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财富网专题首页
2012大连·中国经济论坛
1
1
  股指期货刚开始开的时候,一天要做几百次交易,因为就是挂篮子,稍微高一点就抛出...[全文]
1
  融资和套现严重了损害了资本市场,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声誉,损害了资本市场成长的基础。...[全文]
会议信息

主办:大连市企业发展研究会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新商报社
时间:2012年5月26日-5月27日
地点:大连万达希尔顿酒店
网络直播:

嘉宾演讲
大连市副市长曲晓飞致辞

  今年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改革与开放——经济发展源动力。我们充分征求了学界、财经界仁人志士的意见,最终确定的主题依然与改革有关。...[详情]

大连西太平洋石化董事长李玉臻致辞

  当前大连市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蓝图,深入实施开放引领转型发展,民生优先四大战略,全面推进三个中心、全域城市化和三个聚集区建设...[详情]

周其仁:中国宏观调控手段充足

  未来看,宏观上看中国是不缺手段的,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做了预先的调整,由于供应量偏大,中央人民银行不断的提高准备金率。...[详情]

龚方雄:中国发展靠土地资源货币化

  房地产产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又让中国有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货币化,这就是中国的土地资源。...[详情]

Tatiana:欢迎公共设施投资

  从国内角度来说,我们将会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比例,继续致力于减贫和国家财富的不平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投资来投资到公共设施当中...[详情]

Peter:政府和企业应共建公平环境

  全球化意味着很多的机会,这会增加我们彼此的依赖度,现在每个人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大家要一起合作来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详情]

夏华:企业家必须思考创造力管理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程有一个重大课题必须研究,就是关于一个企业创造力的管理,其实最好的制度就是对人们内心创造力的呼唤,有一种管理是其他无法代替的——氛围管理。...[详情]

樊纲:经济调整已经接近底部

  现在大概是最痛苦的时候,可能现在是最低的时候。这几个月着陆到一个位置,可能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可能就是这几个月的现象。...[详情]

吴晓求:套现严重损害资本市场声誉

  融资和套现严重了损害了资本市场,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声誉,损害了资本市场成长的基础。观念必须变化,要从套现融资变成...[详情]

叶檀:高频交易越来越频繁

  股指期货刚开始开的时候,一天要做几百次交易,因为就是挂篮子,稍微高一点就抛出,稍微低一点就买进,完全是高频交易...[详情]

袁岳:服务是产品附加值上升的核心

  服务最先产生的东西是在空间中对自己生活品质的重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产品要想增加附加值...[详情]

企业家的安全感与安全
 

  王璞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创始人

  倪捷:我国产品标准制定不透明

  田文昌:民事纠纷刑事化之风愈演愈烈

  张雍:企业家不安全感来自有法不依

  王伟东:要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任希峣:长远看“安全问题”并不悲观

 

 

倪捷

 

任希峣

 

田文昌

王璞

 

王伟东

张雍

 

中小企业的“钱景”与民间金融的前景

 

  赵艳红:初创期企业需注意完善财务制度

  赵浦:应设立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

  邢天才:建议中小企业捆绑上市解决融资难

  沈琳:中小企业要提前做财务规划

  周汉:信息不对称造成企业融资难

  王庆:创业时期融资最难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刘鸿魁

刘鸿魁 刘鸿魁 王庆 王庆 周汉 周汉 赵艳红 赵艳红 赵浦 赵浦 徐浩然 徐浩然 邢天才 邢天才 沈琳 沈琳
文化产业的远景与真实变量

 

  华视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利民

  哈尔滨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局长 杨晓萍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 王亚非

  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 王长田

  新商报社总编辑 马力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执行总裁 陈向东

李利民

袁岳

 

马力

 

王长田

 

王亚非

杨晓萍

  

        陈向东

 

 

 

 

 

新技术 新模式 新产业:经济发展新动力

 

  雷菊芳:互联网和药业结合可造福人类

  姜鹏明:任何产业都要符合生态经济规律

  于波:互联网提供低成本高效解决方案

  刘明明:寻找市场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肖志国:企业要时刻把握社会需求

  于德海:用户对产品最有制定权

  张冰:技术应该为需求服务

张冰 张冰 于德海 于德海 于波 于波 于扬 于扬 肖志国 肖志国 刘明明 刘明明 雷菊芳 雷菊芳 姜鹏明 姜鹏明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确定性投资机会

 

  叶檀 知名财经评论家

  王立新:企业要学会满足市场需求

  冯华伟:市场创新带来投资机会

  王庆:网上商店将会取代大卖场

  刘宏:公募基金行业没有创造价值

  葛亚君:林权投资时机已经到来

  杨磊:跟风投资非常危险

杨磊 杨磊 葛亚君 葛亚君 叶檀 叶檀 王庆 王庆 王立新 王立新 刘宏 刘宏 冯华伟 冯华伟
继续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吴国迪:政府应加大机构调整力度

  樊纲:资源性收益应收归国有

  吴晓求:社保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王农:中国官员不安全感非常强烈

  苏敬勤:政府应逐步放开市场准入

  蓝新国:国企改革需要产权多元化

  王均豪:应破除限制民企的“玻璃门”

  谢祖墀:开放有利于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

谢祖墀 谢祖墀 王均豪 王均豪 苏敬勤 苏敬勤 蓝新国 蓝新国 罗振宇 罗振宇 吴晓求 吴晓求 吴国迪 吴国迪 樊纲 樊纲 王农 王农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资深财经媒体人罗振宇

  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副司长邓天佐

  华复拉丁理董事总经理Erik Bethel

  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一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李维安

  中国北车董事长崔殿国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

  博斯公司高级专家Bill Russo

Bill Russo Bill Russo 王庆 王庆 崔殿国 崔殿国 罗振宇 罗振宇 邓天佐 邓天佐 李维安 李维安 李一 李一 Erik Bethel Erik Bethel
文字实录

  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

  改革与开放:经济发展源动力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我是大连电视台新闻主播张洪,在这里我谨代表主办方大连市企业发展研究会、新商报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全国性的经济论坛,我们大连中国经济论坛经过三年的飞跃的蜕变,如今已经成长为少数几个广受政、商、学关注的高规格论坛,今天参会总人数也超过了500位,首要进行主旨演讲和参与对话的嘉宾接80位,议程上增加了两个主题午餐会和四个分论坛,我们这届论坛和上届一样,支持微博,大家可以随时把感受和见解通过微博呈现出来,操作方式可以参见大屏幕。这两天头脑风暴中大家或多或少会有所收获,对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首先请大连西太平洋化工集团董事长、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主席李玉臻先生致欢迎词,有请!

  李玉臻:尊敬的各位参会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在以王健林先生领军的万达集团新建的超五星级希尔顿酒店举行,我们前三届都是在富丽华大酒店举行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连最好的酒店来召开这个论坛会呢?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各地、社会各界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仁人志士,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交流平台。

  首先,我代表论坛主办方对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财经界、金融界的朋友们表示欢迎,希望大家在大连在度过充实而愉快的两天。创始于2009年的大连·中国经济论坛,那时的金融危机形势发展尚不明确,于是我们把第一届论坛主题确定为大危机推动大变革,相信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将推动全球性版图变化,此后两年的主题分别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战略以及新格局下的经济形式,通过这三个主题、这三年的论坛,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改革是其中的关键事务。它在化解金融危机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本届论坛的主题:改革与开放,经济发展源动力。在策划和确认本届论坛时,我们充分征求了学界、财经界仁人志士的意见,最终确定的主题依然与改革有关,也充分表达了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时间延长至两天,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话题更加开放,侧重于经济领域的相关内容,包括中小企业融资、房地产发展、资本市场投资、新经济模式等话题,还增加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以及涉及企业家自身发展的,对这个话题,我想各位更格外关注。当然,本届论坛的另一个主题词:开放,包括改变发展的开放,部分领域对民营资本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等等。我们希望大家发表真知灼见。

  经过三年发展,大连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越来越兴旺,各地远道组团来的人越来越多,前三届论坛来自国内学界、新闻界、财经界的领导在舞台上与大家分享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看法、批判和推测,其中很多观点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随着论坛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参会人员的国际面孔也越来越多,组成也越来越多元化,今年来自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驻华公使衔参赞Tatiana Rosito女士,以及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代表Peter Clever先生都讲发表观点,同时我们的老朋友周其仁教授、樊纲教授等都将发表主旨演讲,近70位财经界人士将参与主题论坛环节。

  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作为植根大连,发展全球的高端论坛,在论坛成长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地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为此我不仅表示感谢,我更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更希望我们本届论坛能为中国经济论坛高端财经界深入了解大连,为大连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机遇。

  最后,我祝愿大家在大连能度过美好、幸福、愉快的两天,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主席,我们的论坛已经是第四届了,如果说有一些成绩的话,也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和在座各位领导的关怀,接下来有请大连市副市长曲晓飞讲话。

  曲晓飞: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值此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隆重开幕之际,我谨代表大连市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关心大连城市社会发展的各位嘉宾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感谢。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唯一的全国性经济论坛,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改变与开放,经济发展源动力,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和引导意义,我相信这届论坛的举办必将进一步汇集和总结各界精英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保障提供更加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各界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大连作为东北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改革开放国家实施东北振兴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辽宁省的领导下大力领导下,大连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GDP平均增幅近年来保持在15%以上,2011年全市GDP投资双双突破6000亿元,当前大连市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蓝图,深入实施开放引领转型发展,民生优先四大战略,全面推进三个中心、全域城市化和三个聚集区建设,努力把大连建设成富庶、美丽、文明的国际化现代城市。

  我衷心希望大连中国经济论坛成为我市与各界精英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更希望各界嘉宾对我市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供真知灼见,使大连在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上,迈出更大的步伐,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各界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曲市长。那我们今天这一天的议程安排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现在是主旨演讲时间,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原定的主讲嘉宾是六位,由于王健林董事长今天临时不能参加,改为五位,主题演讲的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增加到35分钟。第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有请。

  周其仁:谢谢论坛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是“寻找新动力,发现新机会。”要理解这个新的动力和新的机会,我们要对现有的经济格局和现有经济格局的动力和机会做一点讨论。现有的经济格局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一个世界,两个海平面。高的海平面是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达到3万、4万美元,人均收入、社会保障总的是全球的高位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有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较低的海平面,这个世界这两个海平面在过去的发展进程当中发生什么变化呢?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从互相很少来往然后变成开放和全方位的来往,这好比在两个海平面中间打了一条通道,这件事情中国是领头的,中国率先实现低海平面国家实行开放战略,这是80年代早期的事情,1990年印度也实行开放,1991年前苏联垮台,苏东经济开始进一步开放。那这个开放就把两个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经济体,开始有了来往,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大量的向新兴市场国家投入,这也是中国开放的时候,预想到的一个变化,因为当时中国决心开放就是看到我们的底子薄,如果我们不开放,完全靠自己,经济增长会非常慢。但是开放以后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变化,是原来没有想象到的,就是低海平面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有大量的产出品向发达国家输出,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的工厂,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这样的资本、技术和产品对流,释放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然后让两个海平面的经济增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原来的低海平面开始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二位,人均的收入水平从开放初期差不多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上升到差不多20%。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的大时代,这也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时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最伟大的机会。

  那么,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很多不平衡的地方,突出的就是全球的贸易格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图上这条蓝线是美国的贸易情况,这个当代最强大的工业国从94年代以后,它的贸易就开始出现了逆差,最高的年份逆差占第一大经济体的7%—8%,图上的红线,中国的顺差节节升高,最高的年份,2007年,中国的顺差占中国GDP12%,这个对全球的经济平衡带来挑战。

  所以IMF的总裁在2005年就提出了全球失衡的改革,他们担心一些国家累计巨额的顺差,一些国家有那么多的逆差会导致全球贸易方面发生重大的问题。这里面要理解,中国是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以前是10亿人口,8亿农民,迅速变成有众多制造产业发展、众多制造产品出口的国家呢?一般人认为是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因为根据2002年美国一个经济小组的调查,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美国是21.11美元,中国是64美分,平均算下来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工成本的3%,所以认为中国是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时代成就这种看法非常的流行。我对这种看法一直有异议。因为如果再往前看,从2002年再往前推10年、20年,中国的人口更便宜,中国的工人的工资更低,农民的收入更低,技术人员的工资也不高,但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国产品出口,我认为仅仅用廉价劳动力理解中国上一个发展阶段优势、动力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要理解中国的出口的优势,制造业形成世界的经济,我认为是综合的成本优势。第一,当然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所以我们的要素价格是长期非常低,这也是另外一种表达。收入低就是成本低,但是光靠这个因素不能成就世界工厂,中国能把要素组织成产品是要经过一套经济体制,经过一套经济组织,那么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很便宜,但是我们的体制很贵,贵到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想,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把经济组织的成本显著的降低了,这也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源动力,这个低成本加上要素的低成本,经济就开始发力,当然这两个因素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肯学习,过去多方面关门,我们很多产品不会做,很多技术掌握不了,很多商业模式我们毫无概念。但是,把经济的门打开以后,中国人是肯学习的,我们为教育、为技能、为再一度学习,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最后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而开放又降低了中国、中国公司、中国人学习世界最先进经验的成本,容易学。所以,我的看法,中国在全球崛起、改变世界格局、导致全球新的不平衡当中,中国因素来自于综合的成本,不是单一的一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经历发生了改革。那这样的话,世界的经济流程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累计越来越大的顺差,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吸引了全球的直接外资投资,这个量流入了中国就开始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增加我们就必须去购买大量的美元资产,我们和印度,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亚洲国家,大量去购买美元资产,就导致美元、美国的负债大幅度提升,很多资金转了一个圈又流回美国,导致美国利息非常低,投资消费非常旺,又开始支持它的逆差,就是通过赚很多钱买全球提供的产品,这个产品在2007年之前运行不够,虽然IMF很早以前就警告这里面有某种不平衡,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带来风险,但是直到2007年预言的危险一直没有出现,而2007年出现的危险也并没有发生在贸易领域,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的贸易当中,它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出乎意料的发生在美国的核心部分,发生在美国的金融业、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偏多,是美国发出的美元经过全球又流回到美国,这过量的资源除了带来经济的繁荣,也会带来金融上的风险,所以从次贷引发了整个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包括冲击中国的出口和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理解上一个10年到15年,全球由于两个海平面的打通,带来的增长模式,客观上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我们高兴就有,不高兴就没有,是累计的经济流量,经济运动当中摩擦矛盾的典型,这个开放从中国来说,成就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货币也发的越来越多,原因就是我们在开放当中形成了由中央人民银行通过基础货币来维持中国汇率稳定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出口导向经济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带来了投放货币量偏高、偏多,然后可能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影响消费者物价。这个数据表明我们货币量的增加,2002年到2010年的8年时间里,中国的MQ从不到19万亿增长到54万亿,同时以不变价计算的GDP从12万亿增加到40万亿,广义货币量大大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高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这个一定会对我们的市场价格,会对我们的广泛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料都会发生突变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流程,巨大的顺差、外资、热钱进入中国会带来变化就是基础货币,进入市场以后,当某些资产不足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很高的抬起,一不小心某些时段冲击消费,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180亿美元,到2010年左右的3万多亿美元,这是巨大的成就,也预示着我们过去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运动的方式,非要做一个调整不可。如果不调整是不可持续的,带来的矛盾会把成就改变。所以2003年以来,过热的现象从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宏观调控的任务非常重,不断出台调控市场的措施。这个背后就是我刚才讲的全球运动,国内的货币运动带来的必然现象。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房产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土地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这些也给我们埋下所有债务危机的基础,因为债务危机,我介绍的这本书是IMF研究部主任,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们搜集了66个国家长达8个世纪的危机,表明金融危机、金融违约、债务违约在人类金融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虽然每场危机的道路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事经济的主体无论是国家、公司、个人,当好的时候会更好,当经济出现不太好苗头的时候会过于悲观,这种心理上的起伏导致在经济热的时候会过量的负下债务,会过量的承担债务的负担,但是等到经济开始往回调的时候,水落下去的时候,石头就会顶出来。所以,就会让一些国家、一些公司、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很多家庭面临债务的危险,这也是我们一直说2007年以来这场危机是资产负债国的危机,只有美国最厉害,为什么会出危机呢?就是当经济好的时候,特别是当流动性充裕,货币供应充分的时候,资产价格会往上走,越往上走会使我们的行为更好,这时候多负点债,甚至是谋取更多财富的手段,因为可以用负债的杠杆形成更高的资产。但是,经济总是有起伏,当落下来的时候,资产价格是软的,这时候当资产价格往下掉到时候,负债就会成问题。这个局面在全球、在中国都形成了,因为前段发展的太多,流动性太充分,资产价格连续往上涨。应对资产负债危机非常重要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稳住这个水面,不要让水面很快落下去,中国今年经济的方针是稳重求进,我的理解是首先要稳住这个水面,如果经济大幅度下去就不好,同时要好好的消化、化解高经济增长时期的债务。所以,欧债危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从危机到政府救市,到政府过量的负债,到市场开始怀疑政府的还债能力,是一环紧扣一环的,而欧债危机会让大量的资本回流还债,这在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已经看到,欧盟是中国第一大的出口国,前三个月对欧盟的出口是下降的,而中国是多少年来,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优势,当然从4月份的趋势我们看到经济下行的风险增加,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经济从客观上在转,客观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是我们过去成就带来的问题,不调整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未来看,宏观上看中国是不缺手段的,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做了预先的调整,由于供应量偏大,中央人民银行不断的提高准备进率,我们降了两次以后中国还有20%的法定准备金率,经济下行的时间货币政策是有很大余地的,如果让这个量里头重要的一块进行结构性理顺,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或者刺激措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连续过去十来年都是比较热,所以宏观调控的措施下了大力气,政府对市场实行了很多管制,这种管制如果经济下行的时候松动这些管制,我个人看法,不认为中国的宏观面出现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在微观上,因为无论地区、行业、家庭、公司,在过去的高增长当中都有偏高的负债,去看看中国的电力行业,我们的铁路部门,整个系统的负债率都非常高,我们再看地方平台,平台的负债量也非常大。我们再看我们的公司,无论是国营公司还是民营公司,因为在通胀较高、增值利率甚至为负的情况下,都负债。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走势开始发生变化,债务势头有可能今年、明年会对我们的一些行业、一些地区、一些公司产生一些严重的挑战。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机会在什么地方呢?我注意到这组数据,中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是51.27%,就是100人当中51人进入了城镇。这两个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世界平均的情况,世界平均情况是工业化指数26%,城镇化比率50%。也就是说相对于全球的工业化指数而言,城市化率高很多,将近高了1倍。我们再看发达国家的情况,所有中国主要贸易对手,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他们的城市化指数差不多都是工业化指数的4倍、3倍、2点几倍,在金砖五国当中,今天很高兴有巴西的外交官在此。巴西的城市化率也是工业化率的3.2倍,俄罗斯1.97倍,南非1.38倍,印度1.15倍,中国是最低的,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的马太小,拉不动工业化这部车,因为工业产品要经过物流、商业、服务才能变成最终消费品。中国的工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工厂,或者说是世界的车间,我们是利用的世界的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我们利用世界的服务力量,把中国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场。这个架构支持了中国过去的繁荣。但是,当世界市场低迷、需求收缩、收紧,复苏步伐缓慢的时候,这个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带来了问题,当然也带来了机会,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相对发展不足,我们还是缺足够的服务业、商业来带中国的制造业。从这个角度看,是我们过去那个时代形成的特色,也是我们今后要抓住的机会。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机会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市场低迷,但是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就没有发展中低迷。我们去俄罗斯看,我们去印度看,中国制造的产品在那个市场还是偏少,所以中国有一个向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要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也要通过把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的做法。我们去新疆看,中国的西部也有很大的潜在的国内能力,还有些国家基础设施都不够,铁路运量都不够,中国的货往那里运的运输能力也不够。可能需要中国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去投资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然后带动进口、贸易的中国制造品,中国在这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二个大的机会是对内,因为我们辛辛苦苦的一船一船的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我们最终还要服务于国内,造福于中国本国人民,这里头要调中国的收入结构,要扩大居民板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同时还非常重要,就是中国居民已经获得的收入当中,现在还有很大一块没有实现为市场,没有构成现实的购买力。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的商业、服务业、城市发展远远不足,因为到了今天的发展水平,工业品不能在街上就卖出去,工业要和服务结合起来变成最终消费。咖啡豆你能卖出去多少?你要卖布是卖不动的,要变成服装、变成品牌,变成个性的服务,制造和纺织业产品才能变成更好的需求,这方面夏华董事长会介绍他们的经验,我去广东他们的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任何一个行业、工业制造,如果脱离了和服务的结合,那是很难变成需求的,而服务结合还要有空间表达,需要一套政策支持,我们现有的政策、税收对商业服务业不堪重负,这个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当中调整过来,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要误解,不是把老乡的地强行拿过来盖上豪宅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结构,让原来处在低收入当中的广大人口转成高收入,转的过程当中增加供给,也增加需求,这样来消化工业品,创造下一个经济时代发展速度。

  概括起来讲,我今天讲的新的动力不是离开改革开放的动力,而是改革开放到今天必须要有新的举措,在推进对外、对内方面都要根据今天的情况,有更深入的改革和开放,我们才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机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周其仁先生,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主讲嘉宾是巴西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Tatiana Rosito女士,有请。

  Tatiana Rosito:所有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参加大连中国经济论坛,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我看到大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今天也是阳光明媚,我们刚才很多演讲嘉宾演讲的非常棒,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我的演讲过程当中看到巴西的一些变革。我想讲的是巴西和中国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国家,巴西在整个变革的经验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相关经验,在过去几十年是如此,最近几年也是如此。

  首先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体巴西的情况,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主要的经济的支柱,我们最近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对面对经济危机以及未来的挑战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我的演讲时间可能比较长,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因素,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怎样进行应对的?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地图,那么,巴西跟中国一样都是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多样性,我们大多数的人口都集中在海岸的地区,我们在南部和东南部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也是GDP最大的地区。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就像刚才周教授所说的,巴西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么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些挑战,因为这些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这些人口的迁移,人口迁移到东南部的城市,就产生了很多大的城市。从90年代开始,我们就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主要是想改进这些地区的不仅是经济的情况,更是改善我们人口的支柱和社会的一些环境。

  再说一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巴西在80年代之前增长非常快,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在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债务危机,也就是拉美的债务危机,也困扰了巴西几年时间,我们用了一些传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来恢复我们经济发展,当然跟我们国内一些情况有一些影响,而且我们的历史上一直都有很高的通胀率,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看到了通胀一直保持在一位数以内,而且我们也使用谨慎的财政政策,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下。这样也使得巴西跟世界的其他国家联系的更紧密,虽然我们的贸易数字可能并不是很大,跟中国是没法相比了,可能占我们GDP的15%—20%,但是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巴西在流动性方面,特别是在90年代的时候以及最近几年流动性的情况。这里面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巴西的基础数字,我们的人口是很大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在世界上排名第五。我们的GDP世界排名第七。说到人均产量我们是第九,收入我们只排在90名。也就是说购买力我们排到了第96名。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虽然有一些改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改进人们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不到一个月之前,我们是在里约开了一个会,跟大家讲讲这个会议上的精神,跟大家讲讲在巴西怎么样完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战略。

  巴西有很多的生物多样性,有很多水的资源,所以我们70%的农业或者植物都保留下来,我们占了世界上30%的热带雨林,而且97%的都是可循环使用的。这张图给我们显示了一下,我们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在世界上的排名情况,对于巴西来说,45%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8%,说到电力的供应,我们87%的电力供应都是来自可再生能源。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森林破坏也逐渐的减少,而且我们在重点的保护一些亚马逊雨林。在巴西的农业扩展跟农业砍伐没有任何关系,主要在巴西的西北部和中部,而且我们这些工业化的扩展也是对这些农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圣保罗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城市,而且巴西也是以农产品的出口而著名,比如说橙子、咖啡、大豆、牛肉等等,而且中国也购买了很多巴西生产的农产品,我们这些农产品的增加并没有以砍伐森林为代价而形成的,橙色的部分是农业种植土地的面积,蓝色的部分表示我们粮食的生产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土地的面积没有增加太多,但是我们的产量却增长了很多,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国家资助的科研公司和大学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我对巴西整体经济情况的介绍。

  下面再说说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的支柱,可以说是95年之后的支柱是什么。像我之前所说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决定下定决心要控制通胀,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设定了通胀的目标,现在一直在使用这样的目标和体制来控制通胀。而且我们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也通过了财政的责任法案,进一步的实施这种非常合理的财政政策,有一些地区如果他们不能改善经济指标的话,他们就不能发债。所以,这样就保证我们的财务的稳定。另一个支柱就是我们汇率的浮动,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发现市场上特别是消费市场是在不断的好转,在基础设施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点,而且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公司现在也投资于巴西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看到我们有了这些支柱之后,我们的GDP增长就很稳定,开始是十年之前差不多是2%左右,最近达到了5%左右的增长。这里面有一个图,PAC是我们增长的计划,我们这里边进行了很多公众的投资,是为明年的公众投资做了一些计划。

  跟中国相比,巴西大多数GDP是来自国内的消费,这些红色的柱子表示的是国内的需求和消费,虽然在过去的这一年投资增长的很快,但是这些国内的消费还是我们主要GDP的推手,我们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现金的转移,就使得人们手里有更多的钱进行消费。虽然,巴西是一个很大的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的农业在GDP的占比不到6%。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GDP是来自服务业,当然在这方面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们将克服这些挑战,要使我们的工业和服务业,更有竞争力,而且要在工业和服务业当中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再看看投资,这是我们面临的结构性的挑战,大家可以看到,投资占GDP的比例低于20%,而在中国的比例是47%或者48%,所以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投资,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公共部门有更多的投资,希望能够跟这些信用部门进行合作,跟这些外资企业进行合作,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投资。我们预计明年占比达到20.4%。这是我们投资的结构。有一些投资的项目都是跟私营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我们有很大的一些项目,油气方面主要通过我们的油气公司,也是国有的油气公司进行实施,而且中国在这方面也跟我们有一些合作,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卢拉总统来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就签订了一些石油合同,所以,现在可以说中国的这些公司是巴西油气主要的消费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达到了100多亿美元,而且我们在油气方面有很多的投资项目。

  在能源领域也是如此,现在在能源产业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公司跟我们展开了合作,比如说国电等等,他们都在巴西建立了一系列的重要投资项目,今天他们整个电力传输的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多公里,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投资项目,在社会住房方面也有很大的投资。在社会住房方面,这是巴西非常重要的基建型领域,当然我们在住房方面不能和中国相比,此外,在整个社会共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尽管面临经济危机,巴西的就业率还是在进一步增长,现在最近一些时间里失业率下降到不到6%,在过去的80年里,巴西的整个工资平均水平也是占比很高的,在减贫方面,在过去的几年里共有300万人口已经摆脱贫困。截止2024年,巴西总共会有7%的人口进一步摆脱贫困。这里面其中最感兴趣的发展动力,它的消费发展动力就是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今天中产阶级占整个巴西人口的50%以上。中产阶级的人口在过去的十年里翻了一番。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大不仅仅是由于平均工资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就业率的进一步增加,这也是由于很多现金流的一系列有益增长。此外,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基尼指数在过去的十年历有所增加,我们知道过去的十年里,巴西出现了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首次看到基尼指数出现了80年代的数据状况。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都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政策,来进一步减少这样一种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减少基尼指数的进一步增加,在财政政策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1999年以来,我们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财政盈余,盈余度在2%左右。整个财政预算是在受控的范围之内。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个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他们都是整个财政政策盈余的贡献力量,在巴西经常谈公共债务,在巴西一般把所有各方面的债务放在一起统计来看,现在整体的公共债务都在受控的范围之内。

  在2009年的时候,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公共债务有所上升,现在又在不断的下降了,公共债务已经显著的有所完善,我们看到在90年代的时候,截止2000年,大部分的国家债务与汇率相关的,巴西正是由于这点,面临着很大的影响,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动荡和不稳定性,再加上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影响,所以巴西也受到了一系列的影响。现在,联邦政府的一小部分公共债务是与整个汇率相关的,大部分的债务与通胀率相关的,通胀在巴西也是在受控范围,去年4季度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来进一步提高存款利率,减少通货膨胀,在2011年的时候通货膨胀下降到3%。巴西的中央银行预计在全球经济方面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当时他们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采取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政策,2011年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将巴西的通货膨胀进一步降低。我们看到自去年以来,巴西的通胀不足2.5%,信贷的扩张也是巴西比较关注的另外一方面,信贷的进一步扩张也可以促进消费现在从占巴西的26%上升到2011年的40%,现在人们都比较关注整个市场过热的情况,我们肯定这是与国际状况比较的信贷状况。在巴西的信贷包括私有产业的信贷仍然低于国际的水平。这只是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信贷状况比他们低,但是和新兴市场比我们和他们差不多,我们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和消费。

  这里面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存款利率,现在存款利率还是比较高的,从国际的角度相比,我们的整个汇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汇率也出现了一系列下降的状况,可以从曲线图当中看到,在2012年政府还会进一步减少汇率,也提高投资,贸易平衡这边也是比较好的,整个贸易状况来说,现在巴西很多公司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贸易方面出现了繁荣的状况,出口有所增长,增长了30%左右,出口高于进口,正是由于出口的增加,进口也随之而来有所带动。这里面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我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伙伴,在2009年的时候就成为中国最大的伙伴。自2009年以来,中国与巴西一直保持着贸易伙伴的合作。现在关于整个债务方面,我们也是非常不错的,在整个常规账户上我们也保持着非常好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幻灯片上,列出了巴西主要的贸易伙伴,过去的十年里,这些贸易伙伴的搭建对巴西产生了非常好的积极影响,每天有非常好的巴西人、巴西公司和国内外的伙伴共同组建、共同发展,比如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在2002年的时候,在整个巴西贸易额的比例来看,中国与巴西的贸易占了2%的贸易营业额,在贸易方面,巴西在整个亚洲都具有非常多元化的贸易产业。在北美、美国、欧盟、欧洲各国等等我们都有伙伴,在拉丁美洲等等我们也有很多的多元化的贸易伙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多元化的贸易可以为巴西的贸易产业带来多元化的发展,这样我们不会只靠一个国家进行贸易。

  巴西和中国的贸易正在繁荣发展,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关注一系列特定产品,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蓝色是初级产品的贸易状况,我们看到初级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正在不断增加,巴西向中国出口铁矿石、油和大豆,这是初级产品的一系列出口状况,中国在整个对巴西的贸易出口方面占了很大的比重,巴西越来越多的向中国出口这些初级产品。巴西和中国也认为出口贸易和合作要从初级贸易进一步拓展到其他领域。我们也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制造业产品,现在在整个贸易方面面临着一个汇率的问题,巴西是绿色的,我们看到它的汇率状况,中国的汇率有所上升,大家可以从柱状图当中可以看到,截止2011年7月份,巴西是目前整个汇率增长最大的国家,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在未来会稍微有所改变。这个汇率的进一步增加,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利率的进一步增加,第二个原因就是市场整体资产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加,这两点进一步促进了汇率的进一步增加。在巴西很多非常大的国有银行,他们整个资产量和流动量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导致了汇率的进一步增加。这个汇率的进一步增加,还会进一步增加,但是在最近的一个状况是我们出现了一系列巴西货币的一系列贬值,所以现在有很多重要的贸易和金融状况在巴西都出现了进一步发展,很有还多经济过热现象。所以,很多巴西的银行和巴西的政府他们都希望进一步控制在市场上的大规模的资产流动量,G20峰会也会就巴西和金砖五国的状况进行一些讨论,他们会讨论金砖五国,巴西和中国之间的汇率状况还有货币币值的状况等等。那么,所有的货币和汇率的相关状况会导致市场资本的动荡以及不确定性。

  所以,这些发达国家的恢复应该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好处,说到外资投资,我们的外国的直接投资占GDP的百分比是2.6%,而且我们也是外国投资的很大的接收国,我刚才也提到了从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投资国,在能源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投资,现在有很多中国的企业来巴西投资制造业,跟其他的新兴市场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这样才能保证资本的流动,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可以让一些资本流出巴西,我们知道中国和巴西在货币政策方面都有所变化,特别是在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而且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审慎的措施。特别是在外汇储备和信贷方面,采取了审慎的措施。现在,对于巴西来说,很大的一个风险可能就是汇率的不平衡,特别是我们的央行应该防止流动性过多,否则就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全球的经济复苏过程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当然,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巴西也经常跟其他的国家,不但是G20,还是金砖五国、金砖四国都在进行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国内和外部的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机会,从国内角度来说,我们将会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比例,继续致力于减贫和国家财富的不平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投资来投资到公共设施当中,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投资,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说到外部挑战,主要是说跟我们的这些过度的流动性相关的,刚才的嘉宾也讲过,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创新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资,对于巴西也是如此。我们有一个说法,科学没有国界,我们也送了差不多有10万个巴西的学生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送到国外去学习,让他们去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而且我们也还有一个竞争力的项目。我们的GDP是20%的增长,以后可能会增长的更快,我们在年初的时间会提高利率,从而减少国内的货币方面的压力。按

  最后,我想来说一说巴西和中国的合作,巴西现在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合作,希望以后巴西和中国能有更多的合作。

  主持人:下面请出的演讲嘉宾是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有请。

  夏华:大家好!因为我觉得刚才周教授和Tatiana Rosito女士都从宏观角度对今年的新经济形势下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阐述,我觉得不得不说每一年大连中国经济论坛都以极其精准的姿态切入主题,我想把视角拉回到一个产业、一个企业,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汇报一下新经济时代,所有企业和产业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有两大产业,刚才周教授说叫在中国经济的时代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我觉得零售业和制造业应该叫风清月朗,水落石出。所有的商业零售业,今年的集中反应是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人越来越少了?周教授说新经济时代应该有新的思考,我觉得闲暇经济时代作为一种新经济时代,真正是钱到来了。今年的五一,我不知道大连的商业,全国的商业在五一之后我接到了20几个变化,全是全国重点商业的变化,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人都哪去了?你会发现那些高级的、越来越多的SHOPPINGMALL人越来越少了,还有中国的制造业,转型提升,我觉得这次转型是非常高调的一个口号,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转型面临着巨大的难度,因为制造业想从原来的劳动力优势家成本优势,加局部的资源优势,转换成未来的品质优势和工艺优势难度非常大,不是一年两年,一个时间短,甚至一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的转型面临着三个巨大的问题,事不对、人不对、方法不对。为什么说事不对?大家这些年从事的中国制造业,是整个的一个产品的,甚至一个产品的阶段性加工,都不是完整的加工的过程,我们想向高品质制造业转型,我觉得这件事的难度非常大,去年依文有兴趣作为伦敦时装周的开场秀,中国要再次振兴制造业,这六年我们跟欧洲的167家原料工厂和制造工厂合作,而意大利现在也在制造业上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所以我觉得制造业在这次的转型提升中,关键最重要的是要找对方法,原来对制造业的管理,对流程的管理,甚至说对整个制度的管理,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前提,这一次转型我们必须去思考创造力的管理。我觉得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程有一个重大课题必须研究,就是关于一个企业创造力的管理,因为创造力管理,其实所有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制度、无缝隙的制度对人们内心创造力的呼唤上有一种管理是无法代替的,就是氛围管理,依文用18年一直践行的一种,因为我们旗下3000人里,因为有大概30%左右是设计类人才,设计师是最难管理的群体,整个一轮的制造业转型,无论从哪个方面转型,向自主品牌转型都必须拥有创造型人才,创造性人才不是靠留的,是要有良好的氛围。我非常喜欢泰戈尔的一手诗,是“如果你是飞鸟,我愿是你温暖的巢”,我觉得真的是拥有创造力人才的企业,必须建立起一种大家非常愿意喜欢、充满自有、充分创造空间的氛围,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创造力管理的几点思考,一个是关于心与境的管理。

  今天中国无论是大的产业还是企业都需要心与境的管理,中国的企业从高速公路驶向城市立交,高速公路容易,城市立交方向错了就会造成致命的错误。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健康的心态,一个持续发展和长久走下去的心态。境的管理,我一直说中国企业在这次转型中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要做品牌,甚至不单单要做影响中国的品牌,甚至想做影响世界的品牌,我说做品牌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每一个企业都希望给出更好的服务,刚才周教授说,所有今天的工业商品必须加上服务才能呈现新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在服务上,中国企业有一段路必须去走,不可跨越。所有老板都想给出五星级的服务,让一群住在招待所里的员工如何给出五星级的服务?如果没有体验过五星级的服务如何去表达和传播?中国企业必须完成这一课,在时尚行业我一直倡导官家式服务,在企业里实现员工在这个环境里的尊重,他才能真正的船舶,真正的让消费者去体验到。在这里我特别想讲几个心态,因为中国的企业都是从管事到管人到管心的过程,我说管事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出来18年的创业,前面的十年跟今天谈的主题无关,大部分是管事的过程,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在这个过程里,管事永远管不完,一件事一旦你介入责任永远是你承担。后来管人,我们不算在中国制造业里大的企业,但是3000人分布在60多个城市,包括在巴黎、米兰、伦敦,连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全,管人也不是我们思考的。昨天跟企业家有一个论坛,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大家谈人力资源部的管人问题,人力资源部在中国,一个企业大的人力资源部几十人,小的人力资源部几个人,去管几千人几万的人力资源规划和提升,我觉得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是要管氛围,是要做爱的规划,我觉得爱的规划非常重要,一个企业真正要给人们一个自由和温馨的氛围,我觉得人力资源部首先要思考爱的规划。因为在中国,我觉得管理学给了中国企业各种不同的管理学,给了中国企业巨大的影响。1994年开始我做企业,看过一本书叫请给我结果,所以我先学会管结果,学会让员工给结果,然后才学会管行为的。于是我们思考用什么样的制度,各种各样无缝隙的制度管人的行为,但是最后你会发发现人们怎么想才会怎么干,怎么干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我们是思考管心、管思维、管文化。今天无论哪个企业都会把企业文化提高到非常高的氛围,如果在今天我们在这里未来转型的一批中国制造业,应该反过来思考,先管心、再管人、再管事。在这里我说,一个企业未来创造力管理一定离不开境的管理加爱的规划,让员工在最好的氛围发挥最高的创造力。对每个企业都值得思考,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种智慧、三种心态和三种能力。

  第一种智慧是游戏的智慧。我一直说到今天,即使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知名的中国的企业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做企业别把它看成多深奥的道理,就是一个企业一场游戏,这场游戏里面所有的开始从投入开始,无论是我们创业者本人,还是我们的团队,不投入你不可能成功的开始这场游戏,然而这场游戏未来的是智慧还是可以玩大玩小,最重要的取决于,很多企业人们都投入了,一直在投入,但是一直在玩丢手绢,大家可以面对胸口想想谁可以一辈子玩一种游戏,于是企业适时变换游戏的玩法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坚守一个领域,但是要不断给员工带来新的感受和体验,这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境界,我觉得这个境界从我这18年的感受里非常清晰,因为设计师是非常年轻的团队,他们走进企业的时候,非常青涩,青涩到基本上听不懂人话,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出作品,但是你很难去走进心理去交流,突然有一天,我们因为企业每一年都有十年功勋奖,这十年功勋奖我们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设计师走上讲台的一句话,给我带来非常大大思考:她说她走上这个讲台只用了10秒钟,但是为准备这一刻,她用了生命中最精彩的十年。我那个时候在想,其实在座的有很多企业家,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沉下来思考一下,我们何德何能,让一群人跟我们一起玩了十年的游戏,以你喜欢的方式。所以我说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态,这场游戏玩了多久取决于这颗心有多真诚?从那一刻起我就思考,这场游戏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中国的企业想形成高附加值有巨大的创造力的企业和团队的时候,我觉得最高的境界是让我们每一个员工在这个尤游戏里,以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最终达成企业共同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十几年前我做企业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为同一个梦想,从心开始为梦而战,但是我觉得中国企业,包括产业里很多时候出现的状态是同床异梦,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今天新经济形势下,我们必须思考异床同梦,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床上,为同一个梦想努力,才能形成企业巨大的竞争力。

  第二个成全的智慧。我觉得这些年无论是产业还是企业,我们都发现从经济危机真正出现的时候,上次大家说抱团取暖,这次我觉得是送衣取暖,无论是产业间、企业间相互的成全,还是员工间、企业间相互的成全,企业最终靠成全员工而成全自己,成全别人才是最大限度的成全自己。今天新商业闻名下成全的智慧尤为重要。

  第三是交换的智慧。我认为名是总量的交换,每一个企业都说员工应该不计较得失,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一颗心,我是大连出身和成长的,后来考进了北京,留在了北京,创业在北京,我的家在瓦房店下面的一个小镇,我母亲没有多少文化,我14的时候母亲去世了,14岁之前母亲说了很多有道理的话,但是我记住的不多,有一段话对我影响非常大,这也让我做企业这么多年清醒的认识到交换的智慧,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共五个孩子,上面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长大以后好不容易赚钱了,我的家境有一些改善,这个时候恢复了高考,我母亲一个文化不高的女人,让他们所有的四个孩子都辞去了当时的工作,还算不错的工作,回来复习考试,那一年他们都考上了大学,我父亲一个人赚钱供这么多孩子,我在读小学,家里变得非常非常贫穷,那个时候我只有8岁,我一颗非常抱怨的心态,我和我母亲争论,说好不容易哥哥、姐姐们长大赚钱了,可以生活好一点了,你非得让他们去念书,你养这么多孩子,养大了不就是为了换钱吗?我妈妈说了一句话,至今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换钱不容易,换人一辈子。这是我这么多年做企业感受非常深的,一个企业可以用心去换人,一个企业真的可以把这个平台交给员工,让他们在这里有最大限度的提升和成长,我觉得是做企业最大的交换的智慧。所以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还有三种心态,我觉得面临今天的,我们大家一直在谈国际化,其实我觉得中国品牌在生下来那一瞬间,因为全世界很多品牌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从出生的一天就被国际化了,无论在哪里,我们面临的都是全球的竞争,这个时候企业家的心态非常重要,三种心态第一种是外行的心态。我一直说外行的心态非常重要,你只有踏踏实实做一个外行,才能让所有的专业的人在这个平台上放松的释放能量,每一件事我们都先说话,当我们一发表意见,无论如何别人都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去推翻你,所以保持企业家外行的心态,无论你是不是真的去了解这件事的本身,外行的心态都会让一群人在这里以更高效的状态和激情的心态去创造。

  第二个心态,地板的心态。我一直在比较自己,18年来,无论带10个人的团队,到今天几千人的团队,两种心态在大家的面前一个是很被问的事,一个是地板的心态,一个是天花板的心态,我觉得地板的心态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大家也舒服,才可以让所有的追随者一直往上走。而天花板是盖住大家的,地板心态对今天发展中的企业非常重要。

  第三个是挖井的心态。最近有很多文章说中国创业者里的92系和94系,无论哪个年代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以别致的梦想选择了行业和产业,这个土挖下去之后大家感受到非常非常不容易,在任何地方坚持挖下去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往往在这一刻,人们经常会告诉自己,也许会选错了地方,于是大家就换地方,以为换一个环境挖的更顺畅,我觉得挖井者最终的结果是要挖出水,而不是挖多少坑,我们的坚定才会让团队的人更坚定。所以,我觉得新经济时代更需要每个人有挖井的心态。

  三种能力,我特别想说对的能力。我经常对自己说放下自己的判断和认为才是成功的开始。今天的中国企业一直在探讨可持续,可持续力最值得思考和问的问题是对的能力从哪里来?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还是团队拥有了对的能力,经常因为某一个企业中的人或者企业家本人有对的能力,因为过往的经验和判断就对了,到底可以对多久?这是我们值得去问中国企业的一个问题,那个对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让团队拥有对的能力,让这里每一个弱小的声音都能够呈现价值,往往我们会发现,你的企业和团队都是一个人的声音最响亮,哪个人的声音最响亮会影响大家的方向,他对了大家就对了。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无论声音弱小还是强大,但是最后形成的共同的合力,在这种合力的支撑下,才可以对很久走很远。

  第二,学习的能力。这个我们肯定都有,如果没有,大家就不会这么多年都坐在这这么用心的听,用心的学,学习不是为了知道而是为了做到。大家其实都知道,今天包括周教授的很多观点,其实我们在听了、看了之后马上会知道,但是做到非常不容易,其实每一次学习我们都会比照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快修整自己和做到,真正每一位企业家都可以让自己发自内心的鉴定这个信念,快速的做到,我觉得我们才会真正的得到了学习的价值。

  第三种能力是爱的能力。我觉得在今天其实我们谈创造力管理,不得不说一种能够,我觉得创造力管理,我们更多说的,大家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和姿态能够引领团队,一呼百应,带领团队,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团队的管理者都要敢爱、能爱和会爱,我觉得不是术,不是一种方法,爱是道,如果一个企业坚守了爱的道,让一个企业和员工拥有了爱的能力,才会激发大家的创造力,大家会心甘情愿的付出换心满意足的得到,爱的能力今天尤为重要,包括企业间、产业中拥有一颗相对平等的爱的心、平等的心,对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尤为重要。经常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说,企业将走多远、能走多久,看看员工脸谱上的笑容吧,这就是答案,如果每个人非常高兴的在这里心满意足的得到,一定会。

  火是一阵子,活是一辈子。我也想对做企业的同仁和朋友说,成功是一阵子,生活是一辈子,这是生命中的大智慧,谢谢!

  主持人:谢谢夏华女士,接下来请出的主讲嘉宾是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代表Peter Clever先生,有请。

  Peter Clever: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和倍感高兴能够受邀参加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来代表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讲。我们的主题是改革和开放,这是至关重要的话题,我相信改革和开放是应对经济挑战的重要途径,是应对中国经济挑战和世界经济挑战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中国的发展是非常的快,而且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因为中国进行了开放,而且积极的加入到全球的贸易当中。我今天是作为一个企业的代表,我会来强调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使得成千上亿的人从贫困中脱离出去,也就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使很多人脱贫。这样就使得欧洲无论是政界还是公众大家都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中国在减贫或者削贫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于全球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这里面我想说,这也有助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表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不仅仅帮助了中国,而且帮助了整个世界。因为中国加入到全球的经济当中,就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以及促进了全球的和平。而中国的这种开放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当中,也收到了很大的利益,因为我是来自德国,不仅是德国收到了好处,欧洲的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因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也在扮演新的角色。中国不仅仅是生产,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欧洲的很大的投资国,不仅是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也都做了很多的投资。

  万达收购了AMC演艺公司,祝贺万达集团收购了AMC集团,因为这样就使得万达集团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进行一个展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收购也使得万达集团成为了西方一些媒体的头条,但这方面我们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交流,而且有很多文化社会方面的交流。所以,这种交流不仅仅是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而且来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比如说中国跟欧盟之间的交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和欧盟的经济社会委员会就有了一个圆桌会议,我们当时也提出了这种文化和社会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继续建立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一些对话机会,这种交流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和中国这种亲密关系的成就,特别是中欧今年2月份的对话之后,两国之间的合作的支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启动,这将会使我们的交流持续下去,我们的经济和贸易的对话,我们的战略对话将会成为我们的关系的另一个支柱。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了,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中国和欧洲已经建立了两个地方社会之间的一种信任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我们知道在欧洲的法国、德国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是宿敌,后来我们在接下来60年当中成为了很好的合作伙伴。这并不是因为某一次会议就造成的结果,而是说因为我们各个阶层的对话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当然,德法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利用这样多的机会促进这种对话。比如说我们与中国的圆桌会议上,我们当时就提出了希望社会团体或者社会组织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政治当中。而且,当时我们也强调这种社会层次或者社会之间的对话,比如工会之间的对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说道这种气候变化或者自然灾害,我们不仅仅是拿出了一些措施,能够尽量减缓气候变化,而且我们也让一些组织之间进行了一些合作来减缓气候变化,所以当时我们希望中国的政府能够让民间组织参与进来,从而让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权利。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关注那些落后的地区,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

  刚才说的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我想说的这样一个共识并不是说多明显,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对话,而且我们也达到了一些共识,就是让所有的这些社会的团体并不会对于政治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和平的解决方案,因为在现实当中,社会当中的冲突并不是说由第三方而激化的,而是说由第三方进行调节的。特别是中国要建立和谐的社会,更需要第三方民主的社团参与,比如说他们能考虑到家庭、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仅仅要注重这种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视个人的权利,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法制的环境之下来形成这种和谐。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全球化意味着很多的机会,这会增加我们彼此的依赖度,现在每个人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问题,现在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所以我们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准备,一个全球化的战略,对于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大家要一起合作来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我们希望在全球业务,希望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胜出。但是,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对基础的价值、基础的规则有深刻的认识、清楚的认识。比如说国际劳工组织就在1998年的时候发表了这些基本的规则,那么,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则,这种所谓的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则就是能够自由的组成联盟,禁止工作当中的歧视,禁止童工,这些规则都是我们基础框架之一,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应该遵守。今年日内瓦的劳工大会将会在三天之后开始,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会与这些社会组织和这些业主一起来进行劳工规则的实施。所有的国家元首也都同意这些基础的规则,所以,我也希望这些决策,也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决策将能够进行实施。这样在所有的国家来实施基础的公平的劳工规则,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遵守企业道德。所以,今天我也是作为企业的代表来做这样一个宣言和讲话,因为我相信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这还要求这些企业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的竞争当中。

  现在有很多的工具都显示出一些跨国的企业愿意尊重这些规则,这样这些组织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些规则,并且对这些跨国企业进行监管和监测,今天我主要是想强调2011年对跨国企业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代表了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海外竞争方面建立平等的环境。让这些企业能够在税收、人权、环境、社会以及消除腐败方面有共同的标准。

  这些原因是在不同辖区里面实施的原则,正是因为这些指导规则的实施,这些指导规则不会滋生任何纠纷,而是确保整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引导企业人士形成重要的价值观,除了这个指导规则之后,还实施了一个遵守指导规则的执行守则和通过这样一种彼此沟通和协调的方式实施的指导规则,可以帮助这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更好的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OECD的成员国签署了这样一些指导原则,除了OECD国家,其他国家也签署了指导原则,包括埃及、巴西,我希望中国也加入到这样的指导原则当中,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不断发展的重要投资国,中国在签署这样一个规则的基础之上,还会进一步打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会在签署这样一个规则过程当中获得很好的声誉,同时可以帮助中国在全球的视角上获得更多的声誉。女士们、先生们,声誉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和取得成功的话,我们需要声誉。一个声誉也可以帮助企业更加具有吸引力,对公司企业来说都是如此,对于国家也是如此。

  最近,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一个好的声誉会帮助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它可以帮助中国从生产型为主导的经济体到全球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体,我想大家都非常了解这块。我们必须要在从事投资的相关领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帮助我们实现很好的投资。我看到很多德国投资商都来中国投资,他们在自己的行为准则上和取得的收益上都得到了很多人们的认可,因此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行为能够成功。所以,所有的签署国以及所有的相关投资商,他们的声誉要源自他们的可靠,他们的产品的高质以及服务的高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一体化过程当中。但是,从长远来看,声誉也包括一个投资商如何实践地方的法律法规,如何以一种诚信的方式对待客户、对待合作伙伴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其实包括他们所在国的合作伙伴,签署OECD的指导原则,并不是说一种额外的负担,或者给一些国家带来额外的风险,并不会如此,相反它会给各个国家带来很好的经济机会。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想说一下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克菲·安南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让我们选择团结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团结全世界思想的力量,让我们选择和一系列有创意性的力量共荣,尊重企业家精神,同时考虑到那些弱势群体的需求和要求。克菲·安南说的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他也说到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的机会和挑战,是人们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全球化也可以进一步增加我们子孙后代的一系列的福祉,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共有的价值观支持全球化,我们也需要负责任的和公平的方式来支持全球化,我们必须结合责任、义务,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社会团体,以及国际相关的社会团体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沟通与交流,来共同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我非常高兴来到大连,非常高兴的看到很多相关的专家都在经济发展和变革上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这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主讲嘉宾是摩根大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龚方雄先生,有请。

  龚方雄: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大连出席非常有影响力的大连·中国经济论坛,我这部分的主题主要是讲世界经济的新变局以及中国稳增长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切中可以说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要点,就是说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那么,我们怎么来运用改革和开放,应对国际经济的新变局和中国稳增长的新挑战呢?首先要讲讲国际经济的新变局。大家知道最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大幅下挫,主要原因是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又有了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发展,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自2008年发生以来,一直是在不断的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这里面跌宕起伏,有的时候有好的发展,有的时候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最近,意想不到的发展就是希腊的大选,他的大选支持紧缩欧元区的政党没有能力有效的组成一个政府,而反对紧缩的声音说主张退出欧元区的政党在希腊日益做大。

  这里面让欧元区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选择性的挑战。什么叫选择性的挑战?到底是希腊会不会留在欧元区?这个问题现在不是政治家们能够解决的,现在是要等6月17日希腊再一次大选以后,看看希腊人民的选择,他愿意不愿意继续留在欧元区,留在欧元区的条件是继续它的财政整合和紧缩政策,也就是说他要兑现他以前的承诺,但是实现这个承诺,希腊人民当然要承受很多的痛苦,或者要做出一些牺牲。这种牺牲和痛苦,希腊的选民会不会决定继续承受这样的痛苦,还是选择退出欧元区。可以说,如果希腊的选民选择退出欧元区,应该来说不但对希腊,对欧洲,对全球经济都是巨大的灾难。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不是欧债危机问题的结束,而且可能是欧债危机深化的又一步,也就是说市场会担心到底葡萄牙、西班牙未来能不能成功的进行财政整合和财政紧缩,有效的缩减债务。如果骨牌效应继续向欧元区其他国家发展,那么欧元区的生存能力到底怎么样?银行体系能不能有效抵挡这个骨牌效应的冲击,会不会引起另一轮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系统性的风险,这个如果引发了的话,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一次深度的袭击。它的袭击可能不亚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现在欧元区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本来大家认为可能用5—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结构性的问题在于有一个货币的联盟,但是没有一个财政的联盟,这是一个怪胎,这种体制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欧元区如果要维持欧元的长期生存必须进行财政联盟和财政整合,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但是原来资本市场认为这一步可以通过5—10年的时间去解决,但是由于希腊选举的意外,让这个问题又提前了,这个结果有两种,6月17日希腊的另一次大选能不能成功的让他组成一届新的有效的政府,而且新的有效的政府继续推行希腊所必须进行的财政紧缩和财政整合,同时,欧元区跟希腊进行一些配合,推出一系列稳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如果能够出现这个结果,全球的经济和资本市场又会回到3月份以前的缓慢复苏的态势,这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反紧缩的希腊的政客,获得希腊的选民认可和支持,他们上台全面否定财政紧缩和财政整合,欧元区其他国家不得不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现在非常关键,但是金融的结果会怎样,未来几个星期到底会怎么发展?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去预测政治家们可能做出的妥协,但是我们很难预测希腊的选民会选择现在痛苦还是更深刻的痛苦。他能不能体会退出欧元区可能会给希腊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个问题确确实实非常非常难,作为预判和预测。所以你们看到,有的时候民主体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不一定会得出一个最有效或者最优的一个选择。因为希腊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只有选择留在欧元区,这是他一个最佳选择。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民主制度,你想想要大家紧缩,要大家削减工资,要大家削减福利,甚至要裁员,把这件事情交给大家投票处理,大家会赞成这种结果吗?所以可以说人类现在面临的自我经济治理的非常大的挑战。民主制度能够做到公平和有效,在社会治理、文化发展多多方面可能都是一个比较优的制度,但是有的时候,在特定的经济情况下,民主制度所做出的选择会非常让人出人意料。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挑战。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讲一讲欧元区,因为欧元对我们中国的经济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应当讲欧元区最近的发展不是都是负面的,因为很多国家通过选举和选民的发生,也让政策向更好方向的转折。什么叫更好方向的转折呢?大家知道以前市场上好象有一种共识,就是解决欧元区债务问题最主要方法是靠财政紧缩,但是紧缩本身我以前强调过是不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刚刚周其仁教授讲的非常好,债务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下滑造成以前的很多石头水落石出,所以要稳定水位,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稳定增长,紧缩所带来的可能是衰退,可能是通缩,大家知道在衰退和通缩的情况下,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做出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平衡,什么叫结构性的平衡呢?就是注重财政整合的一个长期的效应,就是财政纪律的实现要在未来3年、5年、10年当中去实现,大家要有这样的共识和目标。但是,从中期、短期,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大家还是要稳增长。不能让增长无限度的下滑,甚至造成衰退,或者通缩。如果衰退和通缩,大家知道在通缩的情况下,债是硬的。刚刚周教授也讲过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物价越来越低,债的数额是固定的,在衰退和通缩的情况下,债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被放大,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促进成长,甚至带来某种程度的通胀,只有在增长和通胀的情况下,你的债务才会被稀释掉,加上中长期的财政纪律和财政整合,债务问题才能够解决。

  所以说,以前欧洲可以说是过度的强调一面是财政紧缩,这个是不能有效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所以,大家看到法国的大选以后,现在把增长的问题又带回来了,在解决财政长期的整合的同时,要在短期、中期尽量的促进成长,现在这个越来越成为欧盟和欧元区的共识,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变化,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成长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资本市场之所以最近大幅下跌,全球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是担心6月17日希腊的大选可能会把欧元区推入悬崖。现在风险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但是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希腊选民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欧元区的国家和领导人,在整合财政纪律的同时,更加注重短期和中期的保持经济相对平稳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世界可能又会恢复到一个相对的太平当中。所以,资本市场也要看到积极的变化,资本市场不应该过度的强调紧缩对解决债务问题的效力和效应,一定要看到稳定增长对短期、中期债务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加有效。

  讲到这里以后,大家知道确实短期全球的经济还非常难预判,但是有一点对中国是明确的,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靠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定要变化,这个已经是共识了,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全球经济最多是稳增长,如果欧元区能够把衰退降到最低,然后把经济的增长稳定在0、1左右就非常不错,长期的角度看,他们还是要削减债务,现在全球的问题就是各个地方债务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增长稳住就不错,但是长期来看,欧洲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都不会太快,以前中国来看,20%、30%出口的经济成长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所以转型是迫于眉睫。

  讲这么半天以后讲到中国,大家会看到我们中国面临的挑战跟欧元区、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差不多的,我们有很严重的结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强调结构问题的转型和调整,强调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外需转到内需,但是你们看到这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和企业的升级换代也好,都是一个中短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都是要未来的3年、5年、10年去解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短期应该更加注重增长,应该保增长,也就是说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要把稳成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中国很多结构问题的解决,如果你经济的增长下降到8、7、6,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解决,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只会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这一点充分的体现了以前我们改革开放的始祖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实际要靠改革开放和发展去解决,一定要在经济保持适度增速的情况下,经济换档才可能换得过来,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才能转得过来,不能一味的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就忽略了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全球这种新变局,以及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启示,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资本市场都是正面的。首先,全球经济的低迷,大家看到把商品资源,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资源的价格都拖下来,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少是中短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如果商品资源这些对中国来讲是成本性的东西下来,中国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遇去大发展一把呢?大家知道我们刚刚强调的一个主轴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太远,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走完,还在初级阶段,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城市化主要还是要发展服务业和消费,要拉动内需,在这一点,发展服务业和消费现在也都是国内的共识,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用内需来启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服务业和消费,中国自身的投资还大有可为。这一点我非常想跟以前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来做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也好,是在基本没有原始积累的进程中进行的,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中国在两方面充分的展示了我们改革开放所带来资本原积累的动力,可以说是靠改革开放创造了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动力。怎么讲呢?首先大家知道我们2001年加入世贸,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加入世贸以后大大拓展了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市场的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外需,通过我们长期以来外贸的盈余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说我们外贸和经常项目的盈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第二点,就是在1999年、2000年启动的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带动了房地产产业的飞速发展。房地产产业的飞速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又让中国有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货币化,这就是中国的土地资源,土地价格的上升,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由内部启动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两个是中国过去发展的源动力。所以,大家想一想,现在靠继续的外需,继续的大规模经常项目的盈余继续累计资本,基本上不可能了。未来我们的贸易可能是均衡发展的格局,但是,在这同时,我们国内的房地产产业应该怎么发展,现在一直是一个争论,地价上升我刚才讲了,带来了中国内需资本延续积累的主要过程,我们中国人缺乏资源,我们中国人缺乏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可以说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在中国都是稀缺资源,就是因为这部分资源在充分有效的货币化过程中实现了它的市场价值,给中国带来了资本积累,所以,它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要不然中国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怎么搞工业化、城市化?我们知道欧洲有一个非常非常相当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没有。那么,现在房地产的调控是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弄得民怨沸腾造成的。我想问一下另一个极端,要不要把土地资源或者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变成一个公共品,变成到改革开放之前,它是一个没有市场、价格的社会公共品,房子是国家分的,国有企业分的,土地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走这条路,那岂不是两个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都给切断了。所以,中国怎么让土地资源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充分有效实现它的价值,同时能够满足我们所有老百姓了住房需求,这个在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模式当中是一个急切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非常好的模式,就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模式,大家知道新加坡、香港的土地和房地产基本市场化了,但是同时新加坡70%人的住房问题是靠廉租房、政府投入资源靠廉租房解决的,香港40%的住房是靠政府投入资源,靠廉租房或者中国讲的经济适用房去解决。同时,市场化土地货币化使用继续去维持,这个是我认为中国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你不可能把中国非常稀缺的土地资源变成一种公共品,变成一种无价品,这样中国未来的经济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你看现在地方我们刚刚讲了,宏观层面我们不用担心,微观层面有很多石头,现在石头水落石出,现在地方很多平台性的问题不都是因为地方性的发展缺钱,同时中国又有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地方上的资源,地方上发展要靠什么来资助他的发展?以前是靠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大部分是靠土地资源作为抵押的,靠土地资源实现货币化,以实现他的资本化,通过资本的平台带来经济的成长。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多强调呢?因为我是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我不会只从经济去谈经济,因为讲经济发展一定要问资源怎么变现?怎么来钱?你怎么有资本跟你发展进行对接?你的发展的钱到底在哪里来?所以,我们在讲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非常非常可能说是常识性、传统性的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改革开放不仅仅要谈创新,因为中国的创新更多的是体制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我刚刚讲的,以前中国发展的两个动力,一个是靠外汇储备的累计,大规模的外贸盈余和资本项目的盈余累计资本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靠土地的货币化来实现发展需要的资本和资源。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改革开放要充分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一点,我刚才强调一个观点,因为有共识的东西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发展消费的重要性,但是服务业和消费在中国现在确实占比太低,刚才我们看到巴西的嘉宾在这里讲演,讲到巴西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的65%,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2%,消费就更少,美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是70%,中国的消费现在占GDP比重只有35%。所以,在消费和服务业还这么低的情况下,单靠消费和服务业,是不可能让经济有一个适度高速的成长,也就是在8%左右,甚至是以上的成长。单靠消费和服务业是拉动不了的。所以,在讲内需的过程当中,不能忘记投资,很多人一谈到投资就谈虎色变,就觉得好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中国如果继续靠投资,我们现在很多产业都产能过剩,那怎么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成长呢?有这种观点的人,他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太片面了,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中国需要投资的领域还非常多,这些领域的投资关乎中国能不能充分有效的释放它的有效需求,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问题,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你看房地产业需要贷款,但是中国看来不会在短期甚至中期内放松房地产业的调控,房地产业要想拿贷款,可能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环境,即使现在政策由紧缩往宽松层面走,房地产层面对贷款的有效需求以外,其他行业对贷款的有效需求非常有限,因为内需有限,现在外需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你要给我贷款,我也不一定需要。那怎么来充分有效的释放中国潜在的有效需求呢?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比如说中国传统的产业——汽车,其实大家知道对经济拉动最大的两个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汽车。房地产拉动了50—80个产业,但是现在看来房地产要来拉动经济不太可能,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之下。但是汽车产业拉动中国经济理论上讲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虽然汽车销量一年是1800万辆,比美国还多,美国一般来讲是1300万辆,今年美国的汽车销量可能会到1400—1500万辆,但是还是比中国的1800万辆要少,中国现在的汽车销量已经全球第一。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空间,为什么呢?你们看中国现在各大城市拥堵不堪,不仅北京首堵,很多二三线城市也堵得不得了,怎么靠汽车销量的增加拉动成长?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家知道汽车销量非常高,1800万辆,但是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有1亿辆,中国有13亿人,不到10%,美国的汽车销量1300万辆,保有量是2亿辆,是3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是17%,中国连10%都不到。美国这么高的汽车保有量各大城市像纽约、华盛顿堵车程度比中国要好得多。西方国家的大城市基本不堵车,即使看中国的香港,亚洲的东京,看伦敦、纽约、法兰克福,很多国家的汽车保有量比我们高得多,但是他们的城市里都不堵车。那大家想想,如果中国将来汽车保有量不要说做到美国的水平,我们就说做到美国一半的水平,加入我们现在汽车保有量10%都不到,加入将来汽车保有量30%,这都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中国的人口将来是15亿,30%的汽车保有量,我们会有4.5亿左右的汽车保有量,现在是1亿。(),汽车的保有量假如5亿,汽车的销量是多少呢?大家知道美国的汽车销量是1300万,汽车保有量是2亿左右,()汽车每年的置换率是7%左右,2亿辆汽车7%的置换率,美国的汽车保有量是没有成长的,所以一年的汽车销量就1400、1300万辆左右,如果将来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是5亿,也就是说30%,7%—8%的汽车置换率,我们的汽车销量一年到3000—4000万辆,现在才1800万辆,大家想想这个产业的成长空间有多大?怎么会说中国没有成长潜力了呢?但问题是怎么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我们一年销量1800万辆,我们的汽车保有量不到10%就把各大城市搞得拥堵不堪,为什么西方的城市就不堵车呢?公共交通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地铁的发展。你们去看东京、看纽约、看伦敦,他们每个城市,东京有60多条地铁线,纽约几十条地铁线,伦敦几十条地铁线,现在我们比较好的地铁线,北京、上海不过有10几条地铁线,地铁下班高峰期拥堵不堪,()不是老百姓不愿意坐,你们当干部的、当官的自己去坐坐地铁试试,拥堵不堪,非常不方便,为了坐个地铁,因为不是家门口,没有,找个地铁出口要找半天,要打车,好不容易找到,做完以后出来还得折腾,打车,公共交通折腾半天才到办公室,地铁现在挤的人跟馅饼似的,很多同事跟我说,上班人挤的两条腿不着地,悬在空中。你们想一想,地铁这种非常传统的投资,在中国来看是最绿色、最环保、最节能的投资。所以,在中国讲绿色、环保、节能不是说只讲战略新兴型产业,只简单讲地铁投资,中国如果每个城市都搞几十条地铁需要多大投资?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地面的拥堵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如果地面的拥堵问题解决了,汽车产业的发展空间就解决了。为什么美国的汽车保有量这么高,西方人买车不是为了开车上班,大部分时间是停在家里的车库,是周末享用的,去郊游、去购物、去看体育比赛,他们不是每天开车上班,在纽约和伦敦大家上班大多数人不管贫富贵贱,几乎所有人都是乘地铁等公共交通上班。在中国能实现这个吗?所以这个投资量会有多大?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城市路面拥堵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就能够带动汽车和很多传统产业的飞速发展,还能够带动很多消费服务业的飞速发展,而且这项投资是非常绿色、环保、节能的投资。为什么不做呢?

  好了,你让各个地方政府去做,各个地方政府都去大力发展地铁,钱从何而来?所以我刚才讲了,土地资源价值如何体现?我为什么讲要学香港,香港地铁发展多好,香港确实也不堵车,香港是全球地铁营运为数不多的赚钱的地方,为什么呢?香港在发展地铁的时候,跟房地产一起来发展,地铁沿线和开发商共同来发展。地铁沿线的站发展,比如大连所谓的城市综合体,像我们这样的酒店、办公楼、公寓,要靠这个,由于公共交通的发展,能够让这片土地升值,同时能够引入更多的人在这附近居住,还有更多的人在这附近办公,所以香港是通过公私一起合营,欢迎私营企业投标、竞价,通过这个回收资金,让政府有能力发展地铁。

  中国要解决发展问题,要不要靠改革开放?所以说,你怎么可能把土地价值归零呢?让土地成为社会公共品呢?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很明白了,中国一句话,发展潜力非常非常巨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做要靠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改革开放去解决,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龚先生,到这里今天的主旨演讲部分就结束了,大家用掌声再次感谢主旨嘉宾的演讲,现在到13:30是主题午餐会的时间。我们今天下午给大家安排的四场互动论坛分两个场地,大家离席的时候把会议手册办好,根据手册安排进入会场,现在请大家移步餐厅,祝大家用餐愉快。

  互动论坛“后调控时代”的地产趋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我们这个论坛现在开始!后调控时代的地产趋势论坛,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北大纵横集团的创始人王璞董事长,然后是中国商业地产联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永平先生,然后是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苗乐如先生,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女士,百年城集团董事长吴云前先生,富华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涛先生。

  大家可能知道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事情,比如说任志强(微博)和史玉柱(微博)打赌,所有人都在呼唤最后一个地产业的良心绿城千万不能倒下,最后当然没有像乌鸦嘴说的一样倒下,但是这场调控经历了非常大的挑战,去年年底最基本的情绪是大约到今年下半年,第三季度调控大体会结束的论调占主流,到今年年中我们慢慢肯定了一种景象,大约调控会持续进行下去,可能进行的更加深入,当然这下面也伴随着想法,比如最近扬州闯关成功,里面有很多背景,很多人不知道,扬州现在买一套房子是有补贴的,如果大家对扬州略有认知,知道扬州这么多年搞绿化、搞环保、搞园林城市建设做了多大的环境建设,整个城市的财政压力有多大的话,你们对这次扬州的闯关成就就会比较客观的来看,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还兴起一种新的情绪,就是各地政府开始想能不能在微观环节上,在城市个性化环节上做一些对冲调控的动作,这已经俨然成了后调控时代不敢说是主流情绪,至少说是重要情绪,重要的一种论调或者思潮在里面。今天请来这么多嘉宾,代表各方面背后的人群和意见,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我们探讨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探讨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今天吃饭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怎么好象没抛出来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们就来抛一抛,大家说直一点就是首先说一下调控的政策得失,主要我建议多说失的问题,再进一步预言一下下一步调控政策,整个调控会怎么深入,怎么进行下去,得失和如何深化下去,首先按照顺时针来,把话筒交给王董事长。

  王璞:谢谢主持人的安排,第一个发言肯定是抛砖引玉了,从房地产企业谈,我认为像所有行业的企业一样,最终会大浪淘沙,存活下来一些优秀企业,这句话在差不多十年前我听王石讲过,他说做房地产企业,做房地产这样一个产品,跟其他产品是很相似的,要像其他产品一样去经营,要像其他产品的企业一样去经营,在十几年前讲这番话基本没有几个房地产企业的人听进去,都是挣快钱,没有把房子当商品来经营,现在看来大家都接受了,不管这次调控是继续紧下去还是松松手,但是房地产企业的洗牌,房地产企业靠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赚钱和生存下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在几年前的论坛上我就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我说8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家电企业的群雄逐鹿,90年代基本尘埃落定,存活下来的只有海尔、海信(微博)、格力、美的,那个时代可能每个城市都有家电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沉淀变成了少数的优秀企业,也达到了一定的体量,管理水平也比较高,像海尔和格力。第二个行业,大的行业来看,我们房地产行业会不会像家电行业一样,最开始是数量众多,基本每个市都有房地产企业,会不会经过洗牌形成比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小型的就很难生存了,或者基本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会不会到这样一种状态,通过市场的净化和提升,我认为一定会到的。这是我对房地产企业的观点。事实上这轮洗牌也确实昭示着今后想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创业企业家不多了,可能在现有的房地产企业里面,经过收尾工程,把前期的项目了解以后就转行了或者洗洗睡了,留下一些有竞争力的,比较大型的企业在竞争,这是我从整个不分类别的房地产企业来讲,但是细分下来,比如就商业地产来说,万达做的很好,在很多年前万达是不如万科的,现在来看就很难说了,万科现在内部争论也很多,是不是像万达学习,自持一部分物业去转型,万科内部的争论是存在的。因此具体的房地产里面怎么去做,这个几分钟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会议时间短,只能用几分钟做第一阶段的发言。

  主持人:王总一方面跳到我的第二个问题去了,但是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第二个问题要探讨企业。王秘书长还是回到原来的主题,调整的得失和趋势。

  王永平:在宏观经济形势目前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我觉得反思很有必要,现在对调控的评价也不一样,有人认为很有成果,很成功,因为把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遏制住了,我个人对调控的看法有四句话,第一个叫方向不清,第二个是目标不明,第三是动机不一,第四是效果不佳。什么意思呢?目前市场的预期是不明朗的,这也是为什么市场长期处于焦灼状态的原因,将来保障房覆盖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还要不要市场化的商品房,我们会不会取消限购和限价政策,我们将来的保障房要扮演多重要的一个角色?要覆盖多大的比例?将来房地产还是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些问题我们在所有的调控政策文件和领导讲话里面都没有回答,所以我认为方向不清。

  第二个是目标不明,房地产房价的调控,后来调控逐步回到房价上去了,房价的表述我们在不同阶段是矛盾的,有时候有很大的差异,最早期我们会讲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这种表述都是没有目标的,什么叫部分城市?所以国务院一开会,各个城市一开会,市长一开会都顾左右,觉得你是那个部分,我不是那个部分,什么叫过快?是10%过快还是20%过快,什么是势头?都是模糊的,唯一的好处是给我们的领导留下了很多解释的空间,不管能不能控制住,反正他认为就遏制住了。温总理在莫斯科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时候,期间讲话的时候说房价要回归到合理的价位,第一次比较清晰的表达房价是要掉下来,最近的调子好象又有所变化,把房价稳定在合理的价位上。

  第三个动机不一。中央政府的调控把政治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金融风险可能放在第二位,但是地方政府就不一样,地方政府显然把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他也考虑财政收入,要考虑卖地的问题,所以他更多的希望房地产能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因为搞经济保障房的钱从哪里来?搞保障房有多大收益?甚至官员个人有多大利益,这个里面动机不一样,结果造成效果不佳。

  我认为调控不能说遏制过快上涨势头是错误的,但是成功的调控首先表现应该是市场是活跃的,现在如果没有足够大的交易量,这个里面市场一定是有问题的,不是把价格降下来就行,好比有一个人生病了,我们把他送到急症室输氧、打强心剂,没有往住院室转,没有专家给号脉,这一点没做到。

  建议有三条:第一,房地产调控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我们现在不清楚未来的房地产发展到哪里去,我相信地方政府也不清楚,开发商也不清楚,我们要制定中长期发展政策,像十二五发展纲要,将来的地产向何处去,这个应该有大讨论,让人们明确方向是哪里。

  第二,调控中把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结合,我觉得住宅和商业地产最近这些年概括起来就一个字就是“钱”,钱太多弄的,住宅钱太多了,商业缺钱,造成很多商业项目卖掉,都做范跑跑,不做猪坚强,包括万达现在也做不到完全持有,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么卖的,我相信万达现在也是不得已,比过去分割的卖商业和购物中心要好一些,现在分割卖商铺。但是,这样的流入是无序的,是个体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有序的从住宅地产里面导向商业地产,让这些资金真正的整体发挥对商业地产的支持作用,国外商业地产做的好很重要的一条是金融支持,他们都是用保险资金,用退休金这样的方式主流的资金都是这些,而国内这三个通道基本都是不通的,保险资金我们2010年8月份出台了办法,理论上每年有四五千亿资金投入进来,实际也没有进来。这个我们要引导,现在商业地产盲目发展,其实是盲目开发,不是发展,不是让他盖得越多越好。

  第三,市场的调节与法制的调节相结合。现在这些调整都是行政行为,我觉得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是草率的,我觉得将来用税收这些手段,让限购限价逐步退出去,这是三个结合。

  苗乐如:我先说了,专家在我旁边,秦虹主任全国情况更熟悉,我和秘书长不一样,带有地方色彩,长期在北京工作,这两年才转到协会这边来,正因为有这个痕迹,可能和秘书长的感觉不一样,按照主持人说我们要探讨一下后调控时代也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或者住宅市场面临的情景怎么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还要回忆一下调控给我们房地产的发展,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从我自己的精力和体会来看,最少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个从住宅的产品供应来说,通过我们的调控更加认识到市场和保障双轨运行的必要性。从住宅的供应结构来看,应该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加强。从住宅产业的发展布局来看,除了我们过去一些领军企业坚守在一二线城市之外,在调控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像三四线迈进,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农村建设,包括城镇建设,我想这不仅是延伸了产业链,而且恐怕对我们贯彻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有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推进。这是我想的从整个产品的供应结构、整个住宅产业的布局,这个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第二变化就是我们的产业转型,刚才秘书长也谈到了,整个从房地产来看,过去很多的领军企业主要精力都是搞住宅开发,随着调控的持续的推进,现在的商业地产、旅游地产、休闲,包括大连,万达是没有问题了,是个品牌的,以商业地产为代表的全国的一把,你们本身还有一个亿达地产,他搞的软件园,我是到这个岗位去年有机会去看,非常的好。我们很多的领导人都看了,它是以软件园为基础的,适应当前的国际化的财务管理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搞了软件学院,然后围绕这个产业搞了他们的休闲的、餐饮的等等,包括住宅。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我们的老年住宅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有这个变化?这点像秘书长所说,就是因为开发商在十年发展中有钱了,有队伍,有能力去支持。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就是我们的住宅走低碳、绿色,住宅走产业化,整个产业发展应该走低碳、绿色、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有人说我搞住宅总不能老搞毛坯房吧?

  第四个变化,我以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有了这样的一种结构调整,有了这样的一种业态变化,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开发水平上是不行的,所以企业的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像恒大集团,这是去年我们500强评的前三甲,万科是销售超千亿,恒大是开工超千万亿,万达是资产超千亿。像恒大,它都是扁平化的管理,你要是看他的项目,从成本到使用的零部件,配置的洁具也好都是价格不菲,他搞的不是高端的,另外更多的面对这种产业业态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融资形势,与原来的住宅仅仅靠信贷是不行的,除了有养老资金和保险资金能够进入的,更多的我们的信托、我们的PE、我们的CV,我们的私募基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我们管理体制方面也有发展,这是我说的,我自己的体会,不一定对,我觉得有这四方面的变化。

  另外,从我个人体会看,无论是2008年面对的困难还是到去年、到今天,房地产业除了部分城市房价增长过高、过快带来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之外需要应该解决,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这个产业在整个宏观经济下,直接和间接的受到了影响,或者需要承担的责任,2008年次贷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去年收缩流动性,个贷上浮不是银行想赚这点钱,给我的感觉是规模要收缩,没有办法就抬高门槛,结果大家都认识到,利率一提高,房价降20%都给了银行了,当然现在得到了纠正。

  所以,我们今天也面临着把稳增长放到国家更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房地产业无论你写也好、说也好,因为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直接间接都有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必然反应到你这个产业上,因为一个认知,通过调控的过程应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至少有20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应该是民生工程中保证民众的基本住房改善,另外,基础性、带领性也好,这种高的容纳性也好,也是基础性产业,这是一个认知。

  第二个认知就是调控,这种行政措施的不得已性,不是不懂,这么多专家,这么多议论,为什么不用市场的手段和经济的手段呢?因为用市场的手段和经济的手段需要有过程和条件?现在试点两个房产税,重庆和上海搞了,议论有多少?税务总局的老领导都说中国开征房产税不行,多数人认为应该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国外都是用它。我今年年初有机会考察秘鲁、智利,他们一个季节就要交房产税,美国旧金山就按评估价格来征税。所以我觉得我们采取行政措施的不得已,我们警惕这个产业泡沫的必要性,应该说是客观的。与之相对应的,也包括我们调控政策的细化要求,所以,我特别怕主持人上来的几句话,那个措施就要喊成救市,我觉得不是太合适,社会的监督是必要的,同时给这样一个产业,落实调控政策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也是需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一个是住宅回归理性,回归居住消费品的属性应该是长期化的。而且我们转化成市场经济的手段恐怕是长期的任务,中国房地产,中国国土这么大,房地产的不同发展,像一线城市早一点作为存量房城市,就是都变成旧房没新房建了,可能西部地区是新房的主要建设市场,我常说的一句话,东中西部一二线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句话,业态的不协调,土地的不可持续,以及很多调控下的不可预测,因此差别化的政策应该是我们长期的产业政策的要求,谢谢。

  秦虹:咱们这轮的调控应该说开始于2010年的4月15日的国十条,2011年出了国八条,这两个文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轮调控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第一我觉得这个变化通过这次调控把房地产市场住宅市场里面的投机炒房的需求基本挤出去了。通过什么办法呢?一个是46个城市的限购,家庭有两套房以后,不允许买第三套房,外地人没有纳税不允许买房。还有全国性的第三套房不贷款。投机炒房怎么赚钱?如果没有杠杆投机炒房是赚不到钱的,投机炒房的需求第一没有机会,第二没有条件,所以现在市场上尽管成交量比去年同期负增长13%左右,但是毕竟还有成交量,谁在买房?现在买房者为投机买房而炒房的人少了,基本没有了。市场上基本上以刚性需求为主,把投机炒房的需求挤出市场也是这轮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过去市场上充斥着一些投机性需求,市场的不健康因素主要是指这些部分。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从2005年以来,除了2008年,到2010年,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过去几年各个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怎么衡量上涨的势头呢?就是和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长相比,大大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这次房价上涨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部分城市的部分项目出现了向下的调整,被炒房推高的房价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调,这也是一定的成果,要想让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空间能够持续的良好的利用这个空间的话,就不能透支这个空间。所以我们说房价上涨得到了遏制。如果连续几年房价稳定,收入连续几年上涨,这个关系将来会得到调整。这个会有利于广大的居民支持他的合理购房需求,也有利于房产市场长期的健康发展。

  第三个变化,经过这轮的调整,这个行业的整合、转型正在开始出现,坦率的说过去房地产企业相对来说赚钱是比较容易的,我经常在想,我们下面可能坐了很多制造业的企业,很多制造业企业的老板在想什么问题呢?更多的是在想他怎么创新他的产品,怎么更多的占有这个市场,怎么把他的产品做得更好,不至于被淘汰。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最关心的是什么?怎么拿地、怎么找钱?根本不需要找产品,因为太好卖了,什么样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只要拿到地、只要找到钱就能赚到钱。但是通过这次调整,专业化能力强和品牌认知度高的企业市场占有率在逐步提高,而那些各行各业只要有钱就冲到房地产行业捞一把的企业现在在退出市场,这是残酷的,也是非常好的现象,转型就是利益的再调整,刚才我很赞成刚才第一位嘉宾说的,经过这一轮大浪淘沙,能够使行业提高专业化能力和服务意识,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居住产品的企业能够留下来,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希望的。

  第四个变化应该说这次调控,国务院把保障性住房放在调控政策里面的重要内容,这样也使过去我们很多年保障性住房规模比较小的情况得到改观,按照国家规划十二五末的时候,城镇家庭住在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占到20%左右,如果能够实现,这是比较大的改变,是非常好的现象,低收入家庭,甚至中低收入家庭,有机会通过政府的帮助解决暂时的住房困难或者永久的住房困难,这样的社会矛盾会大大减低,政府履行责任也能够正当履行。如果调控出现什么变化的话,至少这四个变化我们现在正在看到,我也相信坚持只实施这样变化的话,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持续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吴云前:专家都说了,我是这么看的,实际上我觉得这轮的房地产调控,下面在座有很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可能是开发商,大家应该更多的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调控?调控完我们怎么面对?实际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做反思。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朱镕基当总理开始,确定把房地产作为我们国家的主要行业,这里面经过了很多轮的调控,实际上大家要考虑一下,社会上这两年很多资本、很多钱都往房地产行业走,也就是所有人去这个行业,找到钱买块地把房子卖出去,刚才秦主任也说了,钱这么好赚。今天反过来要思考一下,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这个钱太好赚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从事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大家把地买来了,房子盖起来,不管好和差房子都可以卖出去。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跟我们国家的国情有关系,1999年国家的金融政策是9万亿金融总资产,到现在100多万亿,按照这个帐来算,今天的房价是不是应该涨10倍。大家可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我们需要发4万亿的人民币来对冲,这个跟我们整个的金融政策有关系,还有我们投资产品。我前几天和我一个朋友去打球,他说房地产要调控,这个股市要保持在3700—3800点,就是6000点下来的时候,我说他简直是开玩笑,别的我不懂,我们也说的不算,但是有一点,房地产这一轮打压调控后,股指不可能有3700—3800。什么意思呢?政策的制定,包括今天做决策,王永平秘书长说的对,没有人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上一轮的调控大家看一下,有房价不高的地方,也有不靠谱的地方,温州的房子七万、八万一平,温州每年的住房供地是5000亩地,批地怎么批地?温州有900万人口,经济规模比较大,大连是计划单列市,指标比较多,温州要报省里,浙江省土地指标给宁波、给杭州,一个是省会,一个是单列市,温州没有土地,相对的房子就没有,然后大家在全国各地挣钱,没有地方投资,这么多年,我们的股票到今天还是2300点,没有地方投资,干什么?我们更多的老百姓投资去买房子,实际上今天在上海买房子,炒房子的人生挣了大钱,我问一下下面在座的买股票的有几个挣到钱的?除非买到原始股。另外想说一下,刚才也问秦主任,秦主任还没有回答我,大家对房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现在已经是最差的时候,应该将逐渐好一些,但是不会好到2009年之前或者2009年之后调控的节点,还有人说明年下半年政府换届房市会好。我是这样理解的,朱镕基在1993年做常务副总理的时候开始调控房地产,在1997年当总理的时候,那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朱镕基提出来的,朱镕基在2002年底的时候,大家看到说房地产有泡沫,要求调控,后来还有,小排量汽车,城市管理水平,讨论说我们不应该发展小排量汽车,跟刺激经济有关系,当初我们的总理不是不懂这个道理,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经济上不来,第二如果不生产小排量汽车,经济上不来,为什么呢?每一届来当总理的人都会刺激经济,如果说在明年政府换届的时候,新的总理上来,对房地产的政策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严格,这是我理解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讲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像今天的市场一样,前段时间我说,所有人买块地都能挣钱的时候没有了,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复合性增长能力,你的产品好,城市综合体综合效益好,这种公司会更好,大家可能觉得百年城做的项目不是特别多,我们一直学习的对象,太古做的特别好。我讲一个例子,太古和中兴泰富有一个合资项目,合建一个购物中心,中兴泰富经济危机的时候把它卖给了太古,去年太古集团在大陆投资购物中心,卖给了新加坡的基金,卖了90多个亿,也就是几年时间增长了70个亿,就是对项目的营运能力很强,谢谢。

  杨涛:有一点我感觉作为行业内人士,感觉稍微明显。这次调控非常之精准,对我们行业内打击非常之大。刚才听苗主任和秦主任说方法和细分,都说到我们的痛处了,确实制定政策的非常高超。行业内几乎所有人员压力都很大,今天这个厅坐这么满,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作为从业人员,这次调控我觉得最好的事,就是我们行业未来整体的工作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于我们从业者而言最大的改变,过去的房地产绝对的资本密集型,老板说得算的行当,技术和专业性在这里面发言权有,但是不大。现在确实不是拿一块地就能赚钱,不是随便找个设计院设计个产品就能赚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专业的从业人员的价值就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个事对这个屋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有价值,如果这样调控我们还是欢迎的,谢谢。

  主持人:我们每位都大约谈了一下,几个问题,中国发展到现在在金融、教育、医疗、房地产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有人说的体制改革碰到的最大的难度,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给人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安全,包括有序的金融市场,包括大家都知道十七大提出的让人民群众获得资产性收益,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到目前实现的并不好,刚才吴董说得好,这也是我一直说的观点,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给群众提供优质的资产服务,人民群众逼得没有办法,温州人没事蒜苗都炒、葱都炒,你们别觉得这是普普通通的一次调控,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全新的考验,我在十年前有一本旧著,在十七大时中央层面有一个轰动,叫《国家战略与国家管控》,我在十年前就指出,下一步不仅要有国家战略,而且要进入到国家管控阶段,上一次我去中建集团,他们老总说这本书若干年前就买了,要我签个名,他问我为什么若干年前就提出这么荒谬的看法,大家知道,房地产绝对不是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背后的吏治、腐败是最深的根源。所以,这次的房地产调控,不是简单的把投机性需求压抑下来,把房地产价格收入房价比回到正常的地步,让部分城市疯狂的房价回归正常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在座任何一个人蒙着眼睛都会干,这是一个简单的改革,然后再逐步深入,现在深入到最内核的地步。我感觉房地产调控往后走会出现几个深的变化,第一个秘书长的说法非常好,差别性的调控,可能出现一城一策都不为过,是一个大的趋势;第二,组合性调控恐怕是个趋势,结合城市的规划,包括所谓的启动我们国家的支柱性产品,不能老靠在房地产上。我们开财经会议为什么说启动一批大项目,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提振信心,包括以后的国土资源建设,农地资源入市,都有可能是系统性的调控办法。再往后看,这次调控意味着整个国家进入到3.0版本,组织部对下一步官员的制度安排能力恐怕成为衡量官员的主要能力之一,包括当时朱镕基同志在的时候,这两年我们非常怀念朱镕基,事实上骨子里面是对实操能力背后制度安排能力的怀念、缅怀和追忆。这是第一个问题,还会探讨,诸位一定记得调控进入到2.0时代,吏治进入到3.0时代,我们的组织管理要远远比我们的调控乃至于公共产品提供能力高一个级别,才能把这个国家管理好,也就是国家管控迫在眉睫。

  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讨论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很多人翘首以盼,就是房地产企业该怎么整?具像的问题,刚才王董事长因为是咨询专家,所以迫不及待的开始向企业支招了,再次把话筒交给他,让他深度支招。

  王璞:谢谢,还是抛砖引玉,班门弄斧。房地产企业我个人感觉这些年来,整个的企业家们对管理提升、对人才爱惜、对人才使用的意识非常到位了,像这两位企业家,我们参加论坛几次了,我觉得现在整个来看,房地产企业的管理上,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略的考量上,你到底是守住宅地产还是进入商业地产,住宅地产不仅是毛坯房了,已经是精装修了,有些是主流选择了,有些是漂摆不定,漂摆不定的相当大。是自持地产还是销售,自持地产你的资金来源做很深入的思考,包括在中国找、在外国找,用基金找还是上市募集资金的方式找,还是搞好银行关系的方式,这个非常复杂跟后面的策略手段,战略选择是很多企业家困惑的,经常找我们做沟通的。

  第二个是管理的信息化,包括团队的绩效、考核、薪酬,这些安排使企业更有效率,因为岗位的配置,人员的安排和人员积极性的调动,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课题,像我们国家十几亿人,确实复杂,假如把我们在座的安排到常委、中央委员和总书记的位置上我们怎么下药?我有时候自己在家琢磨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么改得罪左侧的,那么改得罪右侧的。现在房地产已经用了几招了,比如限购、银行贷款、银行贷款的利息这招用了,比如红线,多少亿亩守住,这个招用了。还有很多招没用,比如农民土地问题,比如说大规模的普及房产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房子分几种,一种是完全市场化的房子,是商品房,一种是出租房、廉租房,廉租房也不稀罕,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小多时候长辈的房子在北京四合院,前院是我爷爷住,后院是我爷爷的弟弟住,这种情况下后来不知道逐渐逐渐怎么就没了,可能也许主动交了,反正不知不觉就没了,没了以后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是交几毛钱的房管所的房子,这就是廉租房,房管所的房子,现在恢复廉租房的概念,这个不稀罕,我小时候就是廉租房,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还有专供房,收入低的人可以买的叫专供房,我刚才说的调控手段里,是不惜要打掉专供房,尤其是要打掉有钱人的专供房,我当总理了敢用这个手段吗?所以说这个手段怎么使用,这个说的跟第一个问题结合起来,举这么一个例子,还有很多不知道怎么用?企业就是比总理小,你管几百人、几千人,用什么手段考核,是KPI考核法,简单的几个指标,还是考核综合性的指标,我见过几个成功的企业,开始用平衡考核法,后来业绩停滞了,马上取消,用KPI,出来以后又觉得有点不妥了,平衡积分卡,现在我们给央企都是EVA,股东价值的思想,考核指标落到下来是什么?利润减去投资成本,投1个亿,把10%的利息成本减去,这个叫EVA。用这个方法来从上到下分解,这个方法我觉得国资委现在全部推了,民营企业我用那套方法,尤其多元化的企业挺好,大家觉得这个思路挺好,既能维持股东利益,又能给高管主要的骨干激励,主要说法,投资效果问题,投资效率问题,这个都是在企业经营中,这个也不能展开了。包括营销手段,潘石屹(微博)以后不再做广告了,完全玩小微博,那个微博不仅房地产企业家需要,销售型企业家更需要,羡慕潘石屹,他和任志强稍微斗一下就产生多少广告的效益,品牌升值的效益,房地产企业得下多大的营销手段啊?房地产最典型,其实其他企业还没有他们俩厉害,潘石屹和任志强等于开了一个中央电视台,一个11频道、一个12频道,我们企业是否需要文化,我经常问企业家,我说你企业有企业文化吗?企业文化核心部分价值观是什么?各位想一想,你的企业里能回答上来,能背下来,90%以上员工背不下来,有没有我不敢说,但是都背不下来,这个不展开讲了,讲起来滔滔江水,绵绵不断。谢谢各位。

  王永平:首先我赞成主持人刚才的总结讲话,房地产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调控的问题,是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中国房价调控的极难所在,早期的时候房地产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后期开始逐步升级,从一个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后期演变为政治问题。

  企业面对这个局面怎么看,很多企业的办法是住宅不行了就转到商业地产,很多人走这样的道路,我觉得大的房地产公司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单纯做开发风险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调控最艰难的不是小公司,而是绿城这样一个大公司,单纯的放到住宅一个篮子里面的风险。如此循环,除非我不干了,这个钱就是我的,如果我还干,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我的钱全在里面,所以要做商业的东西,在形势最不好的时候可以变现,有一个稳定的消费。包括香港大的地产公司都是这么做的,1997年的危机时候香港没有一个地产公司倒下去,它把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面,商业地产是可以让你过冬的,住宅地产公司增加商业比例是正确,问题是有些人操作中错误在哪里?没有在最好的时候转型,万科1000亿都是搞住宅开发,没有搞商业,形势不好的时候转商业比较难,商业地产做好的项目值钱,做不好的项目就是一个拖累,不转可能没有出路,但是转也可能遇到更大的问题,不转是等死,转了可能早死,所以商业地产寻求出路不是简单的转型商业地产可以做得到的,具体每个公司根据个案量力而行。

  苗乐如:第一,调控不是十全十美,很多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压力,市场的低迷是时机,但是我上面讲的一些我的看法,因此我想说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我们的房地产调控。要通过这个调控,房地产业将进入一个全面调整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不是简单的看住宅,我引用冯仑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把房地产等同于住宅相当于青春期前还没有发育,当房地产业和商业都多种业态融合发展的时候才进入青春期,当房地产和金融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展的时候才进入成年,这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产业发展和节奏,但是我们一定不论今天有什么变化,一定要丢弃过去他种非理性的,只靠单独的涨房价、高房价发展,这个肯定是不可持续的,通过调控之后,我们应该确实巩固调控的积极的成果,不能走在原来的路上,不能依托于这个再发展。

  第二句话,在练内功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更多的注重投融资这样一个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年初考察美国市场,银行信贷就是30%以内,多数靠其他的,我们国家民间这么多资本,现在很多领军企业都要自己搞基金,我们把民间投资引导到前期来搞开发、搞二级市场建设,而不能炒房子去,弊多利微,应该这样调整产业结构,我们过去老把房地产开发弄在金融上,你这儿出泡沫,金融有安全问题,你把这个结构调整好了,其实你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基础或者厚度。

  第三,当前的形势确实有变化,我个人觉得现在中央强调稳定和严格,我们应该巩固我们的成果、完善它,稳定当前来看是积极的信号,政策的稳定表明我们发展的空间、走向已经和前面讲的房价下行,总的态势结合在一起。另外,触底也有可能。也不要寄托的过快,应该是缓慢的复苏和修复的态势。最后,积极向好,可能是当前作为住宅产业市场大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企业拿地也好、投资也好、开工也好,指标是非常不好看的,应该适时积极。第二应该主动的调,主动的转,还是要转型,只不过像秘书长刚才讲的,搞商业绝对和搞住宅不一样,住宅预测就是人口多少,商业是消费量,全新的规律,旅游又是一套玩意儿,主动的转应该深入的了解你转到那个业态的规律和特点,掌握主动。

  最后调整转变发展方式,适应整个的两型社会发展的要求,谢谢。

  秦虹:主持人的问题,房地产企业怎么办,中国市房地产市场无论是住宅地产还是商业地产还是旅游地产,还是其他产业地产,我们都面临着有空间,这样的空间哪些企业有吗?是那些专业化能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房地产企业,无论是在住宅领域还是在商业地产,还是在旅游地产,你有很多年的经验积累,你有非常好的团队,你有这方面非常好的经验的积累和人力资金的资源,我认为未来的市场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是可以坚守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到掉头往回走的阶段,但是虽然你也在做房地产,你手下没有这么丰富的,你的经历中没有这么强的专业化,没有这么强的专业化团队,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可以转型作为一个投资人,你也是有优势的,因为你做过房地产,你看一个项目的时候知道这个项目的风险在哪里,盈利在哪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投,不一定住宅一定要转商业,做一个陌生的,旅游、养老你更加不熟悉的领域,我觉得你可以转型作为投资人的转型,有专业化能力留下来继续做,未来的市场是你们的,没有这么强的专业化的能力,你就做投资人吧。

  吴云前: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巴非特有句很经典的话,和我们国学大师季羡林两句话很相似,季羡林说“人每天要对自己有反省”,巴非特说“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要审视”,意思是说你对自己要了解,你应该做什么,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综合竞争力在哪里,今天的房地产企业更多的做企业不应该有机会主义,百年城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也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我经常开会,我们的房子验收很慢,我老批评他们,我的团队都不满意,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我有很深的思考,我觉得还是回到做商业更多一点,这不是我们的长处,今天大连做企业的人也知道,今天很多事情的发生,让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以前的观点是做企业是跑马拉松,做事情要规范,远离政治,今天的房地产行业跟政治有关系,跟哪个官员关系走近了也有政治问题,我们刚好思考在大大环境地下,我们做事情怎么规范的经营,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几十年前,像我父亲那一辈人做生意是投机倒把,我们国家的政府今天别说房子不让你卖,明天还有很多办法,这是很清晰的,房子让你卖比较难,房子不让你卖很简单。

  杨涛:过去说选择,我们很快说选择住宅、商业、旅游地产、工业地产,今天的对话很受启发,谁是出资人?刚才苗秘书长和秦主任多次提到未来老板可能不是一个人,整个团队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不是绝对老板的出资人,对利益的需求不一样,根本会改变操作方法,这个改变可能是未来十年非常大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从业者,在这个过程中的专业价值会极大的被认可和提高,谢谢。

  主持人:我一直没介绍我自己,我以为我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刚才想了想不像,玩笑,我叫白万纲,专门研究集团战略和管控,我和我同事做过上百家央企,我个人有60多部的专著,我讲这些不是炫耀我自己,是想说我和王总一样,经常到处走,很勤奋。

  我认为第一要建立柔性战略,万科开始懊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做商业地产,背后透露出来的这个行业太好挣钱,老板们每次自我强化,每次自我至少出成功迷信了以后,反复强化、强化,进行循环,导致他们的战略很单调,很无聊,很刚性,就是下一步房地产行业的柔性战略将会成为他们战略的核心,稍微对战略有认知的会知道壳牌有情景规划,他们把他们的规划写成一个剧本,A情况、B情况、C情况之下怎么做战略,秦主任刚才说的好,不是情况坏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谁也不保证好到什么情况,之所以很多房地产企业还在堵,万达在调控过程里面狠狠赌了一把,赌胜了,我们也赌了一把可能也胜了,像地方政府扬州闯关成功了,我们会不会也成功,这是第一个变化,要建立战略的柔性,调控从行政走向制度。

  第二个资本运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房地产企业的资本运作,五个城市做都是失败的,再深入一点的投资组合,再深入一点的股权流通,再深入一点的IPO借壳发债资产证券化,就是如何拥有多次杠杆,战略资本运作。

  第三个,产品。宋卫平一直认为,如果把产品做成塔尖上的产品,应该是抗跌的,这次事实上深刻的受到教训,与此相关的,你们看到的龙湖也好,星河湾也好,去年迅速调整战略和产品。

  第四个,布局。到底怎么做布局?全国性布局怎么做?很多企业已经把眼光转向中部、西部,尤其是西部看到应该是很好的发展前景,绿地为什么这两年发展的这么好?已经发明了一种打包的发展模式,每到一个地方给当地做一个第一高楼,第一高楼附近做一些相应的住宅开发,当然住宅开发后面有一系列的政策配套,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我们现在很多企业还在关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多元化要不要做?答案要做,第二多元化里面,房地产要不要做?要做,地三房地产是不是可以持续做、长期做?答案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做,但是如果要做的话,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战略、资本运作、产品、布局这几个缺一不可。

  谢谢大家。

  互动论坛:企业家的安全感与安全

  主持人:下面开始本场论坛,主办方煞费苦心,精选了各种话题供我们在这里畅所欲言,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每年都参加各种论坛,这个话题还是第一次看到,企业家的安全感与安全,这个话题出的应该也有魄力,但是组委会刚刚还跟我说,这个话题主要是引导大家如何通过自我的约束、自我的调节,适应这样一个环境,保护自己,使自己的企业基业常青。

  我想经过这么两轮企业家对这个话题不同角度的阐述,再加上底下嘉宾的提问,最后台上嘉宾每个人说出一句经典名言,请网络、电视台、纸媒的朋友把它记录下来,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下程序,下面就开始台上嘉宾不同角度对这个话题的阐述,作为主持人我来自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当然我也在很多上市公司里当董事,包括在国资委领导的央企里面当董事,我个人体会安全感,国有企业领导人有国有企业不安全感的考量,民营企业家们有民营企业家不安全感的考量,不同行业感觉的不安全性不同,按理说互联网界的企业家们比房地产业的企业家更安全,也不尽然,去年发生了一件事,互联网企业大部分是在国外注册到国内来经营的,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是不合法的,如果去年国家狠抓的话,互联网企业损失惨重,只不过国家睁一眼闭一眼没有抓,所以真的不知道哪个行业的企业家更安全,这个也是我的困惑,所以我想让台上的各位朋友和来宾,就企业家的不安全感的不同的角度的描述,或者不同角度的挖掘,到底哪些方面导致我们不安全?先做一个归纳,甚至可能深层次的挖掘,从第一轮发言我们看看不安全感都来自何方,然后再有第二轮发言,到底该怎么解决和调整自我,适应环境,或者努力改造环境等等。

  第一轮也按照顺时针的顺序,首先请倪总来做对不安全感现状,到底哪些方面使您或者使您身边的朋友感觉到不安全了?

  倪捷:我觉得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国民的安全感实际是一件事情,只是说企业家是这个社会里面比较活跃的阶层,他涉及的面也比较多,做的事情也比较多,我们国家的法制环境也是有点琢磨不定,所以不安全感就可能比较强烈一点,比如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家不做什么事感觉会小一点,所以企业通常来说感觉会强烈一些。

  王璞:您跟老头、老太太比有差距,您是不是因为常坐飞机、动车感觉不安全?

  倪捷:还有媒体什么的等等。

  王璞:媒体怎么让您有不安全了?

  倪捷:比如出点事,或者肇事。

  王璞:各位还要不要我继续追问下去啊?

  倪捷:反正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来自绿源电动车公司,在南方卖的比较多,我们现在一年生产100万辆电动车,也生产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等等,就我目前的感觉来讲,最让我心焦的一件事情主要是电动车的标准问题,赶紧让电动车的标准能够符合老百姓的需求,这样一个需求与产品对接起来的标准赶紧改,否则有可能被各地工商查,作为超标产品、不合格产品,有很多处罚,法制环境搞好了我们觉得更安全一点。从制造业来看,我们也经常聊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税务税制太高了,而且税法很复杂,以前涉及税法上面的罪也比较重,经常在网上也说,一查就查个准,这方面的问题也让很多初创的中小企业感到很不安全,有很多的潜规则,大家觉得法律定的很高,可能做起来又没有严格的按法律去做,我觉得法制环境可能需要更为公平、更加透明,这样安全感会提高。就我们的角度来讲,我所了解的就这两个方面,至于别的安全感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比如治安什么的,我就讲这么多。

  王璞:倪总讲这几条,在座的企业界的朋友都会时有感触。

  倪捷:就是产品和标准之间更加紧密的结合,包括像乳业他们也面临这样的困惑,有些东西标准里面提前没有特别清楚的禁止,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有点擦边球,然后一旦出了一个事情就迅速放大,对企业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这些事情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些标准和事情有企业通过广泛的讨论,通过一些辩论最后得到一些规定就透明了,而我们国内有些事过去公开讨论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往往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人决定一个很大的事情,有可能那个决定是不科学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但是的不到纠正,这样还必须跟着它做,这样很危险,如果不跟着他做就违法,跟着他做就没有市场。我们协会最近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王璞:我们如果提前了解了一些法制规定,我们就可以提前去规避,把不合理的事规避和扼杀在摇篮之中。

  田文昌:谈到企业家的安全感对我来讲始终是个沉重的话题,很沉重,因为我跟企业家打交道太多,从最大的企业到最小的企业,从国企到民企,我打交道无数,那么我的体会,我是做律师的,我的体会是在目前环境下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可能我说得重了一点。咱们想一想,刚才说统计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这个统计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想想,从中国第一个有名的企业家步入其中开始,到今天人们可能问硕果仅存的有多少,我要问硕果何在?我都找不到有几个硕果。但是企业仍然在发展,我们的企业家很勇敢,前赴后继,奋勇向前,面对着枪林弹雨,刚开始的企业家怎么来的?有的人说开始的企业家连文化都没有,劳改释放犯都能发财,是,都发了,十个人死了九个,剩一个是半条命,这么生存下来的,当然现在企业家的环境好多了,虽然好多了,但是仍然没有安全感,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一部电影,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的电影叫《海上救生员》,这个人已经退休了,他的学生要办一个难办的海难案子,他怕他学生没有经验,就帮他,结果牺牲了,牺牲前有对话,学生问他这么有名的英雄人物,我一直想问你,你这一生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一共救了多少?这位救生员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救了多少人,只记住了没救成的有多少人,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现在我常常想我救了很多企业家,也有很多企业家没有救成,所以我经常反思,我有多少企业家没有救成?多少当事人我没有救成?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医生和律师很相似,但是我很羡慕医生,因为医生有多大本事治多大的病,宣告癌症我没有办法,只要我能治我就可以治,律师和医生在中国的差别很大,能治也不让你治,治好了再让他病,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律师兼记者叫王荣立搞了一本书叫《企业家犯罪报告》,当时各大媒体报道过,开过研讨会,他请我给写序,我也写了,后来我跟他讲,严格的讲这本书不应该叫企业家犯罪报告,应该叫企业家落马报告,因为犯罪不一定落马,落马一定犯罪,他书里写的企业家我办过的就有五六件,基本是没罪的,这就是环境的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我曾经把企业家犯罪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确实由于为了追逐不法利益而陷入犯罪,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任何时候都有,特别是中国企业家经营道德观、经营诚信观还没有树立起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只是一部分。第二种情况,由于法律的界限不清而陷入犯罪,这是很可怕的问题。我原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十几年前政法大学党委开会研究当时大学办公司,要养活学校,在党委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说我担心政法大学办公司在经营当中把握不住法律的界限,大家都笑了,认为我在说梦话,后来转而一想我说得对,因为他没界限,连政法大学的教授们都把握不了界限,别人如何把握?这种情况不少,现实当中我见得很多,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传销啊,注册资金啊,这种太多了,大家都关注的吴英案,很成功了,命保住了,很多企业家说我们出钱救吴英,确实救出来了,但是我始终坚持吴英是无罪的,为什么?法律界限在哪里?按照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向社会上多数人融资,吴英向11个人借高利贷就借出罪来了?吴英按照检察院指控的数字,3.8亿的借款当中只有1%点几说不清楚,其他都用于经营活动了,怎么说非法呢?万幸中把命保下来就很不容易了。第三种情况,由于司法机关的误判而导致犯罪。现在在经济犯罪当中最多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企业改制当中的一些问题,有些明确是完全无罪可以被判成死刑、死缓或者无期,有很多案子仍然被冤枉,有的在申诉当中。第四种情况,也是非常可怕,而且愈演愈烈的一种现象,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之争和权利之争,利用公权力、利用司法机关当工具把自己的对手和敌人诬陷为犯罪,这个情况非常多,我手头遇到的非常多。最明显的问题是把民事纠纷刑事化,去年我在北京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民事纠纷刑事化的问题,这种风气污染了整个社会,以至于我接触了很多人,一有经济纠纷不想打官司,想把他抓起来,举报诈骗、侵占、挪用,这种思维方式非常恶劣,最后导致你用这种方法弄我,我用那种方法弄你,有的我亲自办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司法机关沦落为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的工具被利用。所以,大家在四种情况下,就第一种是真正的确实是有罪该罚,后三种都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企业家的环境可想而知。我先把现象摆一摆,不说太多了。

  王璞:田大律师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不安全感来源,这就是要去完善法律,要解决一方面山在那里,要么让他过来,他不过来你就过去。第二个方面再去解决,从个人层面、从纠纷方面,进一步法制化的进程再去探讨,接下来请第三位嘉宾谈一谈不安全感来源。

  张雍:刚才我说这个话题很不好谈,但是不能不谈,我也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座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家,我从1991年下海经商,到今天应该说酸甜苦辣、风风雨雨经历了很多,我们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我们企业家岂能有安全感?国民不安全,难道政府官员就安全了吗?还是我们的企业会安全,我想都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们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我们大家都游离在一种潜规则下运行,比如企业要发展,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看到有的企业用我们的术语讲马不吃夜草不肥,看到有些企业把领导请来了,一句话1000亩地,一句话给你免了1000万税,你不想还是我不想,我也想,过去甚至想的梦想以求,但是今天经过时代的洗礼和时间的过去,我已经不想了,为什么?我个人思考了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改革开放当中,30多年在中国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们想想吧,为什么这么多所谓的企业家纷纷落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安全问题,所以说我个人只能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很多事情我想也得与时俱进,很多事情不要非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我曾经与一位同志交流过,这位同志很乐观,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也很有道理,他跟我说:“你想,当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冲在最前面。”反过来,他说:“停,沿着社会主义特殊大道奔前方的时候,你也千万不要冲在最前沿。我们要游离在中间部分。”刚才田教授讲到了吴英案,我也思考过,简单讲,你说她是政治牺牲品,今天不能这么讲,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她是一个失败的牺牲品,我们的企业家都想成为这种牺牲品吗?答案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想做这样的牺牲品。所以说时间关系,待会儿如果给我时间我再讲,最后简单的讲一句,像今天上午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讲的好,火就一阵,活着才是一辈子,好好活着才是硬道理。

  田文昌:夏华说的比较稳一点,因为她是学法律的,政法大学毕业,她是我学生,所以比较稳一点。

  王璞:您觉得不安全感来自哪方面呢?

  张雍:就说我也无所谓,我倒觉得来源于很多方面,第一个,田教授在这儿,搞了这么多年法律,我想你也有很多话要讲,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崇尚的不是法制社会,有法不依。第二个没有安全感是什么呢?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可能做研究比较多,我在企业多,我们有些企业一夜之间就赚一个亿,就是领导一句话,你不想还是我不想,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王璞:来自于不公的环境和法律环境,谢谢。

  王伟东:我是德国威能公司的王伟东。坐在这儿有录音的,有录像的,面前有这么多观众,我已经感觉到很不安全了。的的确确台上的好几位企业家和律师都已经讲了,这个社会确实不是很安全,每个人从吃的、用的、喝的,确实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你做人或者做事要有一个投资回报,每个人的话也是一笔投资,为什么讲企业家这么不安全,还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去做企业家,去创业,去往这个小桥上走,有一句话说风险越大回报越多,的的确确企业家从个人荣誉感、从经济回报,都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但是这个社会很多行业风险又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讲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一点确实是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在自己的生涯选择中一定要选好,如果你要想选高风险的行业,最高风险的在我看到你去从政,现在千军万马考公务员,那个风险很大。其次,你去创业,你去做企业家,但是即便做企业家的话,企业和企业,行业和行业也不一样,比如房地产属于高风险行业,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房地产的老板出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批地在几个人手里把握着,你把那几个人搞定,一进一出几亿就赚到手了,这个诱惑很大,但是风险也随之而来了。风险有多大,你衡量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值得做,我觉得这个是今天非常有意义的,值得大家考虑的问题,谢谢。

  王璞:最后一位嘉宾。

  任希峣:在座的嘉宾和其他企业家都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都跑到这个场地来了。第二个我们从事的行业是教育包括给企业家办移民伟世出国的名义办的,我恰恰是解决不安全感方案来的,在国内太不安全,有钱买块地自己种,在空气污染没有办法安上过滤网,奶不安全养牛了,猪不安全养猪了,药得从外面买,水怎么办?空气怎么办?教育的质量,所以发现大家前面讲了许多,反而是对我们从事事情的行业的社会意义升华了,综合解决方案。第二点,我本人也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我们的工作接触了大量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具体说比如大连建材市场的不大的卖建材的个体,他就觉得不安全,就要移民了,这是一个具体的。大到我前不久和北京万通地产的冯总,专门在他的书房里探讨他的两本书,第三本叫《野蛮生长》,第二本叫《理想丰满》,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比较早的人,他的体会从海南房地产的倒闭一直到现在的风风火火,什么叫野蛮生长?其实改革开放是国家用一个政策使得这个国家对幸福追求最强烈的人冲出来,然后带着一些人形成更广泛的就业,物质更好,但是什么事情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形成了恶性化,导致了奶不能喝。包括医生,刚才田律师讲医生职业很好,我前两天和医科大学的副教授聊天,他是胸外科的,被医闹闹得神经衰弱了,他动手术需要好的休息,但是医闹以后工作没有办法进行,不安全大家反映很多问题,刚才我讲田律师所说的,犯罪问题可以解决,后面三类可以总结就两个字,得罪,第一个犯罪应该被追究,得罪谁了可能被谁弄下来,犯罪我认,得罪就不太认了,用强权欺负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本人去过很多国家,也看过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觉得安全的问题,我个人长远看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中国目前的历史阶段,在很多国家历史上全部发生过,统一讲叫资本的原罪,血腥的资本,中国有煤矿工作被砸死,英国有没有?美国有没有?全部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在资本最初积累的阶段是必然现象,中国处于早期的资本积累阶段,这个时候我本人说按照人类的规律来讲,我觉得中国有一天会慢慢的变为具有安全感,但是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发展周期很漫长,我们拿人的生命跟国家的周期比,我们熬不起,那么有一个现实问题,尽快的获得相对的安全,吃的药没问题、吃的菜没有问题,吃的肉没有问题,种种的没有问题,其实也是别的国家多少年有了问题以后完善出来,创造以后我们要当他的小白鼠,比如一个企业犯了战略错误,不管将来了,但是一旦推向市场我们就成了小白鼠,举一个例子,衣服都不安全,可能跟欧盟的标准不一样。当人的温饱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必然产生更高的需求,安全的问题,安全的解决不是单一的个体行为,是社会的产业链、生物链决定的,讲到这儿,我们办理的给家庭从孩子的流血,包括家庭事业继承,包括家族转移问题,是综合的解决方案,冯仑讲一句话,企业做到大到一定程度,对出国的事情考虑非常多了,叫资本和管理在境外,市场在国内,这样的话,你说是不是使得国有资源流失?不会的,每个企业都管很多就业人员,为什么今天的话题是企业家安全?普通职工没有安全吗?也有,相对企业家,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更大,有放大效应,企业家是社会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企业家安全了,对国家的社会性安全,对大部分人安全确实是有现实意义的,这样可能这种模式对中国更长久的,在过渡阶段,因为这个过渡将以什么方式,多长时间发生,我们只有愿望和呐喊,但是我们没有决策力,这是少数人说得算的事。被动情况下,如何让我们承担社会的安全?国家安全、员工的安全、企业安全的责任,可能我们自身的安全是很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样也是对我们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性贡献。

  王璞:谢谢台上的嘉宾的发言,因为我主业是做管理咨询出身,我的方式就是对企业家们、员工们进行访谈,然后总结提炼,再次复访得出大家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刚才我认真听,也做了一点小小的记录,我稍微总结一下,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补充,对我们的不安全性来自于哪里,我们首先清楚,台下嘉宾也可以补充,我们把这个不安全感来自何方做做梳理。

  我一边说一边想,其实也是台上嘉宾的总结和发言,首先来源于不管生产什么产品,好象标准也许说它落后也好,也许说它不细化也好,使我们生产的东西都有可能踩在边线上,稍微不留神就越线了,尤其是食品、药品产品,标准的制定,倪总谈的,标准的确定和法律的关系,以及标准对人的生命的安全等等,消费者的呼声辩证关系如何确定,符合标准就拿标准来衡量和检测,还是它不符合标准,这是第一个来自于产品标准,很多行业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标准的进一步确定。包括房地产行业前一段时间说的地板是否超标,都给田大律师带来了诉讼空间,标准进一步完善,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是税收体制问题,我觉得有些国家标准定了以后执行的非常到位,不执行率或者漏税率很小,而我们国家漏税率如果二八开的话,可能八十都是漏的,如果真是严格的请大律师出面,做一个精细的审核的话,我想漏税,咱们不用偷税这个词,或者用避税的词来说明一下的话,我想每个人可能都处在不合理之中。这是第二个,税制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改革它,包括一定下来我们就严格执行,但是我们定的可以稍微的标准低一些。

  第三个是企业家很重要的,不仅是吴英这样的投资人,包括企业家什么情况下对资金的支配是合法的,什么时候是不合法的,因为我在很多上市公司做独立董事,你在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过程中,这个资本运作很容易违规,现在要求的非常严格,包括信息的披露,当然这个是股民追捧的,要求严,企业家稍微一不留神就违规,这个受到股民的欢迎,但是这个也毕竟是企业家需要注意的,大量的借债类的、融资类的,是不是合理的?甚至企业的钱我借给别人我是不是违法?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我现在帐上有钱都不敢动,我们管理咨询公司每年有钱超过1个亿都不敢动,在帐上就定期存款二三的利率。

  田文昌:有很多这样的人被定为挪用公款罪给关起来。

  王璞:你敢不敢把钱借给别人?我不敢,可能在座企业家笑我愚钝,我帐上的钱不多,1个亿,是不是合法,我回去咨询一下田大律师,对资金的运作稍不注意可能违法。这是第三。

  第四,不同的职业有不安全性,比如政府的官员,真正让律师严格执法的话,我看差不多也都能给办了,企业家别笑,企业家真正严格的来算,包括税法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危险系数也不一样,房地产企业家有几个敢向王石说我绝没行贿,不多,我绝没偷税,更不多了。企业家分国有和民营,国有企业家也很危险,因为一纸调令干部,我不用你了,你说你是安全的吗?这个也是职业的问题。

  第五,环境,自然关系,我们吃的东西担心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就移民了,走了,环境可能也促使下决心走。

  第六,执法的不公的不安全感,大家也说了很多,包括田大律师说的四种里的三种都是执法不公的问题。

  第七,媒体代表的一派力量,执法代表政府一派的力量,媒体代表另外一方的力量,媒体的不公,前面企业家讲的,说半句就不敢说了,因为现场可能有媒体的,据我了解的情况,上市公司几乎都收到过媒体的拿稿子对你做的暗示和要挟,但是你要真的什么事没有你也不用怕,可是哪有几个一点事没有的,或者媒体编故事的机会都没有,这个几乎没有,百分之百都有编故事的可能性,上市公司几乎都受到了媒体的各种方法的来做,有的手段很粗暴和恶劣,很容易被律师处理,有些是非常隐蔽,拿着一篇说不出毛病的一篇稿子,请总经理核实是否准确,你马上还得通过关系来找到总编吃顿饭,在席间说媒体不错,我准备投点广告,这事可能了了,你找那个小记者在这种程度还不好使,刚才说政府系列、媒体系列,还有其他系列的不安全感,可能我刚才有没说到,现在我想问台下嘉宾有没有补充?如果没有补充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下面嘉宾有没有发言的,就你身边的朋友的不安全感,来自何方。

  提问1:我想提问一个问题和台上嘉宾讨论一下,安全感和安全不是一个概念,实际安全感是心态上的感觉,这种感觉要我概括就四个字,不确定性,你有不确定性的时候才有不安全感。但是,安全不一样,我们真正碰到刮骨疗毒的时候你说安全吗?如果你闭上眼睛不知道往你哪扎的时候你就会惴惴不安。我想是三个方面的体验,第一个,刚才我们讲法制社会,实际法律本身来讲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就是指法不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道德底线的问题,这个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共同的认知;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对于环境的把控,你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安全问题可就不一样了,你说我们搞一个技术成果,你怎么知道科研成果一定就搞得成,你得有心理准备,可能搞得成也可能搞不成,像过去年代要打仗总是要牺牲,这个是要有心理准备的,但是这是正义的,相信我们这个组织一定会取得成功,这个不叫不安全感。

  王璞:这个角度非常好,不确定性使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幸福感。还有没有补充的?或者除了台上嘉宾总结的以外,你还遇到了哪些?

  提问2:我就讲一个我的故事,我是做药的,我看了一下这次参加论坛的制药公司的很少,可能只有我一家。最近毒胶囊的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反思很多,严格说起来刚刚倪总说的标准的问题,我想谈王璞说的不公的问题,我认为不公来自于政府,不来自于我们企业家,举个例子,毒胶囊事件发生之后,严格说起来我们只要企业就是用这个胶囊,就像倪总你用螺丝,螺丝有螺丝的标准,你拿来就用,最后一个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企业必须要买一套专门测定镉含量的设备,这个设备很贵,现在生产胶囊的企业必须有,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您是生产衬衫的企业,你买了1万米布,回来做了1万件衣服,以前做一次检测就够了,实际对方给你提供检验报告就可以了,现在不是这样了,每一件必须进行全检,这个负担非常大,但是这个标准究竟谁来制定的,谁来掌控的?十年前从烂皮鞋来做明胶的时候,专利也是国家授权的,所以我觉得我很不安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企业家在承担,不管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都是企业家承担,承担完了以后最后还是罪魁祸首,这次会议我来参加很多话题都和我没有关系,就这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我想耽误几分钟和各位探讨一下,富兰克林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把钱用在什么地方呢?用于参与政府的规则制定,也就是倪总你的电动自行车出问题了,肯定是你的问题,要么召回,因为你没有参与标准的制定,而且你当时生产的时候标准也是按照国家来做的,现在反过来问题一出现了,就是你的问题了。这种不安全感是在骨子里面阻挠了企业家自身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依此类推,我感觉企业家应该形成合力,我第一次参加大连这个论坛,而且是组团过来的,我代表四川阿坝州、汶川和九寨的世界遗产来参加的,我是搞藏药的,现在民族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社会的问题、国际的问题,这个话题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刚刚王伟东老师说他很不安全,我想咱们干脆在这个地方更不安全一点,弄开一点,为什么呢?大连的中国经济论坛能不能就企业家的安全这块形成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论点,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怎么能够团结起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政府下的一个技术的标准,应该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法制的标准,社会的标准以及其他的一些做人的标准,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外推出了很多东西,对不起我有点激动,最近的事情我思考了很多了,凭什么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当时四川省药监局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停产,我说我为什么停产呢?我没有用毒胶囊啊?停产我就损失了,这个单不是政府来买,而是我们企业来买,所以我很不高兴,坦白讲也很不安全。

  宋金伦:我说两句,这个题是我原创的,我简单说说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我是怎么想的?我想的很直接,大家经常讲政府和企业家群体互为影响、互为作用,这就是一种说法,你能影响的了他吗?影响不了。多简单的道理,社会是发展的延续的过程,到了今天有它的不合理和不正确,我设这个题的初衷不是去批判谁和指责谁?我根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大量的潜规则变成显规则,我们国家一有什么就是不健全,30年前不健全,现在还不健全,不健全变成一种常态。正因为大家都漏税,他不漏心里就不平衡,第二个问题不漏,竞争力就受影响,很多企业家也被动的犯错。讲了一圈,回来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企业家群体都抱团了,最后谁牵头谁就倒霉了,你不能抱团,政府还依然强大,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碰他,到他不行了,踹一脚就倒了,那赶紧踹,他还没到那种程度呢。我设这个题目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就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做,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保证安全,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再追求价值最大化,大家应该探讨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在某些环境下安全行为的线在哪里,还得靠近这个线,但是别过线,其实我是重点讨论这个意思。

  王璞:一个是主办方确实是这么想的,希望企业家这样做。另外,我上台之前也提醒我,我第一句话就讲了这个,紧接着刚才这位企业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不安全性来自于这个企业有可能随时收到一纸行政命令的要求,而要求可能是无辜的,但是欲诉无门,行政的指令性作用太大,大家总结了七八个,还有不确定性等等,这个总结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做了一个梳理,我们紧接着进入第二个环节,我们该怎么做,目前就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能做什么?一方面我们认为哪些方面我们能够影响到政府、社会进行进步,比如刚才说标准的事,标准的事完全可以影响到政府,因为各行各业的巨头们坐在一起,每个行业的企业聚在一起就可以讨论这个事,甚至可以在微博上讨论,电动车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标准?在微博上就可以发讨论,政府是高兴的、支持的,各行各业讨论标准的问题政府是高兴的,改变这个社会我们有责任。另外,我们可以从企业家这个群体,我们自身怎么应对这个环境?比如有一个企业家,是内蒙做矿的,他出了事以后有点消沉,做企业家还做吗?他还继续做,但是绝对不会再跟他们扯一分钱的关系了,能做多少做多少,所以他自己也进行了升华和提升,我不挣暴利和大钱行了吧?他说以后就靠你了,靠我做管理咨询提高管理水平,这是关了他很长时间他跟我说的推心置腹的话,如果我们企业家都了解了,每个嘉宾的话都认真听了,也可能产生一个震撼,其实企业家通过一个环境和气场,你识破了可能就上了一个层次和台阶,我想今天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这也是主办方的愿望,下面请各位嘉宾谈谈企业家能够从哪些方面改变,增加我们的安全性,这是第二轮发言希望做到的。

  倪捷: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看法,我们有一个心态首先要摆正,中国社会突然产生了这么多企业家,我为什么说突然呢?因为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有财富积累的问题,突然之间有成千上万的所谓的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出来,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观,杂七杂八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一夜爆富的心态等等都会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慢慢的好转,我认为是这样,也许经过一代、两代、三代中国的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通过企业家正常的心态来把它积累起来,我想首先是这样一个事。第二,我想回顾一下我自己在创办绿源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一共说过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最早以前说的,有一次我获得风云浙商的颁奖词说的,“伟大的消费力是生产力澎湃不竭的源泉。”因为中国政府你对他不敬是很麻烦的,要敬而远之,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者联系起来的,那这个问题大了。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道在哪里?在消费者的满意,中午袁岳做了一个演讲叫服务,我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第二,我当年做标准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感慨,“公共讨论是市场经济的清道夫”,当时我的想法是市场经济要通过公平公开公共的讨论得到一些结论,跟王老师刚才说的一样,标准问题可以公开讨论,讨论有什么关系?各种专家、各方利益代表都说出自己是代表什么利益的,都来发言,看谁能代表公共的利益,在公众利益的需求上达到平衡,本身立法就应该是这样一个进程,这叫经济民主的进程。第三句话也是出现一些问题以后,我感悟半天,我说光这样简单的讨论还不行,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科学应该是民主的基础,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要有理说理,不要靠人多势众闹事,科学是民主的基础,理性的建设性的因素,是可以推动我们社会不断变好的重要力量,也是使我们社会消除不确定性,最终消除不安全感的重要的杠杆。

  王璞:倪总这番话我听进去的是我们每位企业家都是优秀的群体,如果都对这些话题能够深入思考,甚至能去学习一些知识,并且积极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正向的、建设性的、不做任何的负面语言或者偏激思想的举动,我想对刚才这些不安全性改变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只要积极的、全都参加的,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每个领域的讨论都有是益的,包括环境的安全问题,包括电动车等种种领域产品提供方的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我们都能够做有知识的、优秀的群体,这是对我们的进程有好处的。

  田文昌:看来我们的讨论题目设计的好,讨论的好,很贴题,很来劲,前一场讨论恕我直言,有点离题,我上一场听民营企业的融资前景越听越困惑,为什么?全国上下都在喊、在说民营企业融资不艰难,听了半天都不难,除非是来的不难,难的不来,听的有点不对路子,咱们很贴题,大家都有同感,这个话题既很沉重也很深,刚才说到几种表现,这只是大致的说法,如果细说,我一个人一整天说不完,有机会咱们细说。现在我想说,解决风险办法之前我想说说风险、不安全感的原因,我是这样认为的,企业家的风险在目前中国的现状下,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到今天33年而已,法制经济也是33年,我们的市场经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仅仅发生了30几年,还处于初创阶段,第二仍然在不稳,在发展过程当中,第三是不稳定的一种状态。初创阶段、发展中的过程、不稳定的阶段,这是我们的市场状况。我们的法制状况同样是33年,初创阶段、发展过程当中处于不确定状态,朝令夕改,行政诉讼法刚修改完,我参与其中,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问题加起来怎么看?马克斯主义观点很明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经济,我们的法律就是上层建筑,我们的经济基础处在初创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看待我们的上层建筑,如果法律稳定也好,法律本身也是初创阶段不确定的、发展中的,两个不确定、两个发展中加在一起,上面下面都不稳,完全是沙滩上的建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怨天尤人也好,这都有道理,从根本上分析,我们的状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我说我在律师界我们这代人就是铺路石、垫脚石,我们道路上扑满了荆棘,头顶上悬着宝剑,但是我们有价值感和荣誉感,我想用这句话和我们的企业家互勉,我们的企业家虽然面临这么多风险,也同样有这种荣誉感,但是说到这儿就要说下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历史的代价,它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自身的责任,和我们国家社会的责任一致的,就是要尽可能把这种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缩短它的时间,减少它的成本这就是我们防控的问题。所以,谈到企业家风险的防控也是这个问题,如果谈三天三夜谈不完,这么多年来我非常关注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处境,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的方案,包括经营风险、合同风险、刑事法律、人身犯罪的风险、劳动合同管理的风险,所有涉及到方方面面企业与法律有关的风险,我们都做了设计,一个是我们先把风险提示,理论上把它讲出来,然后要具体的防控,有一套操作,就是由律师深入到这个企业里面去,根据企业的详细过程做一个调查之后开出一个药方来,这是一个工程。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说到企业风险防控还是这句话,要说到防控具体的说很难,必须得有风险防控的法律操作,现在只能简单的从两个方面说:一个方面,两个因素,一个是外部因素,企业家减少风险,增加安全感的外部因素太复杂,包括法制环境的改善,市场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调整,甚至包括政治体制的改善,太综合了,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期待着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只是推进这个发展和改进的一个分子而已,这是外部因素,我们大多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参与和支持。第二个是自身因素,一个是自我的约束,毕竟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不成熟,首先从自己约束的角度进行自我约束,尽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按照规律和法律行事。另外一条我冒着做广告的嫌疑,我真不是做广告,我到处在呼吁一定要重视法律,一定要高度重视专业的法律服务,否则我们是无法生存的,我到处跟企业家讲这个问题,国外的企业家、国外的企业环境不知道比我们好多少倍,他们的市场环境是稳定的、正规的,法制环境是成熟的,法律服务是到位、超前的,所以他们爆发的法律问题很少,我们跟人家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经常爆发无法解决的,一连串的并发症式的法律问题,而不重视法律服务,我们看电影都知道外国人很潇洒,包括外国的公民出了法律问题,他们就会说你找我的律师去,这是强烈的法律意识,细化的法律分工,外国人的法律意识极强,但是他也不懂,有律师他需要懂什么?最后导致一种误解,让每个老百姓自以为成了半个法律专家,以为学了几天中医开始自己开方治病了,治不好治死了,要充分的利用法律服务,外国人说找我的律师,中国我们的老板说你敢说找我的律师吗?找我有啥用,我都不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王璞:田律师的建议非常好,我觉得也非常清楚,企业家要想提高安全感,必须有保驾护航的律师。

  田文昌:我也不占用时间了,律师要起作用,我冒着做广告的嫌疑,因为很危险,当企业家和律师脱离的时候,就被孤立起来了,没有人给你保驾了。

  王璞:非常好,谢谢。下一位嘉宾。

  张雍:我简单讲一下,我还是倡导我的观点,刚才大家还是在谈论企业家安全感,不管是安全感还是安全问题大同小异,就这个话题我觉得怎么能安全?我觉得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想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家要想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和政府走近,走得太近也不安全,如果不想更好的发展,你可能就走得更远,走得更远也不安全,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在北大的时候遇到首创的刘小光,刘总问大连的房地产怎么样?我说挺好,我在大连这边找了一个项目,找刘小光,一找说不在了,出事了,我很费解,原来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出事了,然后他也出事了,所以有些事情不安全。另外,大家都知道辽宁省蚁力神的事件,我们大连人,老家瓦房店的,我曾经问他专案组的警官,我说你没问过王洪有如果让他出来他现在干什么?王洪友说如果让他出来他啥也不干了,就做点豆腐卖。就是我们作为企业家第一不要浮躁,第二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政府。我再举个例子,有一家商业银行,他觉得可以不受当地政府的约束,他觉得我这个行长不是市委书记任命的,处处和市政府做对,市长火了,说你这么多人吃我的、喝我的,不为我服务可以吗?最后事业单位开工资都不在这个银行,银行还得去求市长。我说的什么概念呢,不能离开政府。最后讲一个我经历过的小典故,几年前在我们的交警大队要建一个大连合资医院,我有个建筑公司,我们家几百个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搞过开工仪式,我作为乙方的代表,宴请美国吉尔森公司,那个时候在希尔顿酒店,吉尔森博士问了我一句话,说我今天见了市长夏德仁,为什么明天还要去见孙春兰呢,我想了想,让翻译女孩告诉博士,夏德仁是总经理、CEO,孙春兰才是董事长,所以明天一定要见。

  王璞:谢谢,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既不远又不近的距离,这个可以增加安全性。

  王伟东:大家的做法都看到了,第一个是找后台,现在我们大连有个足球队都受影响了,另外自己可以想办法参与政治,最近也有个事情,河南有个企业家,是某一个县的政协委员,因为事情给抓进去了,也是不安全的。另外任总讲的,用脚投票,可以出去,但是出去的话,肯定对企业有所影响,而且也跑不起,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感觉就是确实像我刚才讲的,你要选对行业,拿我工作这家公司来说,威能公司成立于1874年,是一家家族企业,我一直跟家族和董事会很熟,每次聊天都聊,现在在德国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去银行和挣大钱的行业,为什么不去?他说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已经很赚钱了,已经很有保险了,你看一下不管德国也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很多投资银行几年之后就不见了,大概十多年前雷曼兄弟这家投行,当时我还有机会进去,现在早已经不见了,现在摩根大通也有,确实高回报行业带来高风险,作为我们来讲,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去做,对于威能这样的行业来讲,我们做的整体来讲行业不大,但是一年几百个亿还是有的,几十亿还是能赚到的。

  王璞:还有最后一位嘉宾,最后一位嘉宾的演讲一定也会更精彩。另外,我们台上的其他嘉宾也想一句话留下来。

  任希峣:下半场是如何下药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先补充一句,刚才王总说移民了以后市场管不了,不是,很多国家的法律是弹性的,完全不受影响,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做软件的公司,也希望客户有一种需求,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手机和互联网了解企业的状态。世界一体化本身已经是一个事实,不一定是非要去做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讲到这里,关于人身安全或者安全感的问题,刚才一位企业家讲得非常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忧是安全问题,远虑是安全感问题,会担忧才有战略、谋略的布局,不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企业家的思维方式,

  王璞:时间已经超了几分钟了,原来我以为到五点半,刚才会议方说是到五点,有半个小时休息,请台上的五位嘉宾每个人说一句话,另外还是要给台下嘉宾一个问题的机会。

  提问2:

  王璞:时间已经超了几分钟了,原来我以为到五点半,刚才会议方说是到五点,有半个小时休息,请台上的五位嘉宾每个人说一句话,另外还是要给台下嘉宾一个问题的机会。

  提问2:对不起

  王璞:谢谢您的精彩的发言,总结性的发言,我就不总结了,每位嘉宾留下一句话,不得超过30秒钟。

  倪捷: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法制环境是安全感和安全的源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定当努力推动之。

  田文昌:我认为企业家的风险以及规则和法律的不确定性短时间内不能消除,所以防控的主要方式在严于自律的同时,依靠专业的法律帮助。

  张雍:虽然在今天法律还不健全,但是我想每个企业家都要诚信经营、依法经营,否则的话,违法的成本是巨大的。

  王伟东: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讲尺度,做企业要有规则。

  任希峣: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个人责任,长远谋略,大道阳谋。

  王璞:因为安全感是心理问题,弗洛伊德讲过,超我、自我、本我。自我是适应外部的环境来去满足本我,超我是站在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通过自我抑制本我,如果每个人,每位企业家朋友们都能够去从本我、自我、超我这样一个内在的人的变化去入手,我想我们会生活的很幸福,我们一定更安全,谢谢各位!

部分出席嘉宾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

博斯公司高级专家
Bill Russo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易观国际董事长兼CEO
于扬

北大纵横集团创始人
王璞

 

哈尔滨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局长
杨晓萍

中国国际能源集团董事局主席
吴国迪

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
王长田

绿创环保集团董事局主席
姜鹏明

 

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
夏华

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代表
Peter Clever

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
袁岳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庆 

知名财经评论家
叶 檀

资深财经媒体人
罗振宇

 

中国北车董事长
崔殿国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龚方雄

巴西驻华大使馆公使参赞
Tatiana Rosito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
李维安

 

论坛议程

时间(526)

内容

0900——0910  

致辞

0910——1200

主旨演讲

1200——1330

主题午餐会:舆论环境复杂化趋势下的企业对策

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世界上最为复杂而不可精确测算的模型,随着经济发展,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而社会结构的变革反作用于经济领域。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企业面临的外部舆论监督力度大大增加,但随之应运而生的新型营销模式,也为企业带来了全新发展机遇。如何应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新压力与新动力?社交网络之后下一个将改变企业生存环境的社会变革又在何处?

1330——1500

互动论坛:中小企业的“钱景”与民间金融的前景

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金融发展难。虽然国家也在陆续出台各种政策推动其发展,但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系统性都还远远不够。当前环境下,中小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渠道有哪些?未来的“钱景”会怎样?民间金融的前景会如何?

1330——1500

互动论坛:后调控时代的地产趋势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权重最大、影响面最广,对稳定全局的作用也最大。尽管调控的政策在持续推出,但形势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存在的问题也好像越来越难解决,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使房地产业回归“正途”的有效路径。“后调控时代”,房地产业会朝着怎样的趋势发展?政府会出台哪些新的政策?作为房地产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

1500——1520

茶歇

1520——1650

互动论坛:文化产业的远景与真实变量

文化产业:改革号角早已吹响,振兴战略也已确定,发展前景亦少有人质疑。当下大家最关心的是,文化体制改革具体将怎样落实?哪些细分行业会因此而得到推动并实现快速发展?哪些领域可以重新进入?

1520——1650

互动论坛:企业家的安全感与安全

当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成为常态,当大量的潜规则变成显规则,为使企业正常经营,也为了能“公平”竞争,更多的企业家不得不被动“犯错”。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家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没有安全感。此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影响了企业家群体的幸福指数,更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那么,企业家的安全感如何改善?企业家的安全又如何保证?

1730——2000

晚宴

时间(527)

内容

0900——1030

主题论坛:新技术 新模式 新产业:经济发展新动力

当前各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目前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哪些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未来的前景分别会怎样?这些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对传统产业会产生哪些影响?受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些行业?  

1030——1200 

主题论坛: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确定性投资机会

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和状况的同时存在,使当前的环境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此种情况下,如何去寻找其中隐藏的确定性投资机会?又如何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

1200——1330

主题午餐会:中国资本市场趋势展望

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滞后、创新与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发展现状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等诸多问题,国家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服务、监管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接下来,诸多改革措施实施的效果会怎么样?能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资本市场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1330——1430

主旨演讲

1430——1600 

主题论坛:继续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上下共识已经达成,外部动力也已存在,继续改革似乎已经水到渠成。然而,旧体制、旧思维产生的惯性及既得利益集团等诸多掣肘的存在,注定继续改革绝非易事。

    改革的动力何在?改革的阻力何在?未来改革会朝着怎样趋势发展?二次改革目标需要多久方能实现?

1600——1620 

茶歇

1620——1750

主题论坛: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比较欧美,目前中国的形势虽相对乐观,但近忧和远虑并重。中国不仅需要解决好控通胀与保增长、增就业这对纠结的“难题”,同时还要加快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变化不同类型的企业该如何应对?

1800——2030 

晚宴

热点专题
4月宏观经济数据

  2012年4月份,CPI同比上涨3.4%。...[详情]

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决定从5月18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详情]

联系方式

大连•中国经济论坛秘书处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风光街33号17层
邮编:116011
嘉宾服务:0411-8362 8849
公共关系:0411-8369 8159
媒体协调:0411-8364 1515
会务管理:0411-8362 4409
传真号码:0411-8364 3737
电子邮箱:dlzgjjlt@vip.sina.com
官方网站:http://www.dlzgjjlt.com