海外华人华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华商”的群体。据估算，世界华商企业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其中东南亚的华商是全球华商财富最主要的力量，在发达国家侨区，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的实力也开始显现，东南亚华商财富主要来自传统的行业，香港和台湾华商财富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制造业，目前电子信息产业正在成为华商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行业，海外华商经过数十年的资本积累，已经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华商通过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及其所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民营经济的提升等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近10年来海外华商更多的是与中国内地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合作，到第三国发展，形成了互惠双赢的新格局。海外侨界社团是华侨华人联络乡情和发展的平台，目前全球华侨华人社团已有20多万个，现阶段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当地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社团的功能正在由团结互助、传承中华文化向为当地主流社会提供服务方面倾斜，社团的国际化联系也正在加强，举办的国际性社团会议和活动也逐渐增多，特别是新侨社团活动引人注目，大量新侨民为侨界社团增添了新的血液，侨界社团活动日趋活跃，影响也逐步扩大。

　　上述所讲的华侨、华人、华商及侨界的变化表明，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新侨的加入，一个更具活力的全球华人商业网络更加成熟，正如上个月在新加坡举办的第11届世界华商大会所昭示的，这个网络正以新的华商展示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正来自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大，对外投资的金额也逐年增高，应该说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多数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还不大，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且投资额超过上亿美元的企业是比较少的，海外投资的拓展空间还很大，同时我国海外投资也面临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置的投资壁垒，以及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等。进行海外投资，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自身能力的加强，同样也需要海外华侨华人的帮助。我认为在这方面，海外的华人可以发挥四方面的作用。

　　一是参谋和向导作用，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困难不仅在于资金、技术，更在于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驻在国众多的利益团体，而这正是海外华侨华人、侨商及侨界社团的优势所在，侨胞长期生活在海外，对当地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语言等较为熟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华商及新侨与国内有着密切的经贸网络，且熟知国内的经贸规则，因此在协助解决国外的文化风俗问题，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二是辅助和带动作用。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融资的困难及缺乏国际经营和管理人才是制约中国内地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相对应，受国外劳务、经商政策收紧的影响，海外投资出现明显的回流迹象，近浙江温州的侨资回流据说就有上百亿，在增强海外投资的服务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侨资的优势，解决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将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同样，通过与海外华商建立一个合作关系，也有利于降低应对合作伙伴购并资产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风险，同样吸纳人才为我所用，也有利于提高海外投资经营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合作和互惠作用。据统计到2010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有80%是投向港澳地区和海外的重点侨区，从对外投资的来源分布看，东部沿海6省市合计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8%，上个月在杭州召开了首届世界浙商大会透露，目前浙江在海外的企业计机构共有4000多家，累计投资112亿美元，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总额和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海外华商最早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它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地，海外重点侨区也是吸引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海外华商的网络，开展产品资源在中国、市场销售在海外，或者是产品资源在海外、市场需求在中国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地海外投资。建立双向的贸易互利互惠关系发展新时代。

　　四是桥梁和纽带作用。我曾经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我十分了解香港中国商会会员的构成在香港的唯一性及其香港的经济实力的独特性，也十分了解陈经纬主席和他的团队的活动能力及广泛的人脉网络，作为由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国侨联与广大的海外侨胞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全国各类的侨联组织已经发展到15000多家，我们的侨商会、海外律师团等工作平台特色鲜明，也充满活力，我们期待着与香港中国商会密切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以灵活便捷的民间方式，在推动中国内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胡锦涛主席曾经指出，“要按照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独特优势发挥出来”。今后5年是中国开展海外投资面临的难得机遇，我们愿与大家一道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海外投资的独特作用，分享机遇，共创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中国侨商会常务副会长、印尼金峰集团董事长林文光先生演讲。

　　林文光：尊敬的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的各位领导、节目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林文光，是中国侨商会常务副会长，也是印尼印中商务理事会总主席，是印尼中华总商会第一副总主席，金峰集团总裁、董事长，能够应邀参加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并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经验，我感到十分荣幸。

　　中国企业家“走出去”是势在必行，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多，无形中形成了对人民币的压力，逼着人民币升值，在海外投资是很好的途径，也可以避开倾销税。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后花园，东南亚有很多的华侨华人，是合作投资很好的伙伴，有共同的语言，血脉相连。出门靠朋友，合作伙伴在投资中是非常重要的。

　　投资印尼有十大理由：第一，印尼的天气好，第二，印尼有丰富的劳动力，第三，印尼有庞大的市场，有25000万人口的市场，第四，印尼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有将近2000万的华侨华人，第五，印尼有很多的森林资源，第六，印尼的渔产、农产相当丰富，第七，印尼有煤矿、石油，第八，印尼是一个有宪法的民主国家，五年制的总统是直选的，他不容易受到更换，第九，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第十，印尼的外汇是自由的。欢迎大家来印尼旅游、考察、投资兴业、发大财，开展你们事业的第二春、第三春。

　　大会肯定会办得相当成功，在这里，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业进步，合家幸福!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加拿大联邦枢密院院士、加拿大前联邦国会议员、加拿大前联邦亚太事务部部长陈卓愉先生为我们做演讲!

　　陈卓愉：大家好，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大会让我有机会与大家进行分享。刚才有很多嘉宾都说过，海外侨胞在海外投资方面可以为中国做什么，我想在策略方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华人华侨在中国的对外投资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海外的天然资源方面的投资比重相当大，我觉得在知识和创新方面也可以加大一些投资，因为这可以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在知识产权方面，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跟其他的合作伙伴方面，可以对以知识为主的方面加以重视，因为这方面对我们未来的发展相当重要，在政府的财力大力支持下，就可以引进重要的机遇。在加拿大有不少的大学或者是研究性的领域都在不断的产出新的技术，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在北美的成就是相当大的。在很多以知识为本的工业中，科学方面的领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在健康的产品方面，它也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因为新产品的开发全部要依靠以技术为住的工业，如果投资在这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在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双方都达到双赢的局面，比如说核子医药、生物医学等等方面都可以为中国带来很大的合作空间。全世界在核子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加拿大最近关了一个核子反应的测验堆，很多专家在寻找另外的方法，寻求核能之外的更加好的能源，科学领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做各种人的测试。

　　曾经在国外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多资深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很重要的专家团队中，他们都能够做比较高级的职位，有很多都是最受尊重、最受信任的专家、领导，所以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使中国在科技方面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主持人：接下来进入今天上午论坛的第三个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将具体探讨中国海外投资的新的方向、新的战略，其中我们会特别提到社会责任的问题。在昨天晚上颁奖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很多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之后，应该把自己当成本土企业，真正把自己做成一个当地的本土企业，越是本土化，越是国际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就包括如何为当地尽好一个社会责任的话题，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和三位非常知名的中国的企业家给我们分享具体的经验。

　　首先有请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竞委会主席俞晓松先生为我们做演讲。

　　俞晓松：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在中国海外投资论坛上与大家做一个要求。中国的海外投资的数量，昨天有很多嘉宾都提到了，但是那是官方的数字，实际上真正在海外投资的数额比那个还要多，因为在早年的时候，中国是控制海外投资的，所以有些资金是偷偷的到外国去进行投资的。现在中央政府提倡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中国企业面对的海外市场是很复杂的。全世界20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小、市场、语言、风俗习惯都不一样，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市场。今天要给诸位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中国的企业到任何一个国家投资、办企业，我提议你的高管层先想到自己是一个本土的企业，而不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因为你那个企业是按照你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注册成立的，就像外国到中国来办的合资企业，温家宝总理说，你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人，是和中国其他的不同成份的企业一视同仁的。第二，不管你生产的商品是本地销售还是转口到世界各地，要注意做好环保，你生产的商品不能是侵犯产权或者是假冒伪劣的，即使你不在本地销售，也会对你带来不良的影响，认为中国的企业是糟糕的企业。第三，要善待员工，尽可能多地使用该国、该地区的人才。我们看到到中国来的三资企业，他们第一轮使用中国的人才，这些人才在企业中都得到了培养、得到了锻炼。我们到外国去投资，也应该更多的使用当地的人才。第四，要适应当地的民俗、习俗，对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做出企业的贡献。因为如果你不能赚钱，最后这一点你是做不到的。最后，你还要想到你是一个中国出去的企业，企业当然是要追求最大利益，我建议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家，你到外国去办企业，假定你是赚钱的，那么能不能像商店促销一样，你本来可以赚100万，但是你可以少赚20万，把这些利润留在当地，这样为你今后在当地的发展可以留下很好的印象。

　　主持人：谢谢俞晓松先生的演讲，我们也感谢俞晓松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非常言简意赅的把非常精准的信息传递了出来。接下来有请商业部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志乐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王志乐：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大会，陈经纬先生能够组织这样一个大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今天想就一个问题集中谈一点看法，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时候，应该说是不缺钱的，还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最近我担任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中国专家，我认为中国企业面对新的挑战，就是合规经营的问题。大家注意到!今年以来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中国公司有30家左右被停牌、退市，上了世界银行黑名单的有5家中国企业，在9月份，中国一冶进入了这个黑名单，他们为什么出问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合规性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要想成功地走向世界、可持续地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不光是中国的企业有问题，国际上著名的老牌的跨国公司也有一些问题，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被罚14亿美元，还有将近20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涉及行贿案，当然这个事情按照中国的标准并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有的公司为了推销产品，请中国公司的人到美国去考察，考察之后去旅游，按照现在的国际标准，这是行贿。而且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加大了这种反商业贿赂的动作，大家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到2009、2010年有12个大案，最少的罚款都是将近5000万美元，而且美国在去年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鼓励举报公司行贿或者是违规的现象，如果举报成功，将把罚款的10%——30%拿出来作为奖励。这么有力度的奖励，就鼓励了美国的公司内部加大了反对腐败的行为，今年7月1日，英国的《反贿赂法》提出了一个新的罪名，如果你这个公司没有防止贿赂，就要对你的公司采取处罚。

　　像这样一些新的动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它的底线是什么?是合规。什么是合规呢?“合规”是从英文的“compliancc”翻译过来的，它表示要遵守公司总部和经营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要遵守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另外还要遵守企业员工的职业操守、道德规范，如同孙大使提到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当然这个合规，广义的讲，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要全过程的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当然，当前国际上强化的是反对商业贿赂。所以我们研究所对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对在发展中国家(包括缅甸、老挝、柬埔寨、非洲)的投资案例进行了调查，我们感觉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企业必须关注的，如果不解决的话，你的竞争力就有可能因为不合规而被抓住，世界银行罚了你以后，你在今后几年中将不得参与世界银行的项目，所以我们要从一定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跨国公司过去往往借助本国的武力去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后来是通过不公平贸易，甚至也在发展中国家做一些不合规的商业贿赂，但是现在国际上在抓了，而且非常严格。如果说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去”，就要求我们达到这样的标准，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可是你怎么办?你能要求世界给中国企业一个机会，再搞10年、20年的腐败吗?你认为不公平，可是你没办法，只能按照这个国际标准去做，而且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昨天晚上公布的5个经典案例，像中远、中联重科这些企业在国际上已经做到了合规，中远甚至被美国国会授予“民间大使”，中联重科被意大利的总统授予“莱昂纳多奖”，表彰这个公司在意大利的成功。我们中国企业如同我们这30年和平崛起一样，我们完全可能合规地走向世界，避免老牌跨国公司曾经走过的道路，当然这个要求非常难，所以我希望中国的企业今后在这方面可以有所提升，打造合规的文化，全面地强化这种责任，包括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也包括合规的责任，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出现在世界，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成功地走向世界，可持续地走向世界，我提出这个建议供参考，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志乐先生的演讲，王先生的演讲谈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刚开始我提到，奥巴马说中国需要成长起来，希拉里说美国要直面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占了WTO便宜，但是没有足够回馈世界的形象，这些政客们的说法背后有很多的政治原因，但是在企业界确实也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刚才王先生提到的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公司的形象问题，前不久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纳斯纳克的CEO也说，目前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些行为还没有对中国企业的信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再持续一到两年，可能整个美国工商界对中国企业都会有一种不同程度的永久性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判断。

　　接下来进入今天最后的几个主题演讲，这几个主题演讲都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都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经典案例，首先为我们演讲的商业领袖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由于这个会议是在香港召开，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

　　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年的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这一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被郑重提出，这一年四川的四个兄弟辞去了公职下乡，他们从养鸡起家，两度成为福布斯的中国首富。今天，四个兄弟中最小的弟弟带领他的新希望集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希望集团在越南、菲律宾都有很多的投资，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回报，但是在他们投资之初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努力的做技术、做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性人员，刘永好先生带领新希望在海外投资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做法，接下来掌声有请刘永好先生为我们做演讲。

　　刘永好：大家好，作为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案例，新希望集团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走出去的一些酸甜苦辣。中国加入WTO10年了，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探索也10年了，新希望集团在“走出去”的探索方面也进行了10年，10年前我们在中国的农业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在饲料加工方面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之一，我们在考虑怎么样可持续发展，我们能否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个资源求得新的发展，于是我们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我们去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去到一些发达国家，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我们的优势不大，因为他们的市场已经高度饱和了，通过竞争，已经筛选出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这时候过去，难度会大一点，然后我们到了菲律宾、印尼、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我们更有优势，这些国家的竞争不够激烈，这些国家的很多投资者都是外国投资人，他们在中国也办了很多的工厂，在前期的竞争中我们没有输给他们，不但没有输给他们，还远远跑过了他们，这些美国、日本、泰国的企业在中国与我们的竞争中，我们跑过了他们，我们有了底气。我们10年前开始在越南投资，工厂建好了，生产非常顺利，结果产品推到市场受到冷遇，当地的用户告诉我们，我们的产品要卖必须要低价，说美国、日本的产品如果卖100元，我们只能卖50元，我说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质量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们这么便宜?他们说，在越南市场，每一样中国的产品都没有超过日本产品的半价，中国货是半价货，给你半价是对你的抬举。我们就投资一些设备，用我们的产品跟他们的产品进行比较，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产品深得当地老百姓的认同，我们在越南不断建立新厂。我们用同样的办法走到菲律宾，然后又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现在我们在东南亚已经有十几家工厂了，我们用同样的办法、用同样的信心，用同样的努力，用同样的诚信赢得了市场的尊敬和认同，在这些国家，新希望的品牌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品牌，成为一个高质量、高诚信的品牌，我们的价格也得到了认同。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中国制造赢得了品牌。当然，这几年中国企业的质量也不断提升，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将会以此为基础，乘胜前进求得新的发展，我们开始在中东投资发展，在埃及的工厂很快就要建成，我们开始到非洲投资，在南非，我们的工厂正在选址，下一步我们将会以每年7—8个工厂的速度在海外投资，我们的区域将会涵盖亚洲、中东、非洲。我们探索在中欧投资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吃了太多的苦。法律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政策不同，每个国家大不一样，在这个地方要吃太多的苦，比方说孟加拉国，这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这个地方的市场巨大，但是困难也非常多，规则、制度不够健全，怎么样克服这些问题，怎么样走一个阳光发展的道路，怎么样树立中国企业、中国制造的品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拦路虎。要投资，人为先，我们在中国设立了新希望的MT，招收了一些优秀大学毕业生，我们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培训计划，我们把干部送到日本、新加坡学习，到今年为止，我们送到新加坡学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个，我们不但培养人，我们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和办法，我们在海外的员工收入相对比国内要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本地的员工，把本地的员工当成我们自己的员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断开始在海外做投资、建工厂，我们最近在新加坡也成立了新希望海外投资的总部基地，利用当地的政策、地缘和金融的环境，能够把东南亚的工厂都并到这个公司，作为一个海外的总部基地来投资发展，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举措。第三个举措，我们正在联合一些国际的优势企业做海外投资的并购和发展。今年我们收购了新西兰第二大的农业上市公司，这个公司有100年的历史，前任新西兰央行行长做这个企业的总裁，我们通过收购这个公司，把他的技术、优势的产品带到全球，同时我们把中国企业的精神，把我们的市场带给这个企业。另外，我们成立了新希望海外投资公司，而新希望海外投资公司，这个月将在北京宣告成立，由新加坡淡马锡投资，有美国的ADM公司投资，有日本的三井物产投资，由我们新希望的团队来管理，进行国际的并购，通过实体投资，区域总部的发展和国际基金产业的投资，我们把它组合起来，我们海外的路子将会走得更快，走得更好。我们不但走得更快，还要走得更加规范，我们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我们用我们的规范、阳光、正向、积极、勤奋、努力去开拓，不断开拓国内的市场，也会开拓国际的市场，我们主体从事农产业，在中国市场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发扬光大，在其他的国家做投资。我相信中国海外投资峰会的召开会是极大的推动和促进，我们也会进一步在海外投资，在这方面我们走出了一些路子，有些经验，也有一些案例，有一些辛酸苦辣，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

　　主持人：谢谢刘永好先生，刚才刘永好先生的演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非常详实的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在海外如何投资、如何拓展，如何在当地树立良好的形象，如何在中国成功之后在海外拓展。

　　接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海外投资的经典案例，也是昨天晚上拿到首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奖的中联重科的董事长。

　　中联重科2008年收购了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制造上意大利的CIFA公司，现在中联重科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今年初，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先生获得了由意大利总统亲自颁发的2010年莱昂纳多国际奖。这也是中国企业家首次得到意大利的这个国际奖项，在事后，詹纯新先生曾经说过，中联重科就是要通过走出去，成为一个世界级企业，我们掌声有请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先生。

　　詹纯新：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并与各位共同探讨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究竟要以何种姿态参与海域的发展，以实现自身的进化?在此，我想与各位分享的是中联重科在国际化实践中的一些体会。中联重科是一家专注于工程机械研发制造的上市公司，我们在2008年收购了世界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意大利CIFA公司，从而跃居混凝土机械全球第一。三年来，中联重科与CIFA公司实现了全方位的协同，在极大提升我们自身国际化指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欢迎和认同，今年1也，意大利总统把莱昂纳多国际奖颁给了中联重科，因为他们发现中联重科不是远征军，也不是为中国人新建唐人街的，而是和他们一起让罗马大道更加舒畅、和谐，中国企业要国际化，也一定要本土化，就是要遵循国际规则，融入当地文化，做当地的企业，而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考量的是我们融入世界的心态和姿态。

　　中联重科把它归结为三个关键词，即“包容、共享和责任”。所谓包容就是尊重、理解和主动适应，我们认为包容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包，也就是含，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们需要海含他人，通过改变自己，而不是试图改变对方来融入当地的文化，这体现的是企业的胸怀，无论是技术合作还是企业并购，我们需要跳出中国人固有的思维去换位思考，想要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听懂当地的商业语言，用海含他人的行为去弥合东西方文化差异。第二意思是融，也就是纳，要吸纳对方优秀的成果为我所用，提高自身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体现的是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我们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以后，快速消化、吸收，再创新了CIFA的技术，使泵车质量和稳定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全球最长臂架的80米泵车创下了基尼斯记录，CIFA公司成为继全球研发平台和发达国家市场拓展支撑点于一体的桥头堡。只有具备快速学习的能力，才能收获更多的话语权，提升掌控能力。中国企业出海远航首先遇到的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而包容赋予的正是这种胸怀和学习的能力，我们只有学会了海含、海纳，方可出海。

　　所谓共享就是坦诚、开放、合作。海外投资不是经济殖民，不是文化殖民，不是谁买下谁，谁征服谁，而是要在共同的愿景下，建立共同的利益体，实现共同的发展。在整合CIFA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感受到了共享带来的整合力量，收购CIFA公司的初期，CIFA公司的员工和团队对即将到来的变革怀有各种各样的心态。沟通效率很低、执行力很差，我们制定了CIFA的愿景，并对股东团队进行鼓励，形成了共同体，工作团队才完全发生了改变，所以说愿景的共享让目标一致，利益的共享让人心凝聚，共享、共创才可共赢。

　　所谓责任就是企业“走出去”之后，要在当地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要在企业承担应尽的责任，海外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商业行为的评价标准不应仅仅是经济指标，更应该包含责任指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才能赢得认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在2008年收购CIFA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大幅裁员，但是我们没有辞掉一名意大利员工，反而让CIFA在中国的中联总部增加了一个员工，中意员工在同一个平台上工作，形成了厂中厂的模式，不仅化解了CIFA的用工压力，而且实现制造平台的共享、制造工艺的提升。责任往往是相互的，企业对员工负责，员工必然对企业负责，责任于是演化为一种双向的承诺，收购至今，我们没有更换CIFA的管理团队，而是赋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这种信任带来的回报就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面对同行多次邀请，CIFA没有一名骨干员工流失，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CIFA管理团队主动减薪，甚至自筹300万欧元增资入股，与公司共命运。在中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CIFA公司已经在欧洲同行中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今年1—10月，经营业绩实现了同比增长39。这便是责任的力量，这便是基于责任的相互成就。

　　“包容、共享、责任”实质上是放低身段，以谦卑示人的境界，是一种海纳百川，相互成就的胸怀，这也正是中国企业正好地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软实力，是中国企业更和谐地融入世界产业生态的新姿态。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两位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有着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我们分享的企业家，之后还有两位来自媒体界的同行和一些意见领袖给我们做一个回馈，今天上午会由美联社和路透社两位亚太区的高管就中国海外投资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和他们的建议给我们做主题演讲。

　　接下来演讲的嘉宾是一位80后的企业家，同时他也是经纬集团的执行董事、主赞助商的代表陈亨达先生，他是我们今年年会上最年轻的一位演讲者。

　　陈亨达：大家好，我作为经纬集团的一位成员，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是在香港出生，在加拿大受教育的，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工作。虽然我的样子比较年轻，但是我的心智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对很多东西都很关心，我们希望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我们也希望制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在全球的环境下，投资虽然可以创造财富，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更加持久发展、更加和谐的社会。现在在很多不同的层面都要求更加和谐的社会，但是每个社会真正的草根阶层的要求面对着很多的挑战和问题，怎么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呢?我觉得一些非营利的机构可以与大家携手合作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也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除了经济上的增长，我们也要积极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把企业这方面的意识提高了以后，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一些行动对很多人会产生很大的改变，企业不能只为了赚钱，更多的要承担社会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更长远的责任。当然这不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目标。中国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也有很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急需企业协助解决。

　　我虽然从小就在国外长大，但我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是龙的传人，所以我决定用中文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其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很像，在石器时代人们抢来抢去，可能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但是都是为了生存，随着人类慢慢进步，慢慢的文明，法治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些现象越来越少，我们如果要好好生活，就必须学会遵守游戏规则和每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尤其要学会如何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人的企业，从而调整我们的策略。随着中国的发展，全球化是无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层面塑造了很多好的形象，而很多问题发生在草根阶层，非营利机构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企业也要协助政府建立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长远来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将给我们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的嘉宾是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建中先生。

　　龙建中：华菱钢铁是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虽然我们在国内比较大，但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还是一个小企业，所以我们对澳大利亚这家世界第四大铁矿的投资，采取的是小股权、长携矿、市场价的投资方式，这样就避开了我们在很多方面的不方便，我们比较好地融入了那个社会。我们和FMG在股权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之后，他每年给我们1000万吨矿石，拿这个矿和中国远洋公司签订了COA，延长了产业链，这样的做法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股权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之后，我们又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的人走出去，把FMG做大，有利于全球铁矿石的平衡。2010年6月份，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的建立下签订了这个有中国元素的澳中企业的总协定，中国企业总投资80亿美金，包括地质勘探、工程测量、铁路、港口、码头、矿山设备等等，可以使更多的企业围绕这一个项目大家共同受益，越做越大。

　　近年来，FMG和华菱形成了中澳交往的一个比较友好的开展，它的矿石90%销往中国，同时在中国采购了20亿美金的设备，FMG还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主赞助商，这几年外事、外贸相结合，使我们通过一个项目创造了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同时我们在那儿办土著人学习班，树土著人的标兵，他们对我们还是很欢迎的，所以中国外交部长在全国外交工作会议上说，华菱集团在澳大利亚做得好。谢谢各位!

　　主持人：接下来请出两位媒体界的同行，也是全球知名的大媒体亚太区的高管，来跟我们谈谈他们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形象，首先有请美联社亚太区的商务总监玛丽亚。

　　玛利亚·荣森：各位尊贵的来宾上午好!中国通过引进外资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发展，现在中国企业又在进行对外投资，中国的机构投资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很多中国企业已经计划进军世界，中国企业正在与全球的竞争对手竞争，包括他们在欧美以及日本的竞争对手。在全球化的时代，传媒扮演着重要的观察者的角色，我们不断地在见证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消息在全球被普遍的报道，有些丑闻也在传媒中进行报道。在10年前，有些泄漏的美国国家机密文件都被放到互联网上，让大家都看到，这些情况对一些国家也有一些挑战。有些企业进入一些国家投资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这些情况。你进入一个国家，要做到入乡随俗，做好你的宣传，使你的企业有一个正面的形象。如果企业出现了丑闻，就会考验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都可能被传播出去，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散布正确的资料。我们正在进入大众传媒的时代，任何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拍下来，然后上传到网络上。中国的一举一动现在都被世界紧紧关注，现在中国对能源方面的需求，尤其令世界非常关注，而中国的投资者在寻求新机会的时候，他也在注意媒体的消息，这是相互的。

　　主持人：中国的海外投资确实是在全球媒体的关注、记录，并且在评论下成长的，今天请出上午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路透社亚太区的执行总监塔拉·约瑟夫女士。

　　塔拉·约瑟夫：大家好，好高兴来到这个年会。我想谈谈作为媒体，我们怎么看待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问题。作为路透社的一分子，我们对于报道这些事情有一定的准则，我们一切的报道都要做到准确，无论是电视上的转播，还是文字上的转播，我们并不是为了单一国家的报道，而是将全球的观众作为对象。举个例子，我们怎么看中国石化和巴西签署的一个港口的合作。我们在各地有特派员，收集了相关的数据，做成图表，然后对其进行分析，把相关的事实都列出来，把它的历史、现在的情况，以及发展的趋势都呈现出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举足轻重的，他们越来越多的新闻是关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和推测，我们作为媒介也是紧密观察它的发展的，也做出一些报道。

　　另外我们报道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注重准确性，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怎么样将这些故事呈现出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有一个团队去考量信息的准确性，对于这件事情有一整套背景的资料呈现出来，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报道的准确性。当我们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严格的资料来源，另外，我们不会因为谣言，而根据市场的传闻去进行报道，我们会根据这些传闻进行探讨，以此考察它的准确性。我们一定要与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探讨，经过他们的确认之后，我们才会报道这些事情。如果有些不便透露的线索，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也有一定的准则，一定要是某人跟你亲口确认某件事情确实发生了。现在有些人就根据网上或者是微博上的资料写一个报道出来，但是我们作为有责任的媒体，准确性方面我们一定要能够保证。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特派员，在亚洲、美洲、欧洲几乎每一个港口都有我们的特派员，所以我们的任何层面的报道都可以涵盖。

　　主持人：谢谢塔拉·约瑟夫的演讲，中国海外投资的故事肯定会继续的进行下去，全球的媒体也会高度的关注，而且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经济充满不确定的周期里，每一个中国海外投资的行动都会被全球热议，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所准备，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下午2点半继续平行论坛。

　　前沿市场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机遇

　　时间：2011年11月16日下午

　　地点：香港会展中心201A会议室

　　主持人(芮成钢)：今天下午的论坛主题听起来比较复杂，我有一个提议，今天下午这场论坛结束之后，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讨论的时间就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这个论坛的主旨演讲比较多，特别缺少互动的环节，今天下午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尽可能把这个环节做得互动一些，所以我想请台上的嘉宾，尽可能把主旨演讲的时间缩短，留更多的时间和现场的嘉宾互动。

　　我们这个话题的意思就是，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投资机遇。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一些海外投资，詹纯新先生他们是投在意大利，而刘永好先生他们是投在新兴市场国家。今天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现场的朋友，除了新兴市场这个话题之外，所有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问题，大家觉得有观点需要分享，或者觉得有问题需要提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它讨论完，大家有关于海外投资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首先介绍一下台上的嘉宾，今天有两位专程从北京赶到香港的驻华大使，一位是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先生;墨西哥驻华大使Jorge Guajardo。同时还有关于中国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学者，他们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Rajawali亚洲基金会执行主任张伯賡，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沃利先生。

　　首先请台上的4位嘉宾，每个人就这个主题，以及所有中国海外投资的主题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之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互动。我也顺便给印度驻华大使提一个问题，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上有一个大象和龙，大象代表印度，龙代表中国，说的是印度PK中国，哪个经济体会统治世界，这个话题在西方的媒体中大概出现了5年，总是把中国和印度比，说印度的平均年龄很年轻，中国在变富之前会变老，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有很多不一样，总是想把印度和中国对立起来，但是我觉得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是高度互补的，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考虑，而不是像媒体上说的，我们是对立的，我不知道大使先生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苏杰生：大家下午好，这个峰会主要讨论中国的投资在海外发展如何。是谁需要出去、为什么要出去，这是我们要问的两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跟您分享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公司要去印度寻找投资的机会呢?在未来的10到20年，印度的增长会越来越高，也因为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需求由此产生。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呢?你回顾一下中国的发展历程，然后你就知道现在印度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公司才会来印度投资呢?我见过很多有意来印度投资的公司，比如说有电讯的公司，你如果要在印度投资，然后占领一定的市场，那么你一定要建立一些本土的制造业。印度在很多地方跟中国比较是有很多不足的。

　　印度经济的主要需求在哪个方面呢?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它有很多方面是注重铁路发展、矿产的发展。如果这些发展光是在印度进行投资的话，我想印度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在进行投资，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发展得很成熟的市场。当然，如果像胡主席说的，一定要“走出去”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得更加完善。正因为印度市场不是特别的成熟，中国的公司如果在那边投资，才会因此而有一些特别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的投资公司在印度应该要做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应该要避免的呢?我觉得在这个产品方面，一定要对当地的市场有很充分的了解，而且要能够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当然，产品也要有比较高的品质。当然，你说“走出去”是连基本的人才、工人都带去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好的一个方向就是找一个当地的公司跟你合作，这样互动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当地的公司熟悉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社区，这样来做，你成功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另外，你在进行当地投资之前，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投资网络。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很多国家把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认为互相都是强劲的对手，我觉得如果大家加大彼此的合作，其实会带来双赢的局面，会将对方的竞争力提高。其实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对印度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印度对中国有很多不了解的情况，我们对中国有很多的偏见，我们之前有过战争，当时的伤痕有一部分还存在，在商业方面，中国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是很强大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们的商业团体最多的投诉是什么，就是他们在中国的市场的发展有限，在中国我们希望能够抵抗贸易保护主义。我希望我们能够放下历史的包袱，为双边的关系带来新的发展。事实上我们常常只跟同一群人工作，所以在我们的商业行动方面，我们要想想怎样找一些平衡点。

　　主持人：谢谢，请墨西哥驻华大使发言。

　　Jorge Guajardo：我们与中国没有任何的边境纠纷，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我想谈谈对于中国在我们这边投资的一些观点。我们希望所有的公司来到墨西哥的投资，我们有很好的自由贸易的条件，我们跟美国、欧盟、日本、中美洲的国家都有很好的贸易往来，墨西哥出口全球75%的市场都是零关税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厂商可以考虑在墨西哥建立生产基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化的问题，美国现在还是中国比较大的出口目的地，但是他们经常在贸易上攻击中国，不停地争论是否要对中国征收更多的关税。我不会为美国在政治方面说话，因为这并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在墨西哥的生产商就不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条例保护外商在墨西哥的投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当然，我们没有印度和中国那么大，但是我们也是全球第11大的，我们的市场也很大，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我们的外商投资量比中国和印度更大，这证明墨西哥也是外商投资的很理想的地点。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补充一点，刚才提到外商投资的风险，我刚才也提到中国投资者投资时关注的一些情况，墨西哥总统决定要让国内的治安稳定下来，我们很关注墨西哥国内的情况。

　　Jorge Guajardo：我们墨西哥在这方面的确是有些问题的，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我们也出口很多的枪械，国内也是有一些打斗的情况。如果你要出口到一个国家，你不应该去攻击他的问题，我们通常在中国听到，大家认为墨西哥很危险。其实墨西哥的杀人率比巴西等国要低，我们差不多排第四，跟委内瑞拉比较，我们比他们都低。中国很多投资都在一些更加危险的国家，比如说利比亚，或者是苏丹，这也是很危险的国家。墨西哥的这些犯罪问题都是国内的问题，它不会攻击到外国人。我自己住在北京，我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我4岁的女儿也在北京上学，在中国也会听到一些毒奶粉使小孩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不是说你在新闻上看到有很多杀人的消息，就说明有很多杀人的事件发生。墨西哥的外商投资率还是很高的。

　　张伯賡：我们也认识到墨西哥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跟墨西哥的关系却成长了，变得更加成熟了，在墨西哥最大的外商投资的国家就是美国。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很正面的，墨西哥跟美国的互相了解是很好的。首先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投资上面的问题，文化上的差距可以跨越，它需要强大的意志，还有就是长期的战略规划来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类似的一些问题，他们需要面对，就是在成长方面遇到的障碍。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讨论中看看两个宏观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正在成长中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各种问题，美国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来越接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现在美国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第二个趋势是新兴国家不断的发展，我们可以可以看到这两个很清楚的宏观趋势带来影响。

　　这是中国的近邻俄罗斯远东和中亚地区的地图。

　　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这些好邻居的增长是相当迅速的，比如说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在过去10年增长了几倍，在前沿市场方面，科技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十二五”时期，中国在能源方面的需求还将扩大很多，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在能源方面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市场的转变。因为我生活在美国，在与我们临近国家的交往下，我觉得这种发展可能要面对很多的问题。中国未来如果要注重能源方面的发展，或者环保方面的发展，它面对很多的问题，因为它在技术或者人才方面，暂时还是缺乏相关的人才和技术，很多的研究机构对此做了很多的研究，希望能够将他们的才能展现在新兴市场上。美国当然有它的魅力，我觉得中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双方融合一起，达到双赢的局面。虽然短期内我们会有政治上的纷争，因为明年美国会进行大选，所以政治上的纷争会出现一些影响，但是长远来说双边还是可以再进一步发展的。

　　约翰·沃力：从欧洲开始，将近100年间，它们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兴市场国家，它们之间的断层是相当明显的。说到我们今天的议题，很多的资金流向了中国，但是中国的资金也以非常快的速度流向了其他的市场，中国本土的对外投资数以倍增。欧洲市场方面的对外投资因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现在出现的是负增长的情况。

　　在前沿市场方面，以印度来说，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印度的人均GDP可能只有中国的35%左右，它在原料提供方面并没有特别显著的位置，但是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现在经过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之后，欧洲方面的增长已经出现了负面的情形，北美方面的情形或许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正是因为其他的主流市场有了这样惨重的经历之后，印度、中国这些本来不是主流的国家的发展在未来就会出现非常显著的转变。印度有15%的出口来到中国，之前可能只有3%左右。再回看一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再跟韩国和日本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有相似的路径。现在我们在能源方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的方向可能是比较注重技术型的，比如说能源方面，或者是电讯方面的发展，甚至于是旅游方面的发展。这几年的经济衰退之后，中国的服务业显得越来越重要。

　　主持人：现在进入提问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台上的4位嘉宾不一定对每一个话题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一下，包括关于印度、墨西哥，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话题，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话题，大家愿意跟嘉宾互动的，可以把你的观点提出来。

　　提问：我来自北京的一家公关公司，我想问印度大使一个问题，我毕业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有很多来自印度的同学也在中国的大学跟我们一样学习，我们的关系也很好。你会不会继续提供这样的相互交流的计划?

　　苏杰生：谢谢你的提议，虽然中国和印度两国有交换的计划，但是目前我们主要的问题是学生人数不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很难解决，虽然说我们想在对方的国家做生意或者是投资，但是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不是马上就能很快解决的。比如边境上的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有些印度的学校，我们除了学习印度语之外还会学习英语或者使其他国家的语言，当然现在我们也在印度开展了汉语的教学，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熟悉中国的语言，也帮助他们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也需要了解印度的本土文化。

　　提问：我想问墨西哥驻华大使一个问题，谢谢你给我们提供很有用的资讯，就是关于双边的贸易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情况，墨西哥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你提到巴西的犯罪率比墨西哥还要高，目前我们跟巴西有几个投资计划正在进行中，他们的犯罪率比较高，可能是由于墨西哥在新闻报道方面是公开的，跟墨西哥不同，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巴西的犯罪率比较低，而是墨西哥的报道比较多而已。

　　Jorge Guajardo：我不是叫你不要去巴西，巴西的人均杀人率的确是比墨西哥要高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报道比较少，所以大家不了解这些情况。美国有比较多的媒体资本，他吸引了全球的媒体关注，对他们进行报道，在美国的媒体也会关注墨西哥的情况，墨西哥的杀人犯罪比较受人瞩目就是这个原因，巴西的媒体没有这么多，所以在这方面的报道也比较少。

　　现在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多时候被误认为是成功的故事，我不认为巴西的例子是一个好的例子，巴西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一些商品市场的东西。中国将他生产的商品出口到巴西，据我所知，巴西也很担心中国出口过去的产品。中国生产这些成品的生产商，还有他们出口这些成品的商业计划，我不觉得很多国家会不停地购买中国生产的产品，却不去问他们的利润，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进口中国的产品时有很多的疑问，目前还没有国家质疑墨西哥出口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对于想在墨西哥生产商品的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约翰·沃利：在印度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有85%都是印度出口的原材料，这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在经济交易方面，应该是双方都要交易贸易上的利益，这本来就是交换的性质，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为贸易的性质而惊讶。我能够理解到这个情况，全世界都有本地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的争论，我们称为经济上的“地震”，这个情况已经维持了差不多10年。虽然中国不停地成为全球的生产基地，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很多时候我们要在市场中寻求不同的产品，然后在贸易中找到平衡。

　　Jorge Guajardo：我在中国不同的地方旅游，我会宣传墨西哥，也会了解中国的不同地方，我有一次去辽宁省一家公司，他们是负责建筑的，他们将建筑物出口到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公司可能有一些误解，他们觉得楼房建起来也可以拿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在墨西哥生产的话，你就不需要那些出口的成本了，你直接在墨西哥生产就可以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很多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产业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会有一些以生产设备为本，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要用大量人力资源来生产，他们说因为这些人可以代替能源的成本，其他国家是怎样呢?你可以看见他们尝试去找到一些新的能源的代替体或者是找到一些新的合同。我觉得中国的生产商应该设想一下怎样将他们的商业模式出口，就是说他们应该考虑到其他的国家生产。

　　主持人：我觉得你可以跟国际经贸组织提出。

　　提问：我说说在非洲看见的关于中国投资的问题，我们觉得来自中国的投资很缺乏整合，就是与非洲本地的社区和企业家缺乏整合，这在将来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主持人：你可不可以说得在明确一点，你说的是哪些企业?

　　提问：进口一些老旧的设备或者是一些技术转移的方面，我们预计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来到非洲。

　　张伯賡：这是很好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应该与外地的经济体有很大的整合，我们之前已经强调了这些问题，你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刚才也说了，中国政府也正在努力改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苏杰生：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在非洲的整合程度反而比较高，因为有一些印度人住在非洲，也是相当的本地化，所以我就可以提出，印度和中国在这方面比较不同，其实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公司都尝试融入非洲的社会。

　　约翰·沃利：研究显示，过去三年，在非洲国家的投资大量的增加，当中有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目前正处于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经历这种经济上的地震之后，会有很多的负面影响，我不是说不要处理这些情况，而是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主持人：目前有传媒报道说中国想在非洲制造自己的殖民地，我们也知道美国在传媒报道方面的资本比较强，但是无论如何，所发生的情况是没有人强迫非洲人将某一种商品卖给中国人，永远都是有一个渠道，我们可以做这种政治上的讨论。但是这种商业活动也是很大程度地被政治化了。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张先生，中国在原料、科技方面都有很多的争执，中国公司如果想投资在科技领域，您对此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外国对于中国企业购买科技的公司时有没有歧视呢?

　　张伯賡：肯定有一些公司会有一些歧视，因为这个问题是长久性的。很多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会有一些限定，另外就是媒体对某些问题过分的渲染，中国的公司如果想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的话，会遇到重重的困难。其实很多的市场都欢迎中国的投资，但是在政治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是十分敏感的，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还是十分受欢迎的。

　　主持人：应该说现在美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降低失业率，如果中国在美国进行投资，肯定会制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方面不可能不欢迎这些投资。

　　张伯賡：工作机会当然很重要，在欧洲的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高达2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他不想让中国投资就能做到的。

　　提问：到明年，京都议定书将会结束，要采用哥本哈根协议。中国有什么推动力，使它在新科技发展方面进一步推动?我们80%的发展是在本土的，只有20%是对外投资的，这些投资在新兴国家方面是否可以说是一种试探性的性质呢?

　　张伯賡：不管是什么协议，如果我们现在不减少用煤的话，我们将会面临相当大的全球性的危机。政府如果有一些补助，这当然是很大的帮助，如果这样的话，市场上的接受性也会好一些。

　　约翰·沃利：我回应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领导的大国，那么你加入这个协议或者是遵守这个条文的时候，就会做出相关的退让，这也是一些推动性的条件，可以使中国走向前方。哥本哈根的这个协议虽然说是一个协议，但是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到2012年之后，我们要看有没有进一步的变化。有的人会质疑，我们每年的排碳量会不会减少40%，很多人都觉得80%的能源要来自可再生能源，中国可能没办法做到。但是如果中国每年持续10%的增长，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排碳量就要增长6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遵守哥本哈根协议呢?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到未来四五十年，它的变化是更大的，有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危言耸听，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是会发生的。你看到某些数字，它在未来是相当恐怖的。

　　苏杰生：我有一个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提议，欧美发达国家总是劝我们这些新兴国家减碳，但是怎么取舍需要自己考量，其他的主流国家的经济一直在下滑的时候，他们之前的承诺呢?是怎样面对这样的危机呢?我们老是说中国和印度在互相竞争，对于我来说，气候变化应该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关注的话题，对中国和印度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最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公司在国外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呢?很多做环保节能的公司，他们可能会面对某一种问题，印度在中国的风力发展方面的投资也是相当不错的，主要面对的就是配对不太平均的问题，我们在风能应用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很难说直接去印度做生意，而不在中国做生意了。

　　提问：我们现在想去美国买土地，进行投资，做房地产开发，想看看在法律方面的限制，税收、土地使用方面的限制等等实际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家有这种想法，我们的资产也就是不到10个亿，我们要去买地，看看有没有法律方面的限制。

　　张伯賡：虽然我是台上唯一的美国人，可是我不是做房地产的。我在美国有买房的经验，他们有不同的土地用途，你要很清晰地说你的土地用途，这是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注意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国的消费者在美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将来这个议题也会被政治化，在拥有物业方面目前还没有特别的限制，主要就看理解的问题，理解这个法规就可以拥有了。

　　主持人：在有些国家这方面的限制少一点，这还得请教专家。

　　提问：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在中国的对外投资方面还有一些阻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一些区别，可不可以说说有什么差异?

　　约翰·沃利：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们想想看，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人他们没有接受受过很高的教育人，他们用很多的劳动力，我就想，为什么不把它用在其他国家呢。我们看看目前为止的一些成功的例子，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例子是不成功的。我们应该重新计算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我们要考虑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这些都成为他们的障碍。

　　苏杰生：印度的经验有所不同，有一些大的公司去海外投资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市场，如果你不在当地生产的话，就很难在中国以外供应产品。有些公司会选择走到印度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会寻找生产地，然后希望能够控制品质。还有就是出口的名誉的问题，有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出口就会受到很多的审查，而在其他的国家生产，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必要性。

　　提问：大家好，我是香港联合资源公司的代表，最近很多中国公司去外国投资，但是他们的结果不是很好，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中国的公司有什么好的意见?说在在中国和印度生产，很多人认为商品价格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都会这样。美国经济就是从19世纪末起，大概5年左右有很多商品都在很高的价位，这些情况会不会在未来10年、20年在中国出现?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会改变，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成长放缓，我想了解你们对商品价格的意见。

　　张伯賡：刚刚举行过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峰会，你提到的这些价格问题都是受市场习惯和资源分配影响的。

　　约翰·沃利：经济学家的预测不准是出了名的，在商品价格方面，比如说原油价格，现在还有一些石油资源法国被发掘，如果发现一个新的石油供应的地方，对石油的价格也会有影响。石油的库存也会影响到它的价格。我们看到价格方面有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像1970年代的情况不会再出来，不至于那么不可控。

　　主持人：我们进入最后一轮讨论，大家请所有有问题的朋友都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再请台上的嘉宾一起回答，那么每个人最后一次回答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问题都说出来。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问张先生，很多人说媒体对有些问题有一些渲染，这些报道对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投资公司真正的影响在哪里?张先生主持过很多类似的高峰会，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们举办类似的高峰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大概的情况。

　　提问：我来自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目前在这些前沿市场方面的地产投资情况如何?

　　提问：我想请问苏杰生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印度的签证的问题，之前在印度的工作签证，影响了很多在印度投资的项目，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继续是这样的，还有没有改善的可能?第二，跟能源有关方面的任何签证，都很难在印度拿到工作签证，因为不是直接去投资能源方面，只是给能源方面提供一些设备，这种的工作签证现在有没有可能拿得到?

　　提问：美国方面会不会出另外一轮的QE?

　　主持人：现在来一一回应一下，首先请印度大使。

　　苏杰生：有两个问题是跟我相关的。即使有政治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公司来印度，我们都是欢迎的。很多媒体都报道过这个政治性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商言商，我们始终是以商业为主要考虑的。中国的公司还是很愿意来到印度进行投资或者是与我们进行生意上的来往，所以不要太在意政治方面的问题。签证问题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这是肯定会存在的。很多时候中国的公司投资过来，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工人带到印度，这与印度的法律是相违背的，你在当地投资，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因为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除此之外，其他的签证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Jorge Guajardo：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我们甚至是大力地邀请中国的企业来墨西哥投资，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的中国公司已经停止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但是这个情形在墨西哥并没有发生，他们在墨西哥的投资，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投资，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也一直在邀请中国的公司来墨西哥投资。另外，中印现在在签证方面有一些问题，在墨西哥方面，我们会改变一些对华的条文呢?我们现在是多次往返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从这方面你可以看出我们墨西哥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是非常欢迎的。

　　张伯賡：看来并不是只有和美国在签证方面有纠纷。在美国的政治纷争，肯定有一些公司会因此而牺牲，最近有一个州的市民质疑州长说，为什么你跟中国有那么亲密的交往?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尤其是在政治化的情况下，我觉得政治的问题肯定会在某一些领域造成一些人的利益受损。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举办这届高峰会，就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主持人：中国现在在美国的投资跟日本80年代在美国的投资碰到的问题有没有类似的情形?

　　张伯賡：这个情形并不太相同。

　　主持人：当时美国对日本的投资有没有产生什么恐惧性的回应?

　　张伯賡：当时日本的投资是相当多的，现在工业方面的情形也有所改变了，现在高科技的项目比较受人关注，它不像日本的公司一样，去买一些大的品牌。

　　约翰·沃利：我觉得不太可能再出一个QE。虽然目前欧洲的债务危机很严重，但是它所占GDP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日本在这方面是相当惊人的，差不多200%。在制定全球化的经济政策时，中国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目前的外汇储备相当充足。因为他持有的很大部分是美国的国债，它未来数年的回报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这是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意大利把40%的GDP用在福利方面，而中国只用了大概1%，所以他们的体制是不一样的，这就变成他们考虑的问题非常不一样。另外是政治方面的考量，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以希腊为例，它缩减开支的提议已经进入到第三轮，但是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说到房地产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房价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是持续每年10%的增长，它的市场就变成了一个房地产的市场，人人都加入房地产行业，这个行业就不是很健康的产业，就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那样的泡沫经济，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的。泰国、日本都经过房地产的崩溃，如果持续炒楼的话，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危机。在中国买房子，现在首付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是抵制房价蹿升的一个措施。

　　台下：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政治家有很多政治上的考虑。任何一个美国领袖都会代表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肯定会说，我们应该找一个方法跟中国合作。这样我们讨论到中国的对外投资，其实美国会感到恐惧，他们也害怕很多中国的投资进入美国，以前日本进入美国的时候，美国也是同样害怕的。在投资方面，我觉得美国人要建立中美之间的互信关系，然后我们才放心让中国进入。

　　主持人：谢谢你的意见，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